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曾任主编的《环球时报》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声机器
（德国之声中文网）台湾“新新闻”发表文章《司马南出包，但爱国依然是门好生意》，作者顾尔德指出，中国透过网路极左意识型态的视频节目，塑造了几位极具煽动性的舆论导师，用中国术语来说是网路世界的“爱国大V”。这些爱国名嘴藉倡议反美思想、消费台湾、批判中国资本家，为自己带来丰厚收入。这些视频传播已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产业，“爱国”也成了一门好生意。只不过最近“反美斗士”司马南被爆在美国买房、据传想出逃不成，如今被官方禁止在网路上发言。司马南事件曝露了这些中国爱国大V的丑态。
作者说，司马南出了事，如今他微博上的视频已不能被观看了。即使中国左派过去多是习近平政敌薄煕来的支持者，习近平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是需要这些爱国大V们帮忙鼓动风潮、激发小粉红的热情。司马南被禁声，还会有下一个司马南，只是这个充满金钱诱惑的爱国产业，大概也很难避免下个爱国大V也步上“反美是工作，去美国是生活”的老路子。
从历史灾难看胡锡进及其同党的危险
新加坡“端传媒”发表文章《“胡锡进”的前辈们 ——大众政治时代的反动新闻人》，作者郑非认为，胡锡进及其同辈的言论在中国的舆论场上一再回响。在许多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眼中，他们是被鄙薄的对象，是政府的“夜壶”和政坛边缘的“舔狗”小人物。这种鄙薄，恐怕是小看了他们的危险性。胡锡进式的人物其实常常出现在世界历史舞台上。
文章回顾了沙俄时代的民族主义鼓吹者卡特科夫（Mikhail Katkov）、意大利法西斯的发明者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和卢旺达种族灭绝的鼓动者恩格泽（Hassan Ngeze）操纵舆论的历史，认为和当下中国的民族主义话语一起，共同构成了近现代历史上一再回响的某个母题。
“爱国大V”也可能被噤声
文章说，专制政府官方意识形态已经破产，官样文章读之生厌。于是他们希望找到某种“白手套”，以非官方的角色来说出官方想说的话。而后者往往通过表达负面情绪脱颖而出。他们披着受害者的外衣，带着读者/听众重温外国/异己势力对“真正人民”的羞辱。他们利用怨恨与恐惧，呼吁重建道德秩序、收复领土、安全、报复、种族优先地位或者获得男性权威。在此同时，将自己打扮成“人民”的代言人。他们越庸俗、恶毒、搞笑，就越有影响力。他们拥抱灾难，拥抱极端事件。平静的世界对他们是毒药。知道如何利用/解释灾难，一直都是这些人的必备技能。
作者指出，他们几乎一开始都是边缘人物，或许还有犯罪记录，面目类似小丑。有些旁观者就认为他们仅仅只是风口上的人物，很容易就能戳穿。其实，他们很危险，非常危险。这些人既然在官方或精英的默许中有了自己的舆论基地，能够获得一大批人的认同，那么他们就具备了大众政治所赋予他们的政治动能，而这些政治动能是政府和精英所无法掌握的野火。
中俄贸易顺差：经济疲软的迹象
《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从中俄两国的贸易顺差看独裁统治的麻烦》，作者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两国目前都存在巨大的贸易顺差，都是经济疲软的迹象。中国的贸易顺差是长期内部问题的结果，而这些问题最终可能会变得非解决不可。
文章说，中国的国民收入只有很少一部分惠及公众，因此，尽管经济增长迅速，但消费支出仍然疲软。相反，中国通过将廉价信贷用于日益低效的投资支出，尤其是膨胀的房地产市场，由不断增长的私人债务支撑，这或多或少地维持了充分就业。中国成功地让这个最终不可持续的游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然而，在当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似乎正在崩溃，消费需求似乎正在大幅下降。这拖累了该国的进口，从而扩大了贸易顺差。
作者认为，政府拒绝重新审视失败的新冠战略，依赖相对无效的国内疫苗和严厉封锁的破坏性政策来遏制大流行，这也影响了该国经济。在当前条件下，中国需求疲软无意中对世界其他地区是一种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