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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回稳正处最吃劲的节点，经济大省多次被要求挑大梁。
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强调，经济大省要勇挑大梁，有条件的省份要力争完成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财政必须有担当。
8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深圳主持召开经济大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提及经济大省的关键作用，要求发挥经济大省稳经济的支撑作用。7月2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提出，经济大省勇挑大梁，有条件的省份要力争完成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7月7日召开的东南沿海省份政府主要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提出，东南沿海5省市要继续挑起国家发展、稳经济的大梁，发挥保障国家财力的主力作用。
据了解，6个经济大省经济总量占全国的45%，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顶梁柱”。6省里4个沿海省在地方对中央财政净上缴中贡献超过6成。
目前已有多个经济大省表态，将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天风证券研究所首席宏观分析师宋雪涛向《财经》记者表示，近日，部分省份接连召开了省级会议部署相关工作，超过7个省份主动认领了“经济大省勇挑大梁”的任务， 除中央已经点名的省份外，还包括湖北、湖南和福建等。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对《财经》记者说，当前，中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经济大省应当从创新上发力，以创新保持发展动力。非经济大省也可以发挥出各自优势，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谁是经济大省的“主角”
哪些省份是经济大省的“主角”？
按照哪些统计指标来衡量“经济大省”？目前，中国常用的主要经济指标包括GDP、财政收入、人口数量、工业总量、进出口规模等，据了解，目前并没有权威机构给出“经济大省”的评价标准。
《财经》记者采访的数位经济观察人士表示，近期中央会议对于经济大省的提法较为新颖，并且这一说法出炉后，可能会有十几个省份或者直辖市都认为自己属于政治局会议上提到的经济大省。记者注意到， 参加8月16日会议的6个省份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无论是经济规模与比重、吸纳就业规模，还是对财政的贡献，这6个经济大省是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六匹“快马”。
从2021年GDP总量来看，排在前六位的省份就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 其中，广东GDP超12万亿元，江苏GDP超11万亿元，山东GDP超8万亿元，浙江GDP超7万亿元，河南、四川GDP均超5万亿元。6省的市场主体数量占全国4成以上，贡献了40%以上的就业。
陈耀对《财经》记者表示，经济大省一般按照GDP规模指标进行衡量，目前来看，经济大省主要是指中国各省份GDP规模排名前五或者前十的省份。他同时认为，按照GDP指标， 虽然北京、上海这样的直辖市或许不在经济大省之列，但是其在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上的引领带头作用不容小觑。
“北京、上海等地作为直辖市，在稳定经济大盘中的影响力并不亚于经济大省，将作为全国科创成果的策源地和专利的集中地，为全国的创新和产业发展发挥引领作用，让本地的创新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开花结果。”陈耀说。
宋雪涛则认为，2021年，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湖北七省的GDP规模均超过了5万亿元，合计占到了全国的49%，可以说是经济大省。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梁斯则对《财经》记者建议， 一般来说，经济大省的主要特征是经济体量大、常住人口多、城市化水平高、吸纳就业多。 具体评价指标而言，一是看经济总量，比如GDP总量、总人口、财政收支、进出口总额等。二是看经济质量，如人均GDP、人均收支、高速公路密度、百强市率等。
从2022年上半年的GDP数据来看，跟2021年上半年相比，中国GDP十强省份没有出现任何变化，且GDP总量均在2万亿以上，依次为：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福建、湖北、湖南、安徽。
排名前十的省份所制定的2022年GDP增长目标分别为广东省（5.5%左右）、江苏省（5.5%以上）、山东省（5.5%以上）、浙江省（6%左右）、河南省（5.5%左右）、四川省（6.5%左右）、福建省（6.5%以上）、湖北省（7%左右）、湖南省（6.5%以上）、安徽省（7%以上），均持平或者高于全国目标，有望对全国经济形成带动作用。
为了通过多重指标来衡量经济大省的影响力，恒生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王丹告诉《财经》记者，除了传统的GDP指标，还可以用人口净流入反映一个省份的发展潜力和人才吸引力；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比可以反映该省份的产业技术含量；进出口金额和外商直接投资则可以衡量一个省份的经济外向度和外资利用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中央领导一再强调经济大省在财政、就业、投资、消费和外贸等领域的主力作用。
