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朱大红的丈夫陆中明，被劳荣枝的男友法子英以有木工活为由，骗至租住处后遭杀害分尸。此前三年间，法子英与劳荣枝已先后在南昌、温州、常州、合肥等地共同实施抢劫、绑架及故意杀人犯罪。
法子英在当年12月28日被执行枪决，劳荣枝开始了20年的逃亡，朱大红则铆着劲，一个人撑起整个家庭。
那个曾经站在丈夫身后什么都不用操心的小女人，“像撑住家里马上要倒的房子一样顶了上去。”为了赚钱，她往往四五点就要起床，穿过半座城市去打工，农忙时又要趁着夜色回来耕种。三个年幼的孩子早早体会了失去父亲的心酸，刚刚初中毕业便辍学打工了。
陆中明、朱大红与孩子们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朱大红艰难拉扯大三个孩子的时候，劳荣枝却过着另一种生活——弹琴、画画、养狗。2019年11月28日，劳荣枝在厦门落网。2021年9月9日，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绑架罪，数罪并罚，判处劳荣枝死刑。2022年8月18日，劳荣枝案二审开庭，经过三天庭审，法庭宣布择期宣判。
23年过去，朱大红已不再年轻，眼角爬上了皱纹，头顶也钻出了白头发，但她终于要等来这个最后的结果了。
“我相信法律是公平的。”这些年，朱大红一直试图缝合她和孩子们“被击碎”的人生，等到一切尘埃落定，“我要慢慢地、好好地过好后面的日子。”
2021年9月9日，参加完庭审的朱大红接受采访。新京报记者 李阳 摄
“幸福彻底散了”
今年52岁的朱大红看上去要比同龄人苍老得多，眼角堆起层层皱纹，斑点在脸颊上连成一片，因为常年做保洁工作，双手坚硬而粗糙，但很有力量。
60多斤的两桶水，她用肩一顶、双手一扶，就能用扁担一颤一颤地挑起水桶。她说话也是短促有力的，嗓音洪亮，蹦出的音节又快又响，有时对方还来不及听清她在说什么，电话就被飞速挂断。
朱大红很忙，忙着种地，忙着打工，忙着还债，拉扯大三个儿女，几乎全靠她一人。这样的生活二十多年如一日。但她的人生本不该是这样的。
2021年9月12日下午，朱大红挑水准备浇地。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1999年，对于当时只有29岁的朱大红来说，日子还“很有奔头”。她有一个勤劳、聪明的丈夫，三个可爱的儿女，最大的不过7岁，最小的只有3岁，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陆中明会木匠活，在90年代一天就能挣上七八十元，朱大红经常骄傲地跟孩子们说，“你们爸爸是个手艺人，别人挣一块钱，他就能挣五块钱。”闲暇时，他就去街上收小猪仔，往南边的城市贩卖。
他还是个疼爱妻子的好丈夫。朱大红回忆起婚后生活，脸上写满了满足，那是她最幸福的几年，“我们没吵过半句嘴，他也从来没让我操过半点心。”夫妻二人憧憬着，大儿子该上小学了，等到秋天，家里再盖个砖瓦房，陆中明还打算买个新刨子。
陆中明留下的工具箱。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一切在1999年7月22日戛然而止。“劳荣枝案”一审判决书显示，为恐吓另一名受害者，法子英以有木工活为由，将时年31岁的陆中明骗至租住处后杀害、分尸，将尸体装入冰柜，劳荣枝协助移动装有尸体的冰柜。
而朱大红还在老家等待丈夫打工回来。直到一个月后，她才从亲戚口中得知丈夫遇害的消息。朱大红怎么也想不明白，那个农忙时会组织人到各家帮忙插秧、半夜也会爬起来帮别人干活的老好人，怎么会被杀害。
