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 （ID：whzh_21bcr），文章原载《青年探索》2022年第4期，原题为《文化资本“失灵”：“蹲族”青年的现实表征和生成逻辑》，作者：鞠法胜、刘卫平、余秀兰，原文标题：《“手拿好牌， 我为什么偏不打?” 中国名校生“蹲族”真实调查报告 | 文化纵横》，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在社会眼光里，“家境不错”和“名校毕业”，这两个标签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往往意味着好工作、好前途。然而现实中，不少人却成为“蹲族”——与“躺平”青年不同，手抓“好牌”，却打得“稀烂”，甘愿充当社会的“透明人”，这一现象正引起关注。
本文作者认为，“蹲族”不能被简单定义为一种社会病理。拥有优势背景却依然选择“蹲”，说明中产群体的文化资本传承，正出现“失灵”。“蹲族”的生成逻辑有三个方面：
第一，家庭单一的角色期待（考上重点大学）和对子女生活的包办，影响他们的自立，为内心空虚、没有兴趣、充满孤独和无意义的“空心病”埋下种子。
第二，他们对非自主选择的专业缺乏认同，难以驾驭大学生活突如其来的“自由”，遭遇失意后，反而容易萎靡不振。
第三，他们离开校园进入社会后，在高压枯燥的工作环境中，面临职业价值感匮乏和自我认同危机；在高压内卷下，如果遭遇偶然性失业，他们干脆拒绝上班，同这个世界保持距离，也是宣告自我的一种方式。
作者认为，对于“蹲族”现象，应予以足够重视并思考纾解之道，以避免本该拥有美好前途的年轻人陷入空虚迷茫、丧失社会价值，并预防潜在的多重危机。以下为正文：
大卫·布鲁克斯（Brooks.D）提出“奥德赛期”（The odyssey years）以诠释青少年的徘徊、游荡、选择与尝试，或离开校园步入社会，或赖在家中无所事事……，伍斯诺（Robert Wuthnow）认为，流动精神正重塑这一代人、重塑这一生命时期，年轻人在毕业后进入的是不确定且多样化的社会真实情境，此时旧的通道不再顺畅，而新的规范尚未建立，在不断寻找、尝试后，凡事都逐渐让位给缺乏远见本身。
全球化浪潮使愈来愈多的中产阶层青年卷入其中，欧洲年轻人用更多时间在学校和工作间摇摆，美国的“归巢族”、日本的“乐活族”和“低欲望社会”等无一不说明此种情境。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将拥有文化资本优势的中产阶层称为“文化贵族”。相较底层，中产阶层掌握的符号话语体系和教育系统所推崇的符号话语体系具有同质性，其子女容易取得较高的学业成就和社会地位，丰富的文化资本足以支撑他们在社会流动中熠熠生辉。
但《半月谈》曾描述过这样一群人，“名校毕业、家庭出身不错，这两个标签加起来仿佛预示着一份好工作、好前途。实情却是，部分这样的年轻人并没有按如此剧本走上理想之路，而是选择在家或出租屋里，成为一名‘蹲族’”。与“躺平”不同，“蹲族”手抓“好牌”却打得“稀烂”，甘愿充当社会的“透明人”。倘若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并给予因应之道，除了会使这部分个体陷入空虚迷茫、丧失社会价值外，还可能给家庭和谐、社会文明和国家发展带来多重危机。
关于“蹲族”，有人归因为日趋内卷的就业环境，有人归因为期待与现实间的落差；有人将其视为个人选择，有人视为资源浪费。上述观点虽提供了了解“蹲族”的不同视角，但仍有必要追问，“蹲族”的生活镜像如何？背后有无深层缘由？这一群体彰显了青年怎样的价值诉求？对上述问题的回应，有助于聆听他们内心的声音，进而有针对性地回应他们的诉求和期盼。
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相关研究集中于“丧”“佛系”“隐蔽青年”和“蛰居族”“985废物”等话题。诸多学者虽从不同学科视角对这些问题的涵义、表征等作了积极探索，但理论思辨和逻辑构建仍是研究主流。