2022年7月7日，李克强主持召开东南沿海省份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他表示，当前正处于经济恢复的关键时间点。东南沿海5省市（福建、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经济体量占全国1/3以上，财政收入占比近4成，在地方对中央财政净上缴中贡献近8成，有力支撑了国家财力和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要继续挑起国家发展、稳经济的大梁，发挥保障国家财力的主力作用。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进一步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堵点。东南5省市吸纳了全国70%跨省农民工就业，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农民工功不可没。农民打工已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要千方百计稳岗，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努力稳住本地和外来务工人员就业。
经济大省挑大梁如何施策
稳住经济大省的经济发展，就稳住了近半的经济大盘。
经济大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上强调，经济大省人口多，要多想办法促消费，扩大汽车等大宗消费，支持住房刚性和改善性需求。 各地要加快成熟项目建设，在三季度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带动有效投资和消费。
会议还强调，经济大省之所以有今天的发展成就，根本动力在改革开放。要继续在改革上勇于探索，深化“放管服”改革，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开放是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广东、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四川6省进出口和利用外资都接近全国的6成，要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外贸稳外资，实现互利共赢。”李克强总理指出。
王丹对《财经》记者表示，经济大省往往在产业链上处于关键地位，比如2020年广东在通信电子制造领域贡献了全国36%的产值，江苏贡献了全国通用设备制造业20%的产值，浙江则贡献了全国化学纤维制造业31%的产值。因为其产业的高度聚集，经济大省处于技术升级的前沿，通过提高研发投入、加大对高科技企业的政策支持，能够带动国内整体产业链升级。经济大省的产业技术投入在维持国际分工的战略地位上有着重要作用。
同时，经济大省往往也是进出口贸易大省。东部沿海省份的出口导向型特征明显，2021年五大出口省份（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和福建）的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65%。并且这几大省份的出口额维持着较高的韧性，即便是在全国出口额受全球经济冲击出现大幅度下滑的年份，这几大省份的降幅均低于国内其他地区。
“此外，发达地区拥有更多元的消费业态、更成熟的消费市场和更强劲的购买力，在促消费、刺激内需上存在更多的选择和发挥空间。”王丹表示。
陈耀举例称，广东省在经济发展领域的许多做法，值得其他省份学习借鉴。比如，广东制造业基础雄厚，得益于珠三角两岸的特色产业集群，科创成果能够在周边很快转化。另外，当地政府和企业界人士具有很强的市场敏感性，对前沿技术的跟踪紧密，使得该省的创新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财经》记者查阅全国主要经济大省的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规划，观察其经济工作的发力点，各经济大省核心聚焦固定资产投资，将制造业发展作为主要支撑。
比如，广东省强调推进20个战略性产业集群建设。扎实抓好制造业“六大工程”，健全“链长制”，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用好“制造业投资十条”政策，大力推进产业链招商。江苏明确提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10.5%左右，外贸进出口、实际使用外资稳中提质，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保持基本稳定”的目标。
山东纵深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十强”产业高质量发展突破行动，加快培育产业形态好、技术支撑好、综合效益好的引领性标志性项目。创建国家级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试点示范区，引导企业有序开展节能降碳技术改造。
浙江以重大项目建设为抓手，实施优结构、扩投资“1+9”行动，扩大有效投资，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实现有效投资增长6%左右。实施一批重大产业项目，以“万亩千亿”、开发区（园区）等重点产业平台为支撑，围绕“415”产业集群和网络通信、智能装备、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标志性产业链，统筹招大引强和激活内资，实现制造业投资增长10%，其中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2%以上。