“我感觉天都塌了，幸福彻底散了。”朱大红顿了几秒，才又说下去，“我这一辈子不会再遇到他这样的人。”
“我的人生怎么走到了这一步？”
陆中明遇害后，朱大红开始害怕走夜路，“感觉见到哪个人都像杀人犯。”乡间土路少有灯光，她也只能硬着头皮往家走。
小路的尽头便是她的家，砖瓦房没能盖起来，土房没了人维护修葺越来越破败——屋顶盖着茅草，墙壁裂了道大缝，塞满了塑料纸来挡风，因为怕倾倒，就用个树桩子撑着，但还是经不起风雨，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屋子西北角是用砖垒起的床，上面没有棉絮被子，只铺了一层薄薄的木板，再叠层草。
法律援助律师刘静洁第一次见到朱大红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她记得，两个孩子坐在床边，手里拿着的生山芋还挂着泥巴，他们好歹搓搓就一口啃下去。
朱大红一见到刘静洁就哭了，她想不明白，“我的人生怎么走到了这一步？”
法子英已于1999年12月28日被执行枪决，劳荣枝一直在逃，但朱大红提出的民事赔偿，却因“法子英无实际赔偿能力，免予赔偿”。
支撑不下去了，朱大红带着三个孩子投奔娘家，家里住不开，就去借邻居家不住的房子。看着三个孩子吃不好穿不好，那时的朱大红想过死。
最后是女儿打消了她轻生的念头，“小孩子站在面前，我的心又活过来了。我这样做，对不起孩子，也对不起父母。人活在世上，最起码要知道感恩，要知道回报。”
朱大红与陆中明的三个孩子。从左至右分别为女儿陆晴（化名）、大儿子、二儿子陆阳（化名）。受访者供图
2004年左右，朱大红带着孩子回到了丈夫的家乡合肥市长丰县怀堂村，照顾婆婆。用刘静洁的话来说，“她像撑住家里马上要倒的房子一样顶了上去。”
陆中明遇害后，婆婆终日以泪洗面，双眼渐渐失明了。家里没有劳动力，种地变得格外艰难，朱大红生性要强，不愿意总麻烦别人，再加上种地的收入一年只有四五千块钱，维持不了全家的生计，她不得不外出打工。
孩子们很小就学会了照顾自己。小学三四年级时，陆晴学着自己做饭——把锅搭在小煤炉上，加点白水，自家种的白菜放进去煮一煮就是一餐。伙食最好的，是学校中午两三块钱一份的盖浇饭，陆阳每次都吃得干干净净，晚上就不必再琢磨吃的。
衣服也是捡别人不要的穿，五颜六色，裤子肥大，有的还破了洞。一年冬天，陆晴收到一双还算新的红色小皮鞋，但太薄了，她被冻得坐在马路边大哭，陆阳没办法，只能胡乱给鞋里塞点纸取暖。
有时放学回家，门被锁住，兄妹俩进不去屋，坐在家门口哭。朱大红回来，看见孩子们哭，她也跟着哭。
这种时候，她总是格外想念陆中明，但又不敢跟孩子倾诉，怕惹得他们伤心。偶尔陆阳惹她生气，她才会吐出一句：“你没继承你爸爸的聪明。”
陆阳和陆晴对父亲的记忆，全部来自于照片和母亲的只言片语。在陆阳保留的照片里，父亲的笑容总是舒展——有撑在摩托车上的，有站在油菜花田里的，还有和朱大红并肩坐在一起抱着孩子的，照片里母亲的脸上也有笑容。
在朱大红的印象里，孩子们只知道父亲去世了，案件细节直到劳荣枝落网后才知道。但在孩子们的世界中，没有了父亲，本身就意味着不同。
陆阳最怕开家长会，他不愿意回答爸爸为什么没有来，性格也越来越自卑。青春期时，也像其他孩子一样，有点叛逆，跟着调皮的同学拿了一把别人家门口晒的花生偷偷卖掉，被老师请了家长。朱大红从打工地赶到学校，走一路哭一路，“我怎么有你这样的儿子？”陆阳推着自行车跟在母亲身后，“那一刻我感觉我特别错，一下子就成熟了。”
从那之后，陆阳很少和母亲顶嘴，感到委屈时，就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哭。他学会了跟自己和解，“爸爸不在了，妈妈一个人不管多难也想把这个家撑起来，我得赶紧长大，照顾我妈妈。”
