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但你需要接受比美国同事们更少的工资，更多的工作，外加「花样百出」的人身攻击。
8月10日，Nature连发两篇文章，揭露来自外国的研究人员在导师手下可能受到的辱骂、威胁，以及工作时长和经济上的剥削。
在美国的博士后中，有65%会遭职场霸凌和PUA。
文章地址：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2-02142-8
文章地址：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2-02155-3
美国学术圈的霸凌
Nature的研究发现：在美国学术圈，外来国家的研究人员正在成为被霸凌的对象。
初级科学家的生活可能很艰难，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我们早就知道，糟糕的工作保障、低工资和对终身教职的激烈竞争，让这条路困难重重。但初级科学家面对的，还有更大的问题——遭遇霸凌。
Nature曾于2019年对全球的博士研究生展开调查，结果显示，有五分之一表示他们曾经历过欺凌，并且在国外工作的学生比在自己国家工作的学生更容易受到欺凌。
文章地址：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9-03459-7
后来又有一项研究，对2000多名（大部分是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研究人员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受访者都目睹或经历过来自权威学者的欺凌，来自国外的研究人员受到的霸凌比他们的本地同事更为严重。
Nature调查显示，65%的博后遭遇过霸凌
因为他们有太多东西被拿捏在导师手里了，比如签证。
大多数被欺凌的研究人员，都不敢把自己的经历说出去，因为害怕报复。而对于来自国外的研究人员，风险就更高了。如果公然投诉自己的导师，可能损害自己的学术前景，甚至影响自己的居住权。
所以，绝大多数遭受了霸凌的人，都选择不去声张，沉默着吞下苦水。
最近，Nature采访了5位来自美国以外国家的青年科研人员，他们都曾遭遇不同程度上的霸凌，比如被威胁，被辱骂，工作时间过长，或经济上被剥削。
我有权这么做！
为什么在研究人员身上，霸凌的现象会这么普遍？
原因就在于，导师和学生之间的权力差异。
权力集中在实验室负责人手中，会使学术研究领域成为滥用权力的温床。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纳米科学家Mahmoudi和Moss是学术平等运动（APM）的联合创始人，该运动旨在反对学术界的欺凌行为。
2021年10月，他们发布了一项针对2000多名研究人员的全球调查。调查显示，只有29%的被霸凌的研究人员会向所在机构上报；61%的人没有上报，因为他们害怕遭到报复。
他们发现， 首席研究员（PI）和早期职业研究人员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权力鸿沟。
调查显示，国际研究人员和导师之间的权力差异要大于本国研究人员和导师之间的权力差异。所有的研究人员都会遭遇一些问题，但外来的研究人员遇到的问题会更严重。
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也发现，大学的管理层主要由PI和前PI组成。在这种机制下，对于PI的监督非常少。管理层也没有任何动机去系统地观察在实验室里发生了什么，青年研究人员是否得到了公正的对待。
Mahmoudi和Moss的调查显示，国际研究人员还会面临其他严重的危机，比如被侵犯知识产权、被威胁开除以及在未经确认的情况下使用他们的数据。32%的人提到曾被威胁取消签证。
「国内的学生和学者有家人和朋友的支持，没有语言障碍，了解文化，更有可能制定B计划，」Mahmoudi 说。「如果你是国际人士，情况就不是这样了，你的签证取决于你所在的机构。你只能被迫容忍欺凌行为。」
有一位博后在调查中说：「我的导师批准了我的签证延期，但是告诉我，我的工资比起之前说好的数要降70%。我问他这是否符合规定，他就反问我对工作的态度认真吗。」
另一位被调查者说：「我们的PI把我们的实验室里变成一个高压锅。你可以看到外国的博士后睡在实验室的地板上，每周工作100多个小时。这些PI都知道，他们就是在利用我们。」