“丧”带有衰颓、无望、消沉等情绪色彩，是流行于青年群体中的亚文化新形式。作为“丧文化”的延续性发展，“佛系”在日本最初指认真专注、积极主动构建生活与工作的平衡，但在二次创作与建构后，逐渐演变为“不争不抢、有无均可”的无所谓心态。虽表现为“风轻云淡、无欲无求”，但最终沦为无意义的价值主义和观念主义。
有别于“丧文化”的模糊所指，“佛系”具有一整套日常生活实践方式，两者都是个体对社会变革的回应，折射出个体面临的现实困境与社会症候。“躺平”反映了年轻人的生存焦虑，是可望不可即的倦厌，是努力后的无奈与妥协。“隐蔽青年”或“蛰居族”长时间与社会脱节，且已退出大部分社交、蜷缩进自己的生活空间。
相对于“丧”和“佛系”作为亚文化存在，“985废物”和“蹲族”是青少年在面对具体情境时的心态呈现与行动选择。但“985废物”是学生就读期间的心态呈现，而“蹲族”则是毕业生迈向社会时的抉择。
前述心态及“遮蔽青年”等现象的提出并不涉及家庭背景，但“蹲族”自提出伊始就与家庭背景紧密相连，“名校毕业”和“家庭出身不错”的标签叠加预示着一份“好工作”和“好前途”。
按文化资本的逻辑，个体自出生伊始，他们的人生道路业已确定。文化资本的分布结构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息息相关，家庭出身越好传递给子女的文化资本就越丰富，经济资本通过投资文化资本，使其得以不断积累，进而影响子女在校成就以延续阶层优势。
保罗·迪麦哲（Paul DiMaggio）等人在社会资本与社会流动理论基础上，诠释了文化资本对社会资本累积的积极影响，即有助于取得较高的教育成就和职业地位。换言之，文化资本的阶层识别作用使较高文化资本的拥有者有更多机会结交和进入社会上层，增加其社会网络资源。
中产阶层子女本应顺风顺水，走上人生康庄大道，但“蹲族”却并未按此理论设想的路径前行，文化资本出现“失灵”。换言之，中产阶层文化资本的承继与联结也并非完全遵循文化资本逻辑，但这一现象却往往被研究者所忽略。因而本研究关注“蹲族”青年文化资本“失灵”的表征及他们的现实体验和情感出逃，并尝试对他们遭遇的困境及成因作出解释，进而探讨中产阶层文化资本为何“失灵”及背后深层次涵义。
上述文献虽对认识“蹲族”及其心态产生极具参考意义，但却并未揭示中产阶层子女成为“蹲族”的深层缘由。社会学的想象力是把个人的生活历程与历史联系起来，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及两者间的联系。“蹲族”不能被简单定义为一种社会病理，拥有优势背景却依然选择“蹲”，愈发彰显出无论家庭出身和学业成就如何，青少年进入奥德赛期后面临的严峻处境。
资料采集与处理
本研究将研究对象厘定为：家庭背景优渥、名校毕业，主动放弃就业时长达六个月以上或在就业过程中选择逃避的青年群体，并按此标准筛选信息。
通过目的性抽样在豆瓣小组中选取了8名“蹲族”（具体见表1），进行线上半结构访谈，他们家庭背景优渥，均毕业于“211”“985”院校，每位成员访谈时长为50分钟以上。在访谈中除重点关注生活状态、心理感受和主要诉求外，还对线上观察数据进行追问，以便对“蹲族”包括情感实践与内在体验的现实表征，及其背后原因作进一步分析。
“失灵”的现实表征：“蹲族”青年的多重体验与情感出逃
“蹲族”打破了社会大众对青少年“奋发有为”的理想期待，也打破了文化再生产的预言。有人将其归为“拿着一手好牌却打得稀烂”“不努力、不上进”。但仅从个体身上找原因，容易忽略文化环境对个体造成的限制和创伤，对“蹲族”的污名化处理在消解他们主体意蕴的同时，也忽略了他们内心的真实状态。
实际上，“蹲族”在日常生活中呈现出文化资本“失灵”的多重表征，他们本应通过继承家庭的文化资本，在学校教育中取得学业成就，获得向上流动的敲门砖，但现实中他们却面临资本转换的“失败”、阶层跃升的“中断”和中产图景的“背离”，他们没有借助教育阶层体系与职业阶层体系间的紧密联结，实现社会地位的维持。探究“蹲族”青年蕴含于表征中的多重体验和对中产阶层的情感出逃，有助于了解“蹲族”青年的社会遭遇。