朱大红曾用来拉稻子的木板车，现在被搁置在墙角。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把家撑起来
要不是几个月前，朱大红把腿摔断，不得不在家休养，她还会在合肥没日没夜地做着那份宾馆保洁工作。
她已经干了十几年，早中晚三班倒，旺季时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打扫三四十间客房，长期甩被子、换床单、刷马桶，她的肩膀、双腿和腰背时常疼痛，总是贴着膏药。即便气力耗尽，每月工资也只有两三千块。
为了加班方便，朱大红花一两百块钱在市区租了间民房，水泥墙壁光秃秃的，连陆阳也不大愿意去，“天稍热，就像进了微波炉，透不过气来。”
这样也比每天来回跑强多了。从村里到打工的地方将近20公里，朱大红要先骑电动车到公交站，她近两年才学会骑，车技还十分不熟练，正常不过20分钟的路程，她要花去近3倍的时间。
早些年还没公交车的时候，路上要耗费更久。早上四五点钟，她就要从家出发，一路走到村口或镇上，再搭车穿过半座城市，“每天早出晚归，一路哭着去合肥打工。”
赶上农忙就更不得了。
下班后，朱大红要立刻赶回村子，在门口点盏灯，一个人把白天晒好的稻子再翻一面，直至半夜。到了浇水的季节，她挨家挨户借机器抽水；该收获的时候，因为没有拖拉机，朱大红只好拉着木板车割稻子，两个孩子在后面推，至少要走两里路，万一碰到下雨，就只能任由稻子被淋湿发霉。
“那些日子，天都是黑的，看不到亮。”其实改嫁不是没可能，但她不愿意。“宁可我自己苦，也要把孩子抚养成人。不能让我的小孩成了孤儿，最后成了流浪儿，说不定走向社会成为什么败类。”
朱大红家里煤炉与煤气灶，墙壁已经被熏黑。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她咬牙撑了下来。陆阳和陆晴上初中时，朱大红终于将砖房涂上了水泥，那时，村里几乎都住上了水泥房。她还给孩子们买了自行车，以免他们步行六七公里上学太过辛苦。家里添置了煤气灶，但没有油烟机，墙壁被熏得发黑。
孩子们也越来越懂事。陆阳会骑着自行车，到村口接送母亲。放学后，兄妹俩就泡在田里干活，收稻子、摘棉花、拾花生。
三个孩子都在初中毕业后就选择了辍学打工。家里虽然靠朱大红一点一点撑了起来，但一人的收入养活全家仍是入不敷出，债务越滚越多。
陆阳一门心思想赚钱还债，初中的每个寒暑假，他都想办法打工。辍学之后，他去搓面条，做服务员，到厂里打螺丝，研究过跑腿送外卖，“哪个钱多做哪个。”去年的时候，他白天做厨师学徒，晚上搬货。
搬货的都是中年人，年轻人极少，“因为太累了。”最多的一次，他一晚上搬了七八吨货物，“感觉胳膊不是我自己的胳膊，腿不是我自己的腿。”手上被磨出了老茧，他还是挺了下来，“我们得接受现实，该吃的苦还是要吃。”
朱大红没少和他吵架，觉得学门手艺才是正经事，陆阳只是默默听着，盘算着走一步算一步。
一次朱大红过生日，女儿发来短信：亲爱的妈妈，这些年你含辛茹苦把我们带大，你是我们的精神支柱。
“我心里暖暖的，孩子知道我的苦。”朱大红很欣慰，这条短信她一直留着，一个人的时候，总是翻出来看看。
朱大红一家常年在外务工，家门经常落锁。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等待一个结果
刘静洁认识朱大红超过20年了，她看着这个坚强的女人把破碎的生活一点点缝合，也看着她身上留下了越来越多岁月的痕迹，她知道，劳荣枝始终是朱大红心里的一根刺。
1999年，法子英刚被执行死刑时，朱大红经常给刘静洁打电话：“劳荣枝怎么还没被抓到？”刘静洁理解她，“朱大红一直抱着希望，想给陆中明一个交代，也期待能得到一点赔偿。”
