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过人与精通经济对于投资成功有帮助吗?也许并不是那么管用,欧文·费雪,被不少同行认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最早试图将科学思维运用于养生和商业研究的人,却在投资上遭遇到了彻底失败,并最终破产。


蒂姆·哈福德在他的新书《拼凑真相》中指出,费雪最重要的问题也许在于他始终坚信人类可以预知未来,而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则在同样遭遇投资失败后,成为了一只信奉偶然性的“变色龙”,本文选摘自本书中的法则十《适时而变,识势而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巴伦周刊 (ID:barronschina),作者:蒂姆·哈福德,编辑:彭韧,原文标题:《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如何陷入投资失败|巴伦读书会》,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欧文·费雪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


“他的思想比他的时代超前了 10 到 30 年。”这是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拉格纳·弗里希在受了费雪半个多世纪的影响后,对费雪的评价。保罗·萨缪尔森继弗里希之后,次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说费雪 1891年的博士论文“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博士论文”。 


100 年前,“欧文·费雪”是经济学界如雷贯耳的名字,不仅同行们钦佩他,公众也仰慕他,但现在只有老一辈的经济学家才依稀记得他的名字,取而代之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亚当·斯密或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这些经济学泰斗,其中凯恩斯是比费雪年纪稍轻的同时代人。是什么让费雪跌下了神坛?


一、经济学天才与人生赢家


费雪的光环褪去当然不是因为他不思进取。“我还有那么多的目标要实现!”他在耶鲁读书时给一位老校友写信道,“我总觉得时间不够。我想多读书,我想写很多东西,我想赚很多钱。” 


费雪对钱的执念是可以理解的。就在年轻的费雪刚上大学的那一周,他的父亲死于肺结核。命运对他不公,但给他补偿了才华。


费雪的干劲和才智让他很快脱颖而出:他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代数和数学、公开演讲(成绩仅次于后来的一位美国国务卿)等方面屡获奖项,同时还是班上的优秀毕业生代表和划艇队成员。尽管成绩斐然,但这个年轻人求学时期却一直囊中羞涩,尝尽了在富人堆里困窘的滋味。


然而,在 26 岁的时候,费雪终于时来运转。玛格丽特·哈扎德——他的青梅竹马嫁给了他。玛格丽特家道殷实,因为她爸爸是企业主。费雪和玛格丽特于 1893 年成婚,婚礼极尽奢华,轰动纽约,甚至《纽约时报》都报道了这场婚礼。婚礼宴请了 2000 余名宾客,有 3 位牧师,一顿饕餮大餐和一个重达 60 磅的婚礼蛋糕。


婚礼过后,他们开始了为期 14 个月的欧洲蜜月旅行,等回来时,玛格丽特的父亲精心为他们准备的结婚礼物也已经备好,那是家人趁他们不在时为他们建造的一座位于纽黑文展望街 460 号的全新别墅,豪华的别墅里甚至贴心地配有图书馆、音乐室和宽敞的办公室。


关于欧文·费雪,我们需要知道三件事。其一,他是个狂热的养生专家。这不难理解,因为他父亲在他青年时期就过早地死于肺结核,15 年后,这个病也差点要了他的命。难怪他恪守一套严格的养生制度:不碰任何酒、烟、肉、茶、咖啡和巧克力。有一次,一位客人在他家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同时也注意到了他的怪癖:“那么多好吃的,我吃得都停不下来,他却只吃了些蔬菜和一个生鸡蛋。”


他不仅自己养生,而且四处宣传养生理念。他创立了“长寿研究所”,并说服当时刚刚卸任总统的威廉·塔夫脱担任该研究所的所长(这似乎很可笑:塔夫脱非常胖,可能是美国史上最胖的总统。然而,正是体重问题使得塔夫脱开始重视饮食和运动问题)


1915 年, 当费雪快 50 岁时,他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养生:基于现代科学的健康生活规则》。这本书当时极其火爆,虽然现在看来,它的诸多观点很搞笑:“我主张晒太阳浴,晒多久和晒到什么程度依个人感受而定……吃饭不能狼吞虎咽,要细嚼慢咽,嚼到不自觉吞咽的程度为止。”他甚至还讨论起走路时脚与脚之间的正确角度:“脚趾向外大约有七八度的样子。”还有一小段是关于优生学的,不过现在已经没多少人记得是怎么说的了。 


尽管我们现在嘲讽这本书,但《养生》在那个时代在很多方面都和费雪的经济分析一样很有超前意识。费雪将科学的思维方式运用到养生上,在书中,他畅谈如何锻炼,如何打坐冥想,在大多数医生都吸烟的时候,他就警告说烟草会致癌。