调查显示，国际研究人员比本国研究人员遭遇的霸凌要多得多
还想不想要签证了？
「签证就是外国人的『命门」，掌握签证的教授也因此有了对学生的绝对控制权，可以要求他们做任何事。」
接受Nature采访的五位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在导师那里遭受了各种辱骂、欺凌、威胁和经济剥削却仍然不敢投诉的原因，就是害怕自己的临时签证不被续签。
一位中东的研究人员，就讲述了博导如何利用自己的移民身份而霸凌自己。
「他知道我们持有的是单次入境的F-1 签证，这就意味着直到我们毕业，或者获得永居绿卡，我们必须在他的手下老老实实地待着。他很清楚他可以随意摆布我们，我们必须比实验室里的其他人更努力，才能留下来。」
在Mahmoudi和Moss的学术霸凌调查中，只有29%的人敢于承认自己被霸凌的细节，绝大部分人更是不敢投诉。
「一个机构的投诉过程通常需要几个月的时间，」Mahmoudi说。「如果你失去了工作，你几乎没有时间去找新工作，在投诉结果出来之前，你很可能就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霸凌者时常利用取消签证的威胁，来让他们手下的学生保持沉默。」
雇佣亚洲博后，对于很多导师都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2010年，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研究院对来自美国和英国的四所大学的49名博士后和导师进行了一系列深入访谈。
访谈中他们发现，一些资深学者早就明白——聘用亚洲博士后是一笔 「稳赚不赔」的买卖。
首先，大部分亚洲博后都是拿的临时签证。其次，他们表现得并不会那么「要求晋升机会」。
甚至，亚洲博后还会因为不想辜负亚洲人很「努力」的刻板印象，而接受种种歧视性的工作条件。
调查显示：「国际博后，尤其是来自亚洲的博后，花在工作上的时间更多。」
把薪水拿捏得死死的……
由于签证的限制，外国研究人员的薪资待遇也往往被拿捏得死死的。
而在这其中，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博士后，却几乎永远都在最底端。
一位来自中国的生物医学化学家表示，在他做博士后研究的大学里，来自其他国家的研究人员，薪水普遍更低。
「我的朋友也是一名来自中国的化学博士后，工资是28000美元。而美国同事们的工资，最少也是39000到40000美元。」
时间回到2012年，当时，这位生物医学化学家所在的小组资金已经见底，而他所持的还是J-1交流访问签证。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他不在一个月内找到新的工作，就必须回国。
于是，他选择到另一所大学从事第二份博士后研究，负责开发癌症诊断的成像方法。然而这次的「跳槽」，不仅没有改善此前46000美元的薪资，甚至还少了1万美元，
原因其实很简单，新的实验室负责人当时承诺，只要你接受降薪，我就答应在之后给你更安全的H-1B签证。
但等到2014年，他的J-1签证马上就要到期时，负责人却反悔了。他并不想为这位这位生物医学化学家支付新签证所需的68000美元的最低工资。
「像所有博士后一样，我想成为一名教授，但我改变了主意。」这位生物医学化学家说。「如果当教授就意味着要让学生也经历这些，我不想当。」
最终，他在美国一个州政府组织里找了一份技术员的工作。
每天苦干14小时后，还得挨2小时骂
除了上述这些「潜规则式」的剥削，外国研究人员还要面对的，就是「字面意思」上的欺凌了 。
美国一所大学化学工程实验室的负责人正在对自己手下来自中东的博士生大肆辱骂，批评他的工作计划不够详细。然后，这位导师给他共享屏幕，开始写邮件要把他开了，以及他进入实验室的权限。
这位中东的博士生将目光从电脑屏幕上移开。
同样来自中东的另一位女研究人员，日子也很不好过。
有一天，当她正在看朋友发来的信息时，导师悄悄走到她身后，指责她工作效率低。「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语气，以及他是如何从背后冲我大喊大叫的，」她在提交给大学的一份投诉中写道。
「从那天起，当他在身边时，我就会非常焦虑、压力和害怕，担心他会跳进实验室或办公室，指责我不努力工作、不与人交谈或看手机。」