（一）资本转换的“失败”：“获得面子的标志”和“失败者形象”
名校毕业意味着“蹲族”获得了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阶层优势传递的可能。同时，在中国情境中，制度化文化资本的获取还有一重意蕴是“获得面子的标志”。体现为，一个人学业成就越高，个人的价值和尊严也越高。学术头衔和“面子”背后所折射的是象征资本，而这种象征资本恰是教育精英们的专利，也是中产阶层家庭的专利。
文化中“社会时钟”的存在对人生标志性事件发生的正常时间和顺序都做了相应计划，倘若事件没有按既定时间发生，秩序被破坏，个体就会遭遇很大的精神压力。名校毕业让“蹲族”本应借助高学历实现制度化文化资本和社会地位的转换，即拥有一份光鲜体面的工作。
但现实情境中，他们却没有高收入和稳定工作，不符合以利益和经济衡量“成功”的传统标尺，他们被自身及社会视为“失败者形象”，羞耻感油然而生。他们时常陷入迷茫、困顿和焦虑不安，这种状态是对未来迷茫和当前颓废双重效应的叠加。因为缺乏传统意义上的“成功”，他们难以回到熟人社会建构的场域中，这既是给家人“留面子”，也是不想受人“指点”，
“承认自己是一个‘蹲族’其实挺耻辱的，这是标准的失败者形象，很多人质疑‘你爸妈辛苦供你上大学就是为了让你蹲?’”（D）
“现在的生活虽不是尽善尽美，但我在外面无论过得怎样，家乡的那些人即便指指点点我也看不到，听不着，不会难受。”（P1）
（二）阶层跃升的“中断”：“找一份好‘工作’”和“无意义的上班”
就个人发展而言，工作是个体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是个体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载体和途径。作为社会性需求，追求更高级和更有价值的工作是个人在社会环境中的共同价值取向。
按文化资本的逻辑，学校扮演着社会分层代理机构的角色。“文凭”的筛选功能使一个人的学业成败攸关未来职业地位的高低，当个人学业成就越高，未来职业社会地位也会越高。名校毕业的“蹲族”本应从事较高社会地位的工作，但他们在就业中没有体现出“中产阶层学生素来努力学习，并且在工作中发挥他们所处环境推崇的职业美德”，反而选择了主动放弃就业或逃避就业。“蹲族”的这一选择也背离了文化资本的预设：拥有名校学历作为垫脚石，通过拥有一份良好的工作实现阶层跃升。
“蹲族”不愿意从事身体、心理上有困乏的工作，许多人因找不到工作的意义和价值而离职；他们有时候又并非在逃离工作，只是拒绝上班，拒绝无休止的重复劳动、畸形的职场文化和被规训。在这种逻辑漩涡中，他们越“蹲”越久。
“虽然工作量没有很夸张，但日积月累重复劳作也身心俱疲，职位在前公司干到天花板了，对未来无比迷茫，决定辞职在家好好休息，已经在家蹲了六个月，这几年挣的钱还可以维持现在的生活。”（P3）
“蹲了一年，检讨过、反省过，但更多时候，我只感觉爽到飞起，不用和早晚高峰作斗争，不用看见讨厌的领导和同事，每天活得超级peace。但我真正讨厌的是工作，逃避的是生活吗?其实不是，我讨厌的仅仅只是上班这件事，就像圆桌派里说的那样，我们只是讨厌组织下的环境和时间表，那感觉犹如困兽。”（D）
（三）中产图景的“背离”：“争当奋斗者”和“躺平低欲望”
在中国的社会情境中，大多数中产阶层通过孜孜不倦的奋斗获得了高学历文凭，以读书改变了命运，也实现了家庭文化资本的创生。伴随着国家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他们这一代人依靠自身的勤奋、努力和拼搏创设了文化资本。
因此，他们认为人生是打拼出来的，植根于成长经历中的拼搏和奋斗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成长底色。但“蹲族”在现实中却丧失了奋斗的动力，甚至在现状中“躺平”，而这也让他们与中产阶层奋斗拼搏的图景产生“背离”。“蹲族”一方面表现为社交需求的最低化，在现实中存在明显的社交退缩，并一度衍生到婚恋和发展中；另一方面体现为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衍生出“低欲望”的心态。
