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拜登的政治讨伐：美国穿越临界点，进入政治内战》
如果说美国进入了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不可调和的“政治内战”，甚至接近政治与政治僵局及“内爆”，对中国，特别是我们都关心的台湾问题会有什么影响呢？以下是笔者的一些分析、推理、研判，仅供参考：
1.民主党白宫和议员均看到：对华强硬带来的本土政治收益大于政治代价。在其任内，拜登的白宫主要把注意力放在盟友身上，虽然没有进一步恶化已经极为糟糕的美中关系，但大致延续了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与框架（例如贸易战）。这说明，拜登白宫认为，维持特朗普的对华政策的政治收益是大于其政治代价的，千万不能被认定为对华软弱。如此，也就没有必要调整政策了，所以特朗普的对华政治政策框架基本继承下来了；此外，民主党国会议员——甚至更加考虑本土政策、关注本地议题的众议院议员——也看到了对华强硬的好处：因此，佩洛西选择在中期选举前窜访台湾，帮助民主党在中国问题上“消除短板”，避免因被认为对华软弱而在政治上失分；
2.民主党对华政策、两岸政策的步调已经“跟上了”共和党。要指出，这里既包括传统的、主流的共和党鹰派，也包括特朗普及MAGA共和党人。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对华政策趋同，强硬反华成为基本共识。当然具体而言，白宫需要处理现实事务，往往会呈现出理性、温和、务实；国会议员需要迎合选民、配合选举政治，往往表现得更加激进；
3.如果两党的观点趋同，甚至基本一致的话，那么在对华/台湾问题中，选举政治家可以获得的额外的党派政治收益（partisan political gains）反而会减少。为什么呢？因为当代的选举政治是要博弈的，要在冲突、对立、矛盾中发现价值。如果大家观点非常接近的话，都号称是反华、要暴打熊猫的，那还有什么可以去攻击对方的呢？还要证明谁比谁更反华么？或者证明谁比谁其实更软弱？还是说要揭露到底谁在中国有经济利益？总之，大家逐渐“扯平”，没有什么可以“卷”之后，中国这个话题就瞬间变得“不那么有意思”了。大家不妨透过这个角度理解一下：为什么佩洛西要窜访台湾：民主党要做“政治销项”，减少一个可能被政敌攻击的议题；
4.反华政策的“内卷”也不是没有边界的。在对华/台湾问题上，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客们肯定不是完全一致，是有非共识部分的，而且也希望看看反华议题能不能带来边际上的政治收益：在选举政治下，政客总是认为：只要自己提出的政策略微更激进一点，或者更具有“符号”意义（让选民能看懂），就能够带来某种边际上的政治收益。所以，只要政治上对自己有利可图，他们就想“玩一玩火”。但人们也知道，玩火归玩火，原则上也不能无限“内卷”，无边无界，结果真的引发了武装冲突。政客们都很清楚，美国选民并不希望美国真的卷入一场发生在中国家门前的军事冲突。所以，达到一定的临界点，政客就没有动力推出更加激进的政策了（例如大幅度改变台海现状）——他们认为风险和收益不再匹配。当然，问题是，美国的政客对两岸/台海问题的复杂历史经纬及中国大陆的考量并不一定清楚，有可能出现误判，导致“玩火自焚”。这一条想表达的只是，华盛顿政客对台湾问题上不是没有边界的，要突破美国分而治之的“一个中国政策”也不容易。当然了，如果特朗普当政，这一切也不好说；
5.到一定时候，反华议题、台湾议题在美国国内政治冲突里的相对重要性可能下降：民主和共和两党在对华及两岸问题上趋于共识，并且反华政治、台海政策已经被推到了某种公认的临界点或深水警示区，推动更加激进政策的动力就不强了，因此边际的政治收益在变少，代价和风险却在提高：政客反而可能会被冠以视美国安全不顾、是军工联合体的利益攸关者、甚至是“战争贩子”、不惜伤害美国本土安全之类的指控。总之，还是表达这意思：到了一定的时候，打“中国牌”、“台湾牌”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两党缺乏本质分歧；美国选民对话题不感兴趣、且觉得激进反华有不利于美国的重大风险隐患；
6.拜登的费城政治讨伐讲话使美国进入了“政治内战”，两党争议议题将快速向本土问题聚拢。关于拜登对特朗普及“MAGA共和党人”的政治宣战，参见：《拜登的政治讨伐：美国穿越临界点，进入政治内战》。拜登本来的人设是温和、团结、能够找寻和建立共识。但在2022年的美国，他看到，并不得不承认，创造和利用分歧、对立、冲突、撕裂的政治可操作性及潜在的政治收益远远大于政治代价。当他开始了对特朗普和MAGA共和党人的征伐后，美国国内政治的议题将聚焦：
——美国人的身份（identity）和文化，究竟何为美国文化？
——美国的根本政治价值究竟是什么？是自由主义者的版本，还是保守主义者的版本？
——究竟如何保护美国的政治制度? 究竟谁在保护美国的政治制度？
——在美国，如何才是“爱国”（patriotic）？“谁”才是爱国的?