两位中东的研究人员说，他们不得不长时间工作，而且在很早或很晚的时间参加会议，通常是在周末，而且是被临时通知，而一位美国同事如果拒绝在合同规定的时间以外工作或参加周末会议，没有任何后果。
这位博士生说，导师「威胁要终止我们的合同」。「他知道我们持有单次入境签证，如果我们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就无法再回来。」
在另一段视频中，导师威胁要削减男研究员的薪水，因为他们在争论谁该为备份实验室数据的设备买单。
这位研究员表示，当攻读博士学位时，他在工作日通常需要持续工作13-14个小时。除了文献检索、项目规划和实验室工作外，导师还会让他搭建货架、进行实验室盘点，并且做清洁工作。
作为一个新来的人，他起初认为这很正常。几个月后，他开始怀疑他的导师在虐待自己。「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训斥了我2个小时，」他说。
「那天晚些时候，他又骂了我和另一名外国博士生2个小时，然后又骂了2个小时。这次是说实验室不整洁，让我们更新化学品清单，盘点壁橱和储藏室。他还说要延长我的工作时间，在周末也要做更多工作，因为我的进展太缓慢了。到最后，我觉得我的头要爆炸了。」
学术圈霸凌，怎么解？
在第二篇文章中，他们与在学术界研究欺凌的研究人员一起分享了关于欺凌发生的原因、被欺负的研究人员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保护自己以及如何解决对在国外工作的科学家的剥削问题的看法。
首先，是了解自己的权利。
在研究生院或学院网站上以及就业合同中，就会有包括诸如工作时间、假期、博士生的里程碑以及学生在研究项目中的选择等方面的信息。
其次，是证据的收集。
在调查过程中，有不少遭遇霸凌的学生表示，没有投诉的原因是担心自己不会被相信。对此，你需要做的其实也很简单，比如将往来的邮件转发给自己的私人邮箱或保存到硬盘上，以及把线上的会议录制下来等等。
近年来，机构在打击欺凌和骚扰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进展。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规定，如果一名高级科学家因为调查被团队除名，大学必须通知NIH。对肇事者的惩罚包括被排除在同行评议小组之外，暂停待批拨款，以及在他们更换工作时拒绝将资金转移到其他机构的请求。
然而，Hayter认为，这种措施并不能解决问题。毕竟，让大学通报自己的案件，显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结果不出所料，一份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研究院2018年的报告显示，尽管引入了监管，但在过去30年里，针对女性研究人员的性骚扰案件的比率并没有下降。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表示，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评估和激励高级科学家的方式，欺凌和剥削外国研究人员的行为将继续下去。
这也是那位中国生物学家感同身受的，他说：「评判教授的标准是他们发表了多少论文，影响因子和他们为其机构争取到多少资金。也许还应该根据他们在教学方面的能力，以及他们是否真的在培养下一代科学家来进行评价。」
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最后，那两位在同事面前屡屡被骂得狗血临头的中东研究人员怎样了？
有趣的是，他们被疫情「救了」。如果他们的导师继续在网上辱骂和欺负他们，他们就可以录下来，发给大学管理部门。
后来，经过调查，大学为他们分配了一位新的博士生导师。
当他们毕业后，放弃了学术抱负，现在在工业界工作。他们成了夫妻，正在从被虐待的经历中慢慢恢复。当高级同事要求例行会议时，他们仍会感到压力。听到别人提起导师的名字时，他们的心跳仍然会加速。
「我仍然做噩梦，但现在不那么频繁了，」中东女研究员说。此前，导师的欺凌让他们长期焦虑，经常做噩梦、惊恐发作。
而他们的导师依然在原来的职位上混得风生水起。
去年，在美国一家资助机构授予他一笔巨额赠款后，该大学在其网站上向他表示了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