“只维持必要的人际交往，以生活为半径而不是以社会为半径”。（D）
“至于找对象，我就随缘吧。交流过程也比较累，费时间费精力，还不如在家买点好吃的，一边吃一边看电影”。（D）
“我自诩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不高，有吃有喝就足够；我不奢望有女生会喜欢我，即便有我也懒得去应付。”（I）
“睡到自然醒，然后打开电脑，和工会里的朋友们聊聊天，打几波团战，然后到楼下吃个晚饭，溜达一圈，回来继续打游戏到深夜。和游戏里认识的陌生人聊聊天，这样简单的日子给了我从未有过的满足感。”（D）
“只要没有娶妻、买房，走上世俗意义的人生巅峰这些欲望，那么回顾生活，你就会发现一切很容易”。（I）
伴随科技进步和网络发展，“蹲族”“被无意义感主宰着生活”，他们不太注重传统意义上的“成功”和个人发展需求，并将其归为“世俗的欲望”，将个人追求寄托于虚拟世界，认为内心的自由和快感更为重要。
生成逻辑：不同场域中惯习的忽视、断裂和迟滞
中产阶层凭借文化再生产的策略影响了子女在校教育成就，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蹲族”能进入大学接受教育，但却难以诠释他们为何“入蹲”。在文化再生产理论看来，“文化资本起到了联结家庭阶层地位和个体学业成就的桥梁作用”，但其最终体现是子代迈入社会后的职业地位。
换言之，文化资本传递涉及家庭、学校和职场三个场域。在探究文化资本“失灵”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基于文化再生产的理论逻辑展开论述，同时为避免文化资本的实体化倾向，故而将其置于“惯习”和“场域”的关系中动态地加以理解。
其中，文化资本又可分为身体化（态度、生活方式等）、客体化（藏书、艺术品等）和制度化（文凭、证书等）三种。值得注意的是，“惯习作为行动者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历史内在化的生存心态，属于身体化文化资本”范畴。
（一）惯习作用的忽视：家庭中单一的角色期待
家庭与家长扮演着子女内在思维体系或惯习主要代理机构和代理者的角色。家庭作为社会化的重要场域，在“蹲族”的形成中具有重要影响，体现为对制度化文化资本的过度追逐，而忽略惯习的培养。
在伯恩斯坦看来，家庭的不同参与类型影响了学生的不同反应，品格训练（或称为“表意性秩序”）和形式性学习（或称为“工具性秩序”）会决定学生对朋友、家庭和整体社会的思考和感知方式，进而影响学业和更大范围内的行为表现。子女本应在家庭提供的文化刺激情境中内化父母的内在思维体系或惯习，实现身体化文化资本的传递，但现实维持阶层地位甚至希望实现阶层跃升的期望以及伴随而来的教育焦虑将中产阶层父母教育期望异化为工具理性和单一的角色期待——让子女考上重点大学。
“我的父母是公务员，他们俩最大的希望就是把我送到重点大学。”（D）
“500块一个小时的补习班，他们却抢着给我报名，眼睛都不眨一下。”（I）
“现在想想，我放假的时间往往都在补习班里度过。”（P2）
这一过程中，父母主动构建具有规训和教育功能的学习环境，使下一代接触数量可观的文化刺激素材，围绕“上重点大学”的角色期待，父母以经理人的身份规划子女自择校到辅导班的每一步，此时家庭的社会化功能和文化资本的传递缩减为以学习为核心的工具性秩序，中产阶层对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在学术上得到国家合法保障的、认可的文化资本，表现为行动者拥有的学术头衔和学术资格的追逐，忽略了子女人际交往、品质道德和心理健康等表意性秩序的培养，弱化了子女的道德养成和人格塑造，也削弱了子代在代际文化资本传递中对身体化文化资本的继承。
