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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气候变化并不是今天才有的。相信人人都听说寒武纪、侏罗纪、白垩纪……这些名词，它们都是远早于人类文明的地球自然地质纪年，而这些不同地质纪年之间气候变化之惨烈程度都是人们难以想象的。
进入人类纪元以后，气候依然在不停地变暖或变冷。在这方面，重视历史的中国古人比西方人留下了多得多的史料。对它们做细致研究，也许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地球气候变迁与人类社会关系的认识，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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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前校长、现代中国杰出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在半个世纪前发表的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通过对史籍中的古代气候水文资料记录，梳理了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历史上的长时段气候变化规律。
大致而言，每五百年左右会出现一个“冷-暖”循环的周期。
▲反映“冷-暖”循环周期变化的竺可桢曲线（图/网络）例如，从仰韶文化到殷周之际，是我国历史的温暖气候时期，平均气温比20世纪高2℃左右。故而，我们可以在先秦文献中找到殷商军队动用“象兵”对付“东夷”的记载。即便当时战场是在江南（即所谓“东夷”），而不在殷商政权所在的今中原河南一带，但只要大象能够很好地生存，就说明当时的亚热带与温带的分界线要比现在北移数百上千公里。
周朝经历了一段寒冷期，但春秋时期开始又逐步回暖，战国时气候又比现在要暖和得多。这段温暖期延续到秦和整个西汉时期。但从东汉开始，中国的气候再次变冷。新莽、光武、明、章诸帝时充斥着华北春天积雪盈丈、江南夏天结霜以及严重干旱等反常气象记录。
到三国时，甚至长江都曾经冰冻而无法行舟！传统上，“秦岭-淮河”一线历来被视为中国南北0℃分界线。这就说明，那时的气候比现在要寒冷得多。其实，由暖转寒的趋势早在汉文帝时代就已露出端倪，东汉以后迅速加剧……
▲秦岭秋色（图/图虫创意）
中国历史上最近的一次气候显著变冷，发生在明朝的最后一百年，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距离现在差不多又是五百年。现代的自然史学家告诉我们，那段时期恰逢地球进入人类文明纪元以后遭遇到的一段最寒冷时期，他们称之为“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
明末几十年里，各地“夏雪不止”之类的反常气候报告雪片般飞到北京朝廷，这种“千年极寒”以及它所带来的严重自然灾害，加剧了当时人们心目中改朝换代和乱世降临的不祥征兆和无力感。
如果我们把上述竺可桢先生总结出来的中国五千年气候变化循环周期与古代王朝的兴衰史作一个对照的话，立刻会发现一条十分明显的规律：在温暖期，中国大多经济繁荣，天下统一、国家昌盛；而寒冷期则往往伴随着异族入侵，农民暴动、国家四分五裂……（《中国历史气候变化的政治经济学——基于计量经济史的理论与经验证据》第22页，赵红军著，格致出版社2019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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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的研究发现，中国历史上商、周、秦、汉、隋、唐均属于气候较为温暖的时期，平均温度要高于现代1℃左右——凑巧，这些都是令当代中国人引以为豪、热血沸腾的所谓“强盛时代”。
对华夏文明最具破坏性的一次气候由暖变冷发生在中古时期。
众所周知，中国在唐宋时期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科技和经济进步，尤其是宋代，迎来了一波颇有近现代意味的城市化与工商业繁荣。以至于许多中外历史学家认为，那段时期里发生的“唐宋变革”和中国中世纪“经济革命”与“文艺复兴”，几乎开辟了一条“中国式近代化”的崭新历史航程。
在东西历史比较中，中国的相对优势也在那个阶段达到峰值。在此之后，就呈现一条刺眼的西升东降的消长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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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的研究恰恰告诉我们，11世纪是个重要分水岭，在度过了隋唐三百年温暖期之后，中国的气温再次转入寒冷期，之后的平均温度比今天低1℃左右。（转引自《中国历史气候变化的政治经济学——基于计量经济史的理论与经验证据》第30页，赵红军著，格致出版社2019年12月第1版。）
也就是说，从北宋中前期开始，恰如从西汉中前期开始的那个周期一样，神州大地又一次笼罩在凌冽的严寒中。
这是不是宋代和汉代由盛转衰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呢？这里还有一个同样醒目的欧洲案例可以作为参照：曾经不可一世的西罗马帝国从衰落到灭亡的200年，也就是3世纪中期到5世纪中后期，正好也就是中国中古以前最寒冷的那段时期——魏晋南北朝。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气温变化与王朝兴衰之间的这种“对应规律呢”？这主要得从古代的支配性生产方式和不同民族的经济结构中去寻求答案。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文明，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以及古代大部分时期的政治中心在黄河流域，也就是温带。在这一地区，一般来说，气候变得暖和（同时往往也会更湿润）便更有利于农业生产。
在“靠天吃饭”的古代，更多的丰收自然造就更繁荣的社会。反之，寒冷干旱所造成的农作物频繁歉收，必然孕育着灾难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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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是从中原王朝社会内部来审视，还不是最根本的原因。