——如何才能让美国的未来变得更好？以及更根本的：什么才是一个“更好”的美国？
——在美国，如何才是“爱国”（patriotic）的？谁才是爱国的?
——美国的“灵魂”（soul）究竟是什么?
——以及所有的现实问题——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分配问题、犯罪问题、枪械管控问题、外来移民问题、堕胎权问题、性别问题、传统价值观问题、种族问题、环境保护问题……
当美国人已经在自己的根本文化、制度、价值观等“存在性问题”上撕裂后，中国问题/台海问题一下就变得比较“边缘”了。所以，拜登在针对特朗普和MAGA共和党人的政治讨伐里只字不会提及中国（当然也没有提及俄罗斯和乌克兰）。
7.上述美国国内政治议题（而非外交议题）将主导及定义2022年的中期选举及2024年的总统大选。进入政治内战后，选举政治家（无论是议员还是总统）只有在这些最根本的、存在性的、指向美国未来之路的问题上亮明自己的身份，说清自己的价值与立场，攻击自己的政敌，才有可能获得政治加分。中国议题是否还会存在呢？当然会存在，只不过在美国激烈的国内政治内战下，中国问题对选举政客的“边际价值”进一步减少——何况前面已经分析了，两党已经“扯平”，没有太多需要争论的问题；
8.“中国议题”在美国本土政治斗争和内战里的相对重要性减弱，有没有可能使得美国的对华政策更加温和？答案是，这里有“有利”的方面，也有“不利”的方面；
1）有利的方面：如果一，美国两党政客对中国问题趋于共识，没有特别大的、根本性的分歧，二，美国选民对中国议题并不那么关心，三，政客从中国议题中能够获得的边际的党派政治收益有限，那么美国有可能对中国采取一些相对“温和”的政策。请注意，这个“温和”也只是相对而言的——例如，只是避免采取太过鹰派、太过激进、徒有政治“符号/象征”意义但也并不符合美国直接利益的某些政策。
2）不利的方面：
a）共识带来的锚定效应：既然反华政策已经成为美国政党政客们的共识了，那么逐渐的，这个共识就会产生“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使得偏离共识越来越困难；
b) 政治正确效应：在一个总体反华的大环境下，政策反华一点是政治正确；政策亲华一点是政治不正确，可能会变成政治包袱，遭到反对派的攻击。最终，由于政客和决策者都怕被人描述为对华软弱者，会选择“宁反华勿亲华”的政策；
c) 民主党和共和党均会利用“反华”、“制华”推动自己的政治、政策议程。大的方面是：
——民主党推动的是“左翼”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会更多地把与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竞争作为推动自己解决国内经济社会民生政策及议程的理由：例如发展基础设施、发展教育、发展医疗卫生、发展科技及产业政策及各类的左翼经济政策
——共和党推动的是“右翼”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会更多地把中国作为解决美国国内矛盾的对象与出口（从贸易战、科技战到直接制造地缘政治冲突），以及把厌华、反华作为抵制左翼经济政策的理由（例如称中国是“共产主义”，美国搞社会主义/左翼经济政策就是走中国模式，是破坏美国的资本主义核心价值及制度等等）
d）与中国综合国力发展的关系：
——中国相对于美国发展得越好，越是在国力上接近美国，甚至使得美国处于某种占下风状况，美国反而越有可能将失落和沮丧之情转化为大国地缘冲突，挑动与中国摊牌“决战”。
——中国还在发展过程中，但还没有快速缩小与美国的距离。考虑到反华、制华已经是美国的政治共识，这时会有无数的政客和决策者致力于推动在中国完成全面崛起之前先下手为强，提前扳倒中国。其实这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现状；
说白了，无论中国发展快也好，慢也好，都很难避免与美国的冲突。
e）两国之间的沟通及互信问题：当两国的政治分歧越来越大时，双方会逐渐丧失信任基础，由政治、机构传导到个人。这时，两边的人（例如政府官员）也很难再建立和维护非正式的个人关系和沟通管道，不容易维持信息对称。一旦沟通机制出了问题，双方可能出现更多的误解与摩擦，并导向更大的分歧和冲突。更大的分歧和冲突出现后，又会使得双方的沟通和互信更难。这是一个分歧和相互不信任螺旋上升的概念。
总体看，不利方面多于有利方面。所以，美国即便陷入了“政治内战”，我们可能发现政客反华言论“少”一些了，围绕中国的问题“淡出”了，但这并不代表美国对中国会采取更加友好的态度。