父母单一的角色期待和对子女生活的包办，使子女从“无限的具体生活”简化为“有限的知识学习”，从“自由选择”简化为“统一规划”。
“我们从小学到高中都是规划好的人生，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高考，考个好大学，因此大部分人心中都是心无杂念，一心苦读，期待成功。”（D）
“18岁以前，我是一个没有自我的人，我努力在生活里扮演别人喜欢的模样，但从来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这么做。”（D）
“父母权威在我这很早就消解了，我在家爱干嘛干嘛，我妈妈总是说我很会说，歪理一大堆。”（D）
这为内心空虚、没有兴趣、充满孤独和无意义的“空心病”埋下种子。与学业上的单一期待和严格管控不同，中产阶层家庭的其他方面表现得较为民主、自由、宽容甚至纵容，父母与子女间较少有传统的等级秩序要求。中产阶层家庭背景优渥，但也容易对子女骄纵和溺爱，影响青年自立。“沉甸甸的爱”使他们丧失奋斗动力，缺少艰苦奋斗信念和持之以恒的信心。
（二）惯习传递的断裂：校园里难以驾驭的自由
中产阶层家庭在文化资本传递中的顾此失彼，使身体化文化资本（体现在身体的动作、姿态、讲话口气、行动气质以及习惯中）传递出现断裂，在大学中表现为难以驾驭自由。当把入“蹲”归因为没有“开窍”，那就有必要明晰是什么原因阻碍了他们“开窍”。
其一，学生的专业选择并非单纯个人行为，而受社会因素的广泛影响，优势阶层家庭父母熟知制度化文化资本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倾向于为子女选择“前景好、声望高的热门专业”。
中产阶层家庭对制度化文化资本的过度追逐，使其子女对“自我”和“规则”的体认以“上大学”为想象界限，缺乏对“高考后”乃至整个人生的思考规划，其子女在专业选择中缺乏个人志趣和积极探索动机，就读的专业未必是自己喜欢的。如布迪厄所说，这些人因社会原因被“强迫”接受高等教育，但缺乏积极的动机，只好选择这些至少表面上给他们以社会声望的专业，缺乏专业认同让他们开始“逃离”。
“高考后，短短一个月就要选定自己的专业，这个选择可能关乎未来几十年的人生，而大部分人根本就没有头绪，跟风的跟风，听父母的听父母，反正大学是好的就行，专业什么的，无所谓。”（D）
“我努力尝试让自己喜欢上这个专业，但还是失败了。我更是不想让自己以后的工作和学的专业沾上一丁点关系，我开始愈发肆无忌惮，有一门课我甚至从来没有露过面。”（D）
其二，拉鲁（Annette Lareau）提出中产阶层“协同培养”的策略能让学生占据优势。但“家长主义”体系却使中产阶层父母在应试教育场域中为子女包办了一切。在父母、教师的“协同”指导和监管下，“蹲族”取得了优异的学业成就，但大学环境自由、抉择多样对个体的自主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他们长期处于“被安排”“被监管”的环境中，突如其来的“自由”让他们感到不适。
先前生活被父母包办和成绩取向的“短视”没有培养他们盘算将来的能力，又或许生活的富庶和稳定使他们缺乏危机意识和后顾之忧，他们的自控力较差，也缺乏对未来进行有步骤规划的习惯与能力。中产阶层文化虽与学校文化契合，但成功与否取决于子女是否服从学校规则，他们在学校中“报复性地放飞自我”或“迷茫地误入歧途”。
“到了大学后，却发现这里和高中完全不一样，没人管你了，天天玩闹，专业课也很水，对学习提不起兴趣，买了电脑后就天天窝在寝室不出门，成绩每况愈下，大学四年挂了好几科。”（D）
“大学四年基本上也在蹲，没有参加过一个社团，没有做过一个兼职，没有实践过专业，把自己蜷缩了起来。”(I)
其三，大学参与校园活动有助于发展学生能力，但基础教育的“成绩取向”使他们在“本应轻松适应变化和更愿意尝试新鲜事物”的阶段只注重学习，忽略了毅力等品格塑造。这带来的弊端是使那些本就没有全面继承文化资本的学生在大学发展中“如鱼离水”，在遭遇挫折后“萎靡不振”，