河南省一方面要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启动一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项目，促进传统产业升级，着力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在资金、人才、孵化平台搭建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另一方面，建设数字信息基础设施，逐步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推进5G规模化应用，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智慧城市、数字乡村。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培育壮大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提升关键软硬件技术创新和供给能力。
四川省加快创新载体建设。在科研实力雄厚、产业竞争优势明显的重点领域整合资源、创新机制，加快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联合体，积极争取国家有关部委支持，完成国家级精准医学产业创新中心、高端航空装备技术创新中心、工业云制造创新中心创建工作。
福建省强调，招商引资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紧盯产业链缺失环节、龙头企业、高新领域，继续组织各类招商活动，搭建央企、民企、外企招商对接平台，推动招商项目尽快对接落地；招商工作既要重视引进新项目，也要鼓励已有项目增资扩产，给予同等待遇。
湖北省按照产业集群发展理念，建立每个产业集群“一张产业地图、一个实施方案、一位省领导领衔、一个专家团队跟进、一套工作专班服务”的“五个一”工作机制，推动现代产业集群迅速壮大。打造世界一流的“光芯屏端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建成全国领先的汽车制造、现代化工、大健康、航空航天产业基地和现代农产品加工新高地。
宋雪涛认为， 在当前情况下，经济大省勇挑大梁对全局的意义格外突出。他指出，经济大省产业布局密集、市场容量大，消费能力和意愿相对较强，需要在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同时发力，一手抓生产，一手促消费，从而在积极推进本省稳增长的同时，通过产业链传导的方式带动其他省份的经济增长。 经济大省财力相对更加雄厚，在投资方面可以有更大的作为，比如浙江在7月30日省政府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中强调“不遗余力推进一批打基础、利长远的重大项目建设”。
“在投资方面，积极推动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快项目落地并拉动经济发展，通过政策支持扩大有效投资。促进消费方面，出台更多促消费政策举措，在包括汽车等大宗消费领域出台政策。外贸方面，要积极发展壮大外贸领先企业，鼓励各企业扩展海外销路；发挥好地理位置优势，打造特色外贸发展模式，例如可加快畅通粤港贸易通道，提高商务出入境便利性。”梁斯对《财经》记者表示。
经济大省财政如何担当
各地前7月地方财政数据陆续出炉。目前北京、天津、浙江、福建、山西、陕西、云南、贵州、江西等地已披露相关财政收支数据。在六个省份中，目前浙江、四川披露了前7月财政收支数据。数据显示，浙江省前7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为5697亿元，按自然口径计算同比下降7%，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3%；四川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2851.5亿元，同口径增长9.2%，高于年初预期2.2个百分点。
经济大省对中国财政领域的贡献有目共睹，其财政实力和地位也是显而易见。综合来看，经济大省往往通过助企纾困、扩消费、财政补助等手段，进一步增强财政发力力度。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认为，与其他省份比，广东的财政有鲜明的特点，集中表现为：对中央净贡献大、省内区域财政分化严重、省级财政相对集权、财政收入质量高、税源相对聚集在主导行业、土地财政依赖度低、债务风险低、广州深圳双城联动发展但财政体制迥异等。
然而， 广东同样面临财政收支矛盾和“开源节流”的难题。 因此，罗志恒建议，一方面，应进一步加强广东财政统筹力度与效率，推动财政体制机制改革，切实降低粤东西北部分市县财政风险。另一方面，区域协调发展需要依据比较优势，变“极化效应”为“扩散效应”。
据悉，广东省将深入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加强财政资源统筹，盘活政府资源资产，增强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建立省对市县财政预算安排审核机制，常态化实施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兜牢县级“三保”底线。推进“数字财政”建设，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推进税收共治。
江苏省发挥财政专项资金撬动引领作用，聚焦先进材料、高端芯片、工业软件、生物医药、生物育种等亟需突破的领域，推动重点项目攻关“揭榜挂帅”。还要实施与减污降碳成效挂钩的财政政策，平稳有序落实“双碳”目标。
山东实施工业强县、现代农业强县财政激励政策，率先建立供应链金融财政支持政策体系。1630亿元财政直达资金惠企利民，新增减税降费700亿元以上。省级财政对基础研究投入增长10%以上。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开展省级成本绩效管理试点。