但无论如何，只要“中国问题”不总出现在美国国内的政治争论、政治话语及政治舆情里，那终归是个好事。
9.美国政治更加转向本土议题、外交上更加“孤立”（isolationist），民众对干预美国以外事务（包括经济制裁）的意愿不断下降。
1）历史上和正在经历的冲突会改变美国民众的态度的变化：
a)不愿意派兵了:对阿富汗和对伊拉克的战争经历，使得美国已经没有支持参与海外作战的本国民意基础。新的政客，无论是新的左翼（桑德斯/Progressive）的还是新的右翼（特朗普/MAGA共和党人）都反对参与海外战争。正在发生的俄乌冲突，大家都知道美国不会派一兵一卒。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结果也将是一样的。
b)以后可能也不愿意大规模制裁了:俄乌冲突的经历，可能弱化美国对强国发动大规模经济制裁的本国民意基础。通过这次对俄罗斯的制裁，美国民众将感受到制裁带来的经济后果：加剧了通货膨胀——尤其是能源价格飞涨。欧洲的经历就更惨痛了。原来觉得伤敌一千，自伤八百，现在怀疑是伤敌八百，自伤一千。这些痛苦的经历，将削弱美国（及欧洲）选民未来对强国发动大规模经济制裁的支持。
c)发展到那个时候，“孤立主义”可能就变成主流共识了:如果一个政客轻率地扬言要对大国发动经济制裁，那么在政治上是会丢分的。不要认为美国就可以永远挥舞经济制裁的大棒。
2）在撕裂的极化政治之下，美国越来越难就大规模的武装干预及经济制裁建立共识。
a)美国政党政治议题的“本土化”。美国国内政治还在极化，左的更左，右的更右，在进入政治内战后，均会围绕最核心、最关键、最根本的非共识问题排布自己的政治资源。这些问题大多是本国议题——例如文化、认同、身份、核心价值、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政策等。无论是民主党和共和党，我们都将看到更加本土化、更加“内向的”（inward-looking）政客。
b)政治、经济、社会撕裂的国家很难酝酿大规模的对外干预及制裁。极化政治下，美国本国经济社会的痼疾也就更难通过政治手段得到解决。今天我们看到的经济问题（从产业中空到贫富差距的拉大）、犯罪问题、移民问题、种族主义问题、枪械管制问题、毒品问题、社会价值及认知撕裂问题都会比今天更加严重。在大多数问题上，人们都会形成相反的态度，社会被分裂为无数的信息茧房及政治“泡泡”里。这时，推动大规模的经济制裁也会很难。有人问：反华不是共识么？为什么推动反华经济制裁会越来越难呢？答案也很简单，“反华”是共识，但经济制裁也是有巨大经济代价的，这个代价该由谁来承担呢？可参考俄乌冲突。在美国，收入越殷实的人，越容易支持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因为这些人自身的经济抵御能力强；反之，收入条件越差的人，越担心制裁俄罗斯对自己带来的经济影响
图1：56%的加州人支持制裁俄罗斯，哪怕能源价格因此提高；
图2：高收入群体比低收入群体更愿意支持制裁俄罗斯
收入低于40,000美元者，假设能源价格因此提高的话，有45%的人表示愿意支持制裁俄罗斯，但有25%的人表示反对；
收入高于80,000美元者，假设能源价格因此提高的话，有69%的人表示愿意支持制裁俄罗斯，只有14%的人表示反对。
中国有句俗话叫“站着说话不腰疼”。
图3：能源价格提高给加州人带来了财务困境，其中：
收入低于40,000美元者，有47%的人表示遭遇了严重的财务困境；
收入高于80,000美元者，只25%的人表示遭遇了严重的财务困境；
笔者判断，如果俄乌战争继续拖下去，美国（及欧洲）的普通民众因为对俄经济制裁（及俄罗斯的反制裁）承受了较大的经济代价，那么未来，再推行对强国（例如中国）进行持久大规模经济制裁的民意基础及政治基础也会大大减弱。当然这个问题还要观察。
3）如果美国政治及选民意志更加地本土化、更加走向“孤立主义”，那么未来干预外国事务能力、手段及意愿都会大大受限。说白了，又不愿意出人，又不愿意出钱，那还能干什么呢？当然了，还有一条，就是贩卖武器，继续发战争财。但无论如何，如果干预的能力、手段、意愿减少了，那政客是“吃力不讨好”，组织、动员的动力也会减少。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析。纯粹是棋盘推演，并不涉及具体政客。
但要指出，特朗普是一个巨大的变数：此人不按常理出牌，行为很难预测。如果他上台，会是一个很大的变数。但笔者一直的观点都认为，他的上台将会加速中美关系的恶化，甚至将两国逼到墙角，真的发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