“大一时我也被人拉着一起报名学生组织，但我被淘汰了，本就不善于与人沟通的我，也再一次在大学里落了单”。(D)
“我开始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游戏里，在游戏这个虚拟的世界里，我找到了快乐、自信和自我。”（I）
当落单后，“自己不可能形成一种文化，一个人没法制造乐趣、气氛及社会身份”，自身价值无法彰显，他们就开始寻觅适合自己的空间，开始“找乐子”。伴随大学“失意”和渴望已久的“自由”，他们开始在游戏中大展身手，找寻自己“遗失”的价值。大量时间、精力投入游戏，导致专业课差、实践能力不足，工作技能匮乏，最后被迫入“蹲”。
（三）惯习迟滞的失衡：就业中多重危机交织
当他们离开校园庇护直面生活，被突如其来的社会气息所裹挟和左右时，会遭遇许多不适和迷茫。他们拒绝上班，同这个世界保持距离，也是宣告自我的一种方式。他们在校园中尚未习得文化资本与多维资本的转换能力，其携带的惯习也与社会场域“不合拍”或“脱节”。
其一，缺乏社会历练带来的职场不适。不同场域间的“游戏规则”各异，倘若在校园里没有借助实习、兼职等渠道尽早接触社会文化，就容易因校园和社会文化间惯习的断裂而无所适从，进入大学后取得的制度化文化资本可以让他们在文凭信号筛选中脱颖而出，但倘若他们没有在大学及时习得职场所需惯习，就职后也难以匹配岗位需求。
“社会的规则和学校里完全不同，碰了很多壁，好不容易找到了工作还是个擦边球公司，人员流动极快工资全靠提成，两个月后就走了，开始了蹲族生活。”（I）
“可能因为学校太好，即使我没有实习经历，成绩低分飘过，没有参赛经验，竟然也中了一家国企运营岗位。第一周，我就被安排对接一个商业活动，做策划、写文案等，这几样事情没一样是我会的，意料之中，文案被直接驳回。”（I）
其二，高压枯燥的工作环境带来的职业价值感匮乏和自我认同危机。当下社会转型和变革深刻影响着青年的生活方式与行为，家庭和学校场域中的自由与职场企业场域的规训产生矛盾，“996”等高压的企业文化氛围让他们感觉身处藩篱。相比于父辈的循规蹈矩，强烈的主体性和个人意识正在构建新的文化情景，与时下社会主流价值观不同的是，他们不再认可传统意义上的“成功”——有一份体面的工作、结婚生子、买车买房等。
在工作中，他们倾向精神层面的获得，注重情感体验和工作价值，看重职场内部体验和人际关系环境，工作更加率性和自由。当社会加速的过程让社会变迁从世代之间加快到世代之内，一个人开始变得始终无法确切地拥有让他保持和获得社会评价机会的地位，永恒的不确定性、高度变迁的速率在威胁着主体，催生了他们的认同危机，表现为孤立、自卑、部分沉浸于自己的世界，在意义和价值间辗转追求自我，在孤立和依赖间徘徊崇尚独立。
“毕业两年了，我刚毕业那会儿开始蹲是因为自卑，什么都不会，害怕被人瞧不起，不敢出去找工作，然后就一直蹲到现在。”（I）
“近几年越来越找不到工作的意义，换了两三个岗位，虽然收入都有所增长，但仍因为找不到工作的意义而选择辞职，在家里蹲。”（I）
其三，高压内卷自救下惯性依赖的适得其反和偶然性失业。本是“给自己缓冲时间，停下来思考奋斗意义”（I）这一高压内卷社会的自救，也可能因停的时间过久而产生惯性依赖，或加速社会中不允许有人“停留”，在这一过程中也可能偶然失业。
“真正成为蹲族应该是毕业上班一年多辞职以后，那会想着歇几天搞搞清楚自己的想法，但也没找到啥清晰明确的目标，蹲一年后发现人漫无目的什么也不做混日子是这么轻松。”(I)
“大部分面试时对方了解到简历两年中的空白期立马态度就变了，各种碰壁，心里也不是滋味。”(I)
“2018年底辞职了想调整心情，玩儿到2019年接二连三的事就一直没找工作，2020年就暴发了疫情……然后就到现在……一直没工作”。(D)
而这也可能源于加速社会中，场域规则更新速率加快而惯习难以适应所导致的，疫情加剧了就业的不确定性，市场低迷导致就业形势严峻，多个行业对毕业生的吸纳能力大幅下降。换言之，文化资本在“通常框架”下对教育资源分配及社会阶层划分等有积极作用。其中，“通常”指布迪厄探讨文化资本和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及后阶段的社会层级。
