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 | 虎嗅青年文化组
作者 | 木子童
题图丨Pinterest
本文首发于虎嗅年轻内容公众号“那個NG”（ID：huxiu4youth）。在这里，我们呈现当下年轻人的面貌、故事和态度。
罗伊诉韦德案被推翻2个月后，年轻女性开始付出代价。
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家消防站外墙，镶嵌着一个醒目的窗口，黑色铁板上写有“避风港婴儿弃养箱”字样，看起来就像个大号的翻盖垃圾箱。
这是一个匿名遗弃婴儿窗口，如果你是个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新手妈妈，想要摆脱新生命带来的困境，那么你可以把孩子放进这里，转身回归自己的生活。
没有人知道你是谁，也没有人会追出来，诘问你为什么要抛弃亲生孩子，简单且方便。
而且弃养箱很安全，它是恒温育儿箱，连通报警电话，一旦被使用，消防局和警局的值班人员立刻会收到警报，将弃儿取出。
但弃养箱从3年前设置在这里，一直没有被使用过，直到今年6月，罗伊诉韦德案被推翻，印第安纳州颁布堕胎禁令。
美国人民突然想起，如果生育不可避免，那么还有“弃养箱”可用。
今年夏天短短2个月，弃养箱已经收到了3名婴儿，他们是“后罗伊时代”不被祝福的新生儿，也是管杀不管埋的堕胎禁令下诞生的特殊产物。
反堕胎者常说，“爱孩子是母亲的天性，一旦你把他生下来，你就会自然而然地爱上他”，但使用弃养箱的年轻母亲们用行动证明，这一说法并不总是能够成立。
尽管相比于以往把新生儿扔在垃圾箱旁的举动，使用“官方垃圾箱”已经温和许多，但这其中仍然透露出一个信息——对于一些母亲来说，爱并不是能战胜一切客观条件的万能法宝。
美国禁止堕胎这点事儿，大多数中国人或许早就不关心了，无非又是国外的水深火热，跟国内大家的生活，没有半毛钱联系。
以至于我们不知道，这事儿在美国，现在已经发展得有多离谱。
最了解你的，莫过于你的敌人，反堕胎组织早就把堕胎研究得透透的。
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手段，他们都有。
一个保守州的女性如果想要堕胎，难度不下于九九八十一难西天取经。
“当我在网上搜索堕胎诊所时，谷歌把我导向了反堕胎组织。”
推特上，一名美国女性说，最近她刚刚上了新时代反堕胎组织的大当。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人类联盟”等反堕胎NPO组织，正在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捕获有堕胎意愿的人。
它们通过谷歌广告，巧妙地把自己伪装成急于揽客的堕胎诊所，并以“提供免费堕胎咨询”为诱饵，吸引怀孕女性上钩。
这一招非常好使，因为大多数着急堕胎的女性，手头都不宽裕。但当她们抵达想象中的“堕胎诊所”时会发现，那其实是一个反堕胎中心。
到处贴满宗教标语和铺天盖地的母婴照片，反堕胎中心用尽一切手段勾起准妈妈的母性。
他们向你展示B超下，你腹中小生命的样子，并用温和但不容置疑的口气告诉你，“困难总有办法解决，但你无权剥夺它的生命”。
如果来人不为所动，反堕胎中心会出具证明，指出B超显示，孕期已经超过10周，这意味着，孕妇不再能采用药物方式终止妊娠。
手术堕胎相比于药物要昂贵许多，这一条门槛就能卡掉许多无力支付的人，不得不继续怀孕。
但反堕胎中心的报告是否真实呢？
一些去其他诊所复诊过的女性愤怒地发现，反堕胎中心故意出具了错误的报告，夸大了她们的怀孕时间，目的就是安抚住她们，让她们以为怀孕已经超过10周，从而错过真正的最佳服药时间。
如果你幸运地躲过反堕胎钓鱼执法，后面还有新的难关在等待。
一个经济状况堪忧的母亲，该如何在禁止堕胎的地区，实现堕胎操作？
最经济的方法是使用药物，比如米非司酮和米索前列醇，堕胎早已不是非到医院做手术不可，在孕早期，这些药物效果同样不错。
有研究表明，截至2020年，美国有50万女性实施药物流产，只有不到1%出现了需要住院和输血的严重并发症。
公共卫生研究者Ushma D. Upadhyay等人，对疫情期间不得不在家自主完成的3000多例药物堕胎进行分析后也指出，绝大多数经过网上病史筛查后实施的药物堕胎，是可以由孕妇自主完成，并安全有效的。
保守州的女性，可以通过Aid Access等支援女性堕胎的网站获取药物，网站会为她们提供基本的用药咨询，并邮寄药物。