浙江省以全链条闭环化管理狠抓专项债券进度，力争今年新增专项债券在8月底前基本使用完毕。在重点支持交通、能源、水利等9大领域项目基础上，优先考虑符合条件的新型基础设施和新能源项目。以最大力度发挥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作用，进一步发挥政府采购政策性功能，清理政府采购、招投标领域不合理的限制，降低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门槛。以全面顶格的增量政策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以更加超前的政策储备应对形势超预期变化，密切跟踪新形势新情况，精准把握政策提前量和冗余度，进一步挖掘政策潜力，从纾困减负、稳岗稳就业、保障民生等方面加强政策研究和储备。
四川省表示，该省财政从严控制“三公”经费、压减一般性支出，财政直达资金精准有效惠企利民等3项典型经验获国务院大督查通报表扬。
湖南省则提到，财政收支压力有所增大。市县财政增收放缓，刚性支出增长较快，基层财政紧张程度加大。将推动预算改革，推进财政领域五大专项整治。深入开展财源建设工程，更好支持基层政府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持续推进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加大均衡性转移支付、新增债券等财力下沉力度，激励县域培育优质财源。
根据粤开证券的研究数据，从净贡献看，2019年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山东、天津、福建、辽宁共六省三市对国家财政有净贡献，其余省市均需要中央财政给予净补助。对全国财力有净贡献的省份则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相对发达。其中，广东、上海、北京为第一梯队，分别以8307亿、8202亿和7310亿元遥遥领先。
惠誉评级亚太区国际公共融资评级董事黄艾克对《财经》记者表示，经济大省对于全国财政贡献度较大，且作为财政净上缴省份，在全国的转移支付体系中要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宋雪涛认为，经济大省稳定税收收入，同时积极盘活存量资金、闲置资产，加快专项债的拨付、使用，也是有效开源的方式。此外，还需要稳定房地产市场，减少土地出让对政府性基金收入的拖累。支出端，政府要强化财政纪律，坚持过紧日子，节用裕民，重点保障民生支出和重大项目建设。
据悉，当前，中国各经济大省的地方隐性债务清理工作正在推进中。
通常在经济增长压力较大时，地方政府会出台逆周期刺激政策，致使地方政府债务率水平在短期内可能会有所上升。
王丹认为，广东、浙江、江苏等经济大省有着较高的财政自给率，在专项债发行上也往往有高质量的项目储备产生相应收益，面临的偿付压力较小。梁斯表示，经济大省也需要开源节流，开源方面，在合规情况下，积极拓宽收入来源，例如非税收入，主要包括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等。节流方面，全面落实政府过紧日子的要求，缩减一般性支出和非急需、非刚性支出，采取有力措施压减开支、降低成本，优先保障“三保”等重点领域支出。
实际上，非经济大省同样在协同发力。
虽然中央领导数次强调经济大省要保障国家财力主力作用，并对其寄予厚望，但是其他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省份也不是袖手旁观，更不能主动放弃经济发展的目标任务，而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选准产业发展立足点，持续提升财政收入和税收贡献度，通过“一地一策”的办法和多种多样的市场化手段，不断创新商业模式，提升地方企业的盈利能力，逐步降低区域负债率。
陈耀建议，中国的一部分欠发达地区具有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在“双碳”背景下，可以依托用工成本低、空间大、拥有独特资源和环境等优势，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增长点。“比如，东北振兴，一是用新产业替代旧产业，用新科技改造传统产业，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二是下大力气推动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提升政府的服务意识和效能，加强信用政府和诚信体系建设。三是加快对外开放合作，利用RCEP实施生效等契机，引进日韩、俄罗斯等东北亚地区的资本和技术。此外，辽宁沈阳等地可以和北京等国内先进城市开展互惠互利的合作，避免资本、人才和企业的逃离。”陈耀说。
梁斯认为，对非经济大省，促进经济增长是改善财政状况的长期路径，要将财政资源运用到效益高、可持续的项目中。同时也要努力提高地方财政资源运用水平。“短期需要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限制增量债务，挖掘民间资本潜力，采用合理方式减轻政府债务压力，长期则需要改革财政体制，推动财权事权匹配改革等。细化资金流向，确保财政专项资金跟着项目走，提高各类财政资源使用效率。” 梁斯说。
王丹告诉《财经》记者， 非经济省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财政自给率也低下，并且由于缺少优质的投资项目而产生了专项债券发行滞缓、投资效率低等问题。 因此，这些地区应确保债券发行期限与地方偿债能力相匹配，并且积极引进高质量的项目，降低政府偿还压力。
宋雪涛建议，对于区域债务问题，一方面，要严控隐性债务，坚决不能新增隐债，同时要稳妥化解存量隐性债务，强化预算约束；另一方面，“堵后门”的同时也要“开前门”，提升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的使用效率也是在缓解区域债务的压力。
据了解，目前一些非经济大省也争相向经济大省看齐，结合自身优势以及产业变迁趋势，调整产业结构。随着成本的不断提升，近年来制造业有产能从沿海城市迁往内陆城市的趋势。而西南、西北等省份存在成本优势、土地优势，正积极把握产业内迁带来的布局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