因而，文化资本效用的探讨要考量特定的时代背景，诸如，政治导向和经济干预、文化约束等会对文化资本作用产生影响，诸如“疫情”等突发状况也使文化资本效用受到制约。因而，文化资本这一宏观理论结构的时域需要细节分支的修补、填充，明晰其纵向发展与横向延伸。
研究结论与讨论
“蹲族”将自己视为一群没法赶上高速运行的时代列车，从此被遗忘在站台上的人，言语中不乏悲情与惋惜。“蹲族”的文化资本“失灵”表现为：资本转换的“失败”——“获得面子的标志”和“失败者形象”；阶层跃升的“中断”——“找一份好‘工作’”和“无意义的上班”；中产图景的“背离”——“争当奋斗者”和“躺平低欲望”，反映了“蹲族”青年的现实遭遇。
而中产阶层子弟沦为“蹲族”是家庭中单一角色期待、校园里难以驾驭自由、就业中多重危机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了不同场域中惯习的忽视、断裂和迟滞的结果。
“蹲族”的出现说明了中产阶层的文化资本在子代传承过程中的“失灵”现象：在现实情境中，子代仅在客体化和制度化文化资本上实现了继承，却在身体化文化资本上出现断层；职场同家庭和学校场域中的文化惯习存在不契合甚至迟滞；加速社会与急剧变迁的社会环境也使文化资本的传承面临困境。
“蹲族”能进入大学其实是符合文化资本预设的，但进入大学后却开始背离布迪厄的预言，他们的文化资本被隔绝在大学以外，一切外显形式都黯然失色，开始变得举步维艰。此种理论断裂恰恰说明了文化资本传递的条件性和有限性。为此，有必要依据我国现实情境进行探讨。
（一）文化资本的承继与断层
纵向上，“蹲族”的出现源于文化资本在代际间的承继出现断层。按布迪厄的预言，中产阶层子弟的人生将一路绿灯，走向胜利。但“蹲族”的出现却使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中产阶层在文化资本传递的过程中承继了什么，又在哪里发生了断层？这一问题直指中产阶层拥有的文化资本优势及这一优势如何在代际间传递。
布迪厄曾通过经济资本举了一个反例，我们可以通过赌轮盘的方式一夜暴富，但不能以同样的方式获得具身化的文化资本：
第一，在承继方面。客体化文化资本在物质性方面是可以传递的，藏书和艺术品等可以同经济资本一样被代代相传，但更深层的是，这种传递仅是合法所有权的传递，而非对藏书和艺术品消费和使用手段的传递，很可能出现有继承但无消费和使用的情况。他们能上名校也表明制度化文化资本的传递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父母看到了制度化文化资本背后的物质利润和象征利润，通过辅导班等手段，强化了子女的“形式性学习”以谋取高学业成就，使经济资本转换成文化资本后形成了制度化文化资本。
第二，在断层方面。身体化文化资本主要依据耳濡目染、依靠内化受教育者的惯习才能传递，所以这一文化资本样态的积累和传递非常花费时间和金钱，成绩取向的工具理性对文凭等制度化文化资本的重视忽略了身体化文化资本的培育，在实践中体现为对形式性学习的重视和对品格训练的忽略，再加上与父母互动时间减少带来的“资本传递链断裂，家庭这一封闭网络出现漏洞”，父母拥有的勤奋、向上的生活态度、品格训练、动机以及目标等难以被有效传递，出现了身体化文化资本传递的断层。
父母的过度保护、子女缺少挫折教育也加剧了这一问题。更有甚者，中产阶层父母看重社会经济资本，而忽略文化环境的营造，结果是后代对文化资本的运作和作用既不知晓也不重视。
（二）文化惯习的契合与迟滞
横向上，“蹲族”的出现源于文化惯习在场域间的契合出现迟滞。从大学转入社会，文化资本的“叩门砖”并不一定通用。惯习与实践间的关系不总是匹配，有时也会非同步，“蹲族”的出现驳斥了布迪厄阐述的文化优势和资本掌控，进而实现与社会完美契合的神话，暗含了文化资本的影响会伴随场域情境迁移而变化。
故而有必要探讨三个场域的文化样态：
首先是家庭中，中产阶层父母大都接受过高等教育，所以在子女教养中多采取双向互动式对话和协作式培养的策略，他们因社会变迁带来的阶层下滑焦虑，高度重视子女学业成就，虽卷入参加辅导班的浪潮，但整体而言其家庭氛围倾向于民主和平等。
