作者Nigel Inkster (@NigelInkster) 是英国秘密情报局前行动与情报主管，于2006年在该职位上退休。他是国际战略研究所网络安全与中国资深顾问。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在我为英国秘密情报局工作的30年里，中国从未被视为一个主要威胁。

如果我们晚上失眠，那是因为一些更紧迫的挑战，比如苏联的扩张主义和跨国恐怖主义。中国从混乱的毛泽东时代逐渐崛起，中国军队1989年镇压天安门广场的民主示威之后，中国在国际上遭到孤立，它看起来就像是与外界隔绝的一潭死水。

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已经获得了全球经济和外交影响力，使得秘密行动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情报收集，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有可能压倒西方安全机构。

美国和英国的情报部门负责人——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和军情五处处长肯·麦卡勒姆——在7月一场前所未有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发出信号，表示对此事的担忧日益加剧，警告中国在窃取技术和经济情报，以及对外国政治施加有利于北京的影响方面，做出了“令人震惊”的努力（正如克里斯托弗·雷所言）。他们表示，这一步伐正在加快，军情五处对疑似中国间谍活动的调查数量自2018年以来增加了七倍。

中共的文化历来具有隐蔽性质。但是自从十年前习近平主席上台后，该党在中国成为一股更加主导的力量，这种隐蔽性质在国家机构中进一步扩散。中国可以说是一个情报国家。中共将获取和保护机密视为一项全民事业，向举报间谍行为线索的公民提供奖励，甚至教育学童要保持警惕。

西方无法做到以毒攻毒。像中国那样，围绕着与外国敌人的竞争来动员政府、社会、经济和学术体系是对西方价值观的违背。但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需要深刻认识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并确保与北京接触时要有头脑冷静的现实意识。

上一次类似规模的国家情报威胁来自苏联。但当时的苏联孤立而又贫穷。另一方面，中国成功的经济是全球增长的关键引擎，这极大地扩大了北京的影响力。

30年前，中国的情报机构在世界舞台上还鲜为人知，但如今，它已拥有强大的实力和充足的资源。他们善于利用开放社会的脆弱性，以及对中国经济日益增长的依赖，来收集大量情报和数据。其中大部分发生在网络领域，比如2015年美国人事管理局遭到黑客攻击，数百万联邦雇员的敏感数据被盗。中国情报人员还就职于国有企业、国家媒体机构和使领馆。2020年，特朗普政府关闭了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就因为它是收集高科技情报的国家中心。

但中国的秘密行动并不止于此。

中国2017年颁布的《国家情报法》要求公民为情报机关提供协助。但这项立法只是正式确立了已经成为常态的情况。更广泛的中国挑战来自从事可能不符合常规间谍概念活动的组织和行为者。

其中大部分是由统战部组织的，这是一个党的组织，旨在吸纳华侨社区中有地位的成员——在习近平领导下，其范围已经扩大。中国还努力吸引其他西方公民。今年曝光的一个典型案例涉及一名英国政界人士，其办公室收到了一名华裔律师的大量资金，该律师因此获得了与英国政界的接触机会。中国的一种做法是耐心地培养与城市或社区一级政界人士的关系，这些人有可能升到更高的职位。另一种方法是所谓的“精英俘获”，即向有影响力的西方企业或政府人士提供有利可图的挂名差事或商业机会，以换取他们倡导符合中国利益的政策。

对中国来说，这项工作事关生存。必须获得技术和商业情报，以保持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防止社会不稳定。习近平强调，需要采取“非对称”的手段，在技术上追赶西方。

中国现在可能走在了前面，但西方情报和安全机构也有一些工具可以发挥作用，包括为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语言技能，以及对中国和中共运作的认识。但他们需要帮助。

自由民主国家不能只做被动防御；政治领导人必须支持加大对主动出击的情报收集能力的投资，并开展外联项目，教育企业、政治组织和其他潜在目标了解自身的脆弱性。此外，还需要有系统来评估中国企业或充当北京幌子的非中国实体的正常商业活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更新、更有效、与不断变化的动态相适应的立法至关重要。英国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政府似乎准备通过一项国家安全法案，扩大间谍活动的定义，并采取措施，如内政部所说的那样，为那些充当外国利益代理的人创造“一个更具挑战性的操作环境”。在对中国的活动产生担忧后，澳大利亚于2018年颁布了类似的立法，以遏制外国的秘密政治影响。

对抗北京是一种艰难的平衡，尤其是在拥有大量中国侨民的国家。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特朗普政府在“中国倡议”下，启动了联邦调查局防止美国大学经济和科学情报被盗的项目，这对华裔科学家和工程师产生寒蝉效应，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该倡议于今年终止。

西方国家不应该害怕采取大胆的行动。1971年，在间谍活动激增后，英国大规模驱逐了苏联情报官员，类似这样的行为很少——即使有的话——影响到更广泛的关系。间谍活动和颠覆活动的影响也不应被夸大。苏联输掉冷战不是因为它的情报工作——这部分做得很好——而是因为其执政理念的失败。

事实可能会证明，中国的情况也会如此。西方政策制定者和情报机构必须进行创新和调整。但他们也必须确保自己采用的战略尊重自由、开放和合法的理想，正是这些理想对中国的党国制度构成了最大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