朱大红记得自己十多年前最为焦虑，成天想着“消失了”的劳荣枝。她的名字，她那张头发烫着“大波浪”的照片，不停地在朱大红脑袋里打转。
最近几年，朱大红有时反倒安慰起刘静洁：“很有可能她躲在哪里，不好找到。我相信警察总会找到她的。”
年轻时的朱大红（左）与律师刘静洁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2019年11月28日，潜逃20年的劳荣枝在厦门落网。三年过去，朱大红还是可以飞快地说出这个日子。
她还记得劳荣枝被捕的第二天晚上，她正准备烧饭，陆阳犹豫着拉住她：“妈，是爸爸的事情。另一个人好像被逮到了。”朱大红激动极了，赶忙找刘静洁求证。
接着，采访她的记者蜂拥而至。在刘静洁的办公室里，律师和朱大红被团团围住，卷宗被翻得散了架，只能靠透明胶带固定。朱大红不太适应采访，刘静洁记得，她只说了几句就匆匆离开。
朱大红一直不愿意以受害者家属的身份被关注，她不想被议论，被可怜，收获或同情或惋惜的目光。有次买菜，有人认出了她，但她否认了。
2020年12月21日，劳荣枝案一审在南昌开庭。朱大红参加过法子英的庭审，那时的她觉得法子英特别可怕，“浑身起鸡皮疙瘩，连话都不敢讲。”但她无法控制自己愤怒的表情，那张年轻又严肃的面孔被记者拍下来，印在了当年的报纸上。
这次面对劳荣枝，她不再害怕，只想亲眼看看她是个什么样的人，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杀害她的丈夫。
庭审中，坐在公诉人身后的朱大红一直面无表情，偶尔低着头。听到陆中明的案件时，她坐直了，忍不住哽咽着问劳荣枝：“你的心是肉长的吗？”
2020年12月，劳荣枝案一审在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图源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等待宣判的8个月里，朱大红的急躁又被唤起。她时不时打电话给刘静洁：“如果不判死刑怎么办呢？能赔偿多少钱呢？”
2021年9月9日，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劳荣枝死刑。听到宣判，朱大红轻松了不少，她对着镜头微笑：“我对结果很满意。”
唯一不满意的是48065.5元的赔偿判决。刘静洁很清楚，这些补偿远远不够，她向法院申请了司法救助。
“劳荣枝案”一审的结果，多少给了朱大红一些底气。
庭审宣判后的晚上，朱大红在高铁站找路，一位保洁员凑上来：“你是上电视的那个人吧？”这次朱大红没有回避，“又不是干什么坏事，认出我没什么大不了的。”
2021年9月，陆中明的墓地，野草已经长高。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孩子们特意去祭拜了陆中明。坟前的野草已经没过脚踝，被烧焦的草变得灰白，混着鞭炮的碎屑，铺在坟前厚厚一层，一只红蜻蜓落在摇晃的草上，陆晴双手合十，将消息念给父亲。
之后，朱大红一家照旧沿袭着此前的生活。等待劳荣枝二审结果的这一年，朱大红的内心更加平静。她相信劳荣枝会得到应有的惩罚，她不愿意再多想这些，只想过好以后的日子，看着孩子们成家立业。
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朱大红和孩子们要再去陆中明坟前看一看。23年过去，要开始新的生活了。
（应受访者要求，陆阳、陆晴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