其次是名校毕业所折射的精英大学文化氛围，学生受学术自治、追求学术自由的大学主流价值理念的熏染，探究精神学问、高深科研的学校氛围让他们产生了从事自由且创造性工作的期待。
最后是为了追求高效率，职场中奉行等级分明的科层制和科技进步带来的去技术化流水线作业。
两相比较之下可以看出，职场中受约束的工作氛围与家庭和学校间的民主氛围并不契合，当精英大学生带着较高的社会期待和自我认知迈入职场，他们对工作价值、意义和创新的追求与职场机械的流水线作业间并不契合。他们因场域更换而出现文化惯习迟滞（习性与场域间的脱离，以及伴随时间推移带来的后果），伴随着错过契机的可能。
当他们远离熟悉的空间，冒险进入所谓“自由”文化的不大合法却更有“风险”的领域，基于新场域的期待和现实中的落差，他们会自我“放逐”，“甘愿”成为边缘人而错过契机。这同样因为迟滞同高风险相关联，倘若要对抗场域变化就会失去相应的位置和福利，“蹲族”要“对抗”工作场域价值的规训就自然失去了原先拥有的“特权”。
总而言之，国外的文化资本理论因家庭、校园和职场文化间存在连贯一致性，故而很少因文化惯习迟滞而出现失范行为，但对中国而言，中产阶层的文化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领先于传统的社会结构，出现了与职场文化的不契合，强调自由的教育走在了强调规训的职场前面。
值得一提的还有“蹲族”崇尚的“自由”，可能源于“青年时期是人们最不受束缚、最渴望变化的时期。他们之间所流行的生活也不允许他们循规蹈矩。这种动力越是不受外界限制，就越容易得到满足，从而越容易牺牲掉传统”。他们一直强调自由、“我行我素”，对自由的憧憬建立在家庭的民主氛围之上，这一过程容易带来个性独立和主体觉醒。
故而换个角度，他们也最可能成为率先背弃布迪厄“主流”阐述的群体。毕竟在他们看来，抉择和个体实现价值的多元化才是诠释自主性的依据。
“蹲族”虽不符合社会大众对年轻人朝气蓬勃的期待，但不能否认的是名校毕业、家境优渥，并不能与成功挂钩。尤其是高等教育普及化后，成功的学生时代和平庸的社会经历，完全可以和平共处。但值得注意的是，“蹲族”不同于平庸的社会经历和“积极的独处”，而是充斥着无法实现的理想和回避行为，以及对自己状态的羞耻之心。如何脱“蹲”，需要：
第一，父母应科学育儿，对子女有合理期待，在“双减”背景下，让子女有机会得到全面发展，培养子女爱好、给予子女适度自由，做好挫折教育，不要过度保护等；
第二，高校应通过多种渠道帮助学生确立专业认同，提高专业课程质量，通过转专业、辅修等手段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开设生涯规划课程和生涯规划比赛等，积极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受众面广的社团活动提高学生综合技能素质，共建实习平台，组织专场招聘会，搭建校企共建平台等；
第三，企业应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维护员工合法权益的同时，与时俱进、营造积极贴合青年文化的工作氛围，使年轻人优势更好发挥；
第四，国家应合理考虑应届生身份延长的问题，同时积极组织技能培训活动、再就业等活动，出台政策保障毕业生权益等；
第五，作为个体，要在增加抗压能力的同时，多尝试、多沟通，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技能。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 （ID：whzh_21bcr），文章原载《青年探索》2022年第4期，原题为《文化资本“失灵”：“蹲族”青年的现实表征和生成逻辑》，作者：鞠法胜、刘卫平、余秀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