邮件只有收件人地址，没有寄件人地址，防止中途被退回。
看起来是个挺好的主意，但像禁毒一样，保守州内，正在对这些邮寄小药片围追堵截。
因为药物堕胎和自然流产的状况极为相似，几乎无法分辨，这种围追堵截几乎演变为一种猎巫行动。
不久前，一位家住德克萨斯的女性，在自家浴缸里度过了极为痛苦的整整2天。
2天中，她的身体里断断续续流出大量血块，痛到意识模糊。
但她无法在医院获得治疗，实际上，2天前她刚刚被常去的医院拒诊。
因为医院无法判断，她到底是自然流产还是自主堕胎，如果接诊了堕胎女性，整个诊所就会面临灭顶之灾，他们不敢冒这种风险，只能对这位老客人说，等到出血量大到1小时能灌满一条成人纸尿裤时再来。
在家中实施自主药物堕胎的女士，最好祈祷不要发生任何意外，否则等待她的，可能就是足以致命的诊疗延误。
更稳妥的办法，是前往允许堕胎的地区，在医院看护下完成这一行为。
从下面这张《纽约时报》制作的图片可以看出，这意味着，很多地区的人，必须驱车超过300英里才能抵达最近的堕胎诊所。
到这一步，堕胎的成本就非常高昂了，很多堕不起胎的人，不得不选择硬着头皮把孩子生下来。
对于大多数反堕胎人士来说，斗争到这里就大功告成——他们成功阻止了一个小生命被生身父母扼杀，至于这个小生命之后的生存质量，那就是别的组织的责任了。
他们为这些生命提供的最后一点帮助，就是文章开头所提到的“弃婴箱”。你不想要，可以扔掉，我们负责为孩子找寄养家庭。
但在弃婴箱抛弃孩子的父母，当经济状况转好后，是否还有权利要回孩子的抚养权？没有任何家族病史信息，对孩子未来的健康成长是否会形成威胁？
这些问题，他们无法给出答案。
有关人类是否可以堕胎的讨论，原本是关于生命和意识的价值观碰撞，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议题下判断对错，虽有判断，却没有高下之分。
可当这个话题与宗教意识挂钩，成为某种是否虔诚的指标，一切就开始舍本逐末，变了味道。
两周前，美国田纳西州的一名女子，因为胎儿患有罕见疾病，不得不终止妊娠，否则本人生命将受到极大威胁，在她前往诊所的路上，挤满了抗议者，他们高举标语，愤怒地问道：
“你觉得杀死婴儿不算个事儿吗？”
女子把自己埋进妈妈和丈夫的臂弯里，她害怕极了。她还记得不久前，刚刚被检查出胎儿疾病时，模糊间听到医生和护士的对话，他们正在激烈争论，她的情况是否可以破格实施堕胎。
在争论中，这些医疗从业者也不再把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或者说，比起病床上的成年人，他们更在乎另一位更小的患者，
她仍然记得自己当时的绝望：“我感觉到，（如果不是我丈夫坚持治疗我），他们更想让我直接去死。”
不仅重病者很难接受治疗，就连年幼的强奸受害者也无法豁免。
今年7月，一名10岁的女孩在俄亥俄州遭遇强奸，并因此怀孕。
根据俄亥俄州法律规定，女孩不能申请堕胎，于是她不得不前往印第安纳州，寻求堕胎援助。
美国总统拜登引述这件事，抨击堕胎禁令离谱的严格：“十岁，被强奸，怀孕六周。已经受到伤害，还要被迫前往另一个州。”
更令人难过的是，帮助女孩完成堕胎手术的医生凯特琳·伯纳德，因此遭到反堕胎人士的猛烈攻击。
她不得不在上班时，把自己的女儿也一起带走，因为联邦调查局通知她，调查到有关她女儿的绑架威胁。
罗伊诉韦德案的推翻，并不是整个事件的结局，而是一个开始。
在今天看来，《使女的故事》越来越像一部写实作品。
《科学美国人》的一份报道指出，在颁布堕胎禁令的各州，性教育与避孕知识普及率，比堕胎自由州明显落后很多，且有越来越低的趋势。
与此同时，做输精管结扎手术的男性也开始受到嘲讽和抨击。
在胎儿生命权的背后，有关生育自由的攻防，正在暗潮涌起。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数据显示，在15-44岁美国女性中，有12%遭遇不孕不育问题，比哮喘发病率还要常见。
男性的情况更加糟糕，一项从1973持续至2011年的研究，汇总4万多名欧美男性精液样本发现，西方男性精子浓度下降了52.4%，总精子数量下降了59.3%，生育能力在持续下滑。
当生育问题进一步加剧，保有生育能力的少数健康人类，会不会成为一种需要统一管理的社会资源？
这种反乌托邦式黑童话，曾经只是遥远的地狱笑话，但当我们审视今天的美国，那声哂笑不由得梗在了喉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