历史上，欧亚大陆的北部，在温带的边缘和亚寒带地区，先后一直生存着不同的游牧民族部落。一旦气候变冷，他们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大草原会因为寒冷干旱而出现水土冻结、草场退化、绿洲干涸，生存环境显著恶化。
更为重要的是，游牧社会相对单一的生存手段和经济特征还决定了他们对自然的依赖性比农耕文明更强。在大自然的沧海桑田面前，游牧社会比农耕社会更为脆弱，适应能力弱得多。于是，逐草而居的他们为了生存，就不得不向温暖的南方迁徙流动，这就对南部农耕社会的稳定、甚至生存造成了严重冲击。
而且，尽管北方游牧民族的文明远远落后于南方农耕社会，但游牧社会的特性使得他们比农耕民族具有强得多的机动性和集体行动纪律性，这就让他们拥有了更强的战斗力。
三千年来，先是西方的犬戎毁灭了西周；后来的“五胡乱华”又把晋朝赶到了淮河以南；再往后，女真人灭亡了北宋、蒙古人荡平了南宋；最后，满人入关，歼灭了王朝时代最后一个汉人政权——明朝……相似的剧情几乎在每一轮气候变冷的周期里都要重复上演。
▲电视剧《忽必烈传奇》剧照（图/视频截图）
还有学者利用古气候重建记录，考察了气候变迁对中国唐末到清朝的战争、动乱和社会变迁的影响。结果发现，寒冷期战争频率显著高于暖期。
70%-80%的战争高峰期、大多数的朝代更替和全国范围的动乱都发生在气候寒冷期。基于秦朝建立至清朝灭亡的两千年“气候-王朝生命周期”的数据研究同样表明，较少的降雨增加了游牧民族向汉人政权的进攻概率。（《中国历史气候变化的政治经济学——基于计量经济史的理论与经验证据》第23-25页，赵红军著，格致出版社2019年12月第1版。）
事实上，前现代的技术条件下，不仅中国，在整个欧亚大陆上，农耕文明在应付游牧民族的武力压迫时，总是捉襟见肘。可能唯有茂密的森林、南方炎热的气候和水网密布的地形，才能稍稍阻挡游牧铁骑摧枯拉朽的步伐。顺便再提一下，曾经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将地中海圈为内湖（“我们的海”）的罗马帝国，也像中国宋代一样，是在一浪接一浪的蛮族入侵之下终于分崩离析的。
很大程度上看，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华民族，在过去五千年来，人口和经济中心持续向南移动，也是这一幕数千年历史连续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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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历史做了上述极简的大跨度回顾后，我并不想引导读者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即，与当今的全球主流说法截然相反，气候变暖总是有利于中国的繁荣，而气候变冷则会令我们遭受灭顶之灾。如果这就是所谓“以史为鉴”，那显然太机械了。
这是因为，进入现代以后，导致上述气候变化与王朝兴衰之间对应规律的三个最基础的条件都一劳永逸地改变了——
首先，古代的气候变化都是地球自身的自然变化，人类活动对它的影响微乎其微。而工业革命以后的气候变暖，按当前国际上众口一词的观点，主要是人类活动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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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容易为人忽视的现象是，中国古代史籍中关于酷暑难耐的反常气候记录远远少于严寒的报告，即使气候温暖期也是如此。
这是不是说明，历史上温暖期的所谓平均气温升高1℃，主要表现为热带、亚热带、温带依次北移，但各地都并未出现今天这样的极端高温呢？如果这个猜测是正确的，那就证明了人类活动与地球自然运动所造成的气候变暖，即使在表现形态上也是有本质区别的。
其次，无论是农耕还是游牧，甚或捕鱼、采摘等更原始的生产方式，古代的生产技术在大自然的伟力面前全然是被动的，区别仅存在于不同民族适应它的能力的高低，古代人几乎没有任何改变自然的能力，不论是使它变得更好还是更糟。
最后，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确立和稳固化，使得现代国家试图通过武力来改变领土边境，以获得对本民族更优越的生存地盘，几乎也是不可能的。
简单归结为一条：技术条件彻底改变了。这也是我为什么在前文中特意提到“前现代的技术条件”的原因。在有些事情上，古今是根本不同的。
这也告诉我们，如果仅仅是简单生硬的对标，我们是不能历史中获得真正有裨益的洞见的。
我向来认为，气候变化问题应当分为三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第一，地球气温是不是确实在暖化？
第二，如果气候确实在变暖，是地球自身的变化还是人类活动造成的？
第三，如果气候确实在变暖，人类应不应该采取应对措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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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个属于单纯的科学观测和科学研究领域，老实说，我觉得像我这样在这个领域不具备起码专业知识的门外汉，是没有什么资格参与讨论的。
后一个属于政治过程，应当由政治领导人牵头科技、经济、健康卫生、公共管理等各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展开全面而深入的讨论，并交由全体公民广泛的协商，力争作出一个兼顾各方利益的最优决策。
在我看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我们能够从古代历史中获得的最浮于表面的启示在于：地区气候变化是一个整体性事件，但对于不同地域、不同经济结构的社会来说，造成的影响是非常不同的，而这会引发潜在的冲突。
现代的技术条件或许能够改变这种冲突的表现形式，但并不能彻底消除它。历史上的气候变冷推动游牧民族扬鞭南下，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就是所谓“气候难民”；而未来的气候变暖则可能会驱使难民潮水般地涌入北方国家……
无论我们的主观愿望如何，甚至也无论是自然原因还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地球气候的变化总是会对人类文明造成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对此，我们目前已经掌握的知识也许并不像我们自以为的那么多、那么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