其二,他相信经济学或别的学科可以用理性、严谨的数学分析来研究。他甚至计算了一个人得了结核病在经济上的损失。他对素食主义和细嚼慢咽身体力行,发现这两样可以提高人的耐饥能力(1917 年的一则名为《葡萄坚果的早餐麦片》的广告就引用了费雪教授的话)。在《养生》一书中,他还好心地告诉读者:“在现代科学服装的研究中,有一个新的单位——‘克罗’,是用来测定衣服‘舒适感’的。” 


很难说是不是他对数字的狂热使得他后来误入歧途。例如,当费雪对禁酒的好处进行量化时,他做了个小小的研究,得出结论:空腹喝烈酒会使工人的工作效率降低 2%。费雪计算出,禁酒令可以为美国经济节省 60 亿美元,这在当时绝对是巨大的收益。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正是因为亚伯拉罕·布雷迪乌斯是研究维米尔画的专家,所以他的背书让人们把米格伦的拙劣赝品也当成了真迹。同样,费雪对烈酒的痛恨也削弱了他统计推理的严谨性,尽管他的数据不充分或不够准确,但也挡不住他要赶紧用数字为这一禁令背书的冲动。


其三,钱。费雪很有钱,这不是沾他岳父的光,他不想让别人说他吃软饭,所以赚钱是费雪的尊严问题。他的《养生》一书给他赚取了不菲的版税。他还有些发明,最值得一提的是一种组织名片,也是台式卡片索引的前身。他把这项发明以 66 万美元的价格(以今天的价格计算是数百万美元)卖给了一家文具公司,同时还收获了这家公司的一个董事席位和一些股份。


费雪把他的学术研究变成一个名为“指数研究所”的营利机构。这个研究所将他的数据、分析和预测汇编成包——“欧文·费雪商业研究”,出售给美国各地的报纸。有了数据,分析和预测是必然的。毕竟,我们想要了解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并不纯属好奇,我们都多少带点世俗的目的在里面,希望能先人一步把握商机,大发其财。 


有了这样一个平台,费雪得以宣扬自己的投资方式。简单来说, 就是通过借钱去购买新兴工业企业的股票,押注美国经济增长。这种借贷通常被称为杠杆,因为它同时放大了利润和损失。但在 20 世纪 20 年代,股市飞涨,股市投资者几乎不用担心有什么损失。任何在这一经济增长上进行杠杆押注的人都觉得自己料事如神。费雪写信给儿时的老朋友,说他已经实现抱负:“我们大家都在发大财!” 


1929 年夏,欧文·费雪,畅销书作家、发明家、总统们的座上宾、企业家、养生专家、财团专栏作家、统计先驱、时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千万富翁,看着准备翻修的豪宅,自豪地向他的儿子自夸道,这次不需要他太太家出钱了,都是他自己掏腰包。


费雪对他能取得今天这种成就很自豪,可惜的是他的父亲不在了,没有看到他的儿子成长为那个时代最受尊敬的人物之一。当费雪和儿子看着他们面前的这座豪宅被翻新时,我们可以体会他那句话中的骄傲,但那时的他却全然不知命运已经翻牌,一场金融危机即将悄然而至。 


二、毁掉费雪的除了杠杆,还有偏执


股票市场在 1929 年秋终于盛极而衰,开始暴跌。从 9 月初到11 月底,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了超过 1/3。但让费雪万劫不复的不是股市的崩盘,至少当时没有马上让他倾家荡产。当然,这场金融危机是一场比 2008 年的银行业危机还要严重得多的金融灾难。随之而来的大萧条,是西方国家在和平时期遭遇的最大的经济滑坡。费雪的风险也比别人都高,因为他利用杠杆进行投资,赚或赔都被成倍放大。


毁掉费雪的不仅仅是金融危机期间他使用了杠杆,还有他的偏执。那场金融危机有其惊心动魄的一幕,比如像“黑色星期四”或“黑色星期一”这样的日子,股指飞流直下,但在更多的时间里它是慢慢下挫,其间偶尔出现短暂的反弹,道指就这样从 1929 年9月的 380 点一直跌到 1932 年夏的 40 多点。如果费雪在 1929 年底能割肉离场,他还可以保存实力,靠多年来著书立传和做生意赚的钱继续他体面奢侈的生活、他的学术研究及其他爱好。


可是费雪对自己的观点深信不疑。他确信市场会反弹,多次点评说这场金融危机正在“从无序中走出来”,这是股民的“恐慌踩踏事件”,经济会马上复苏。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关键是,他不仅不割肉离场,反而因为对市场的判断过分自信,继续加了杠杆,对股票市场下了更大的赌注。费雪根据自己的“趋势点评”,重仓了雷明顿兰德公司的股票。但是股价并没有让他如愿:崩盘前为 58 美元,几个月后跌到 28 美元。这时的费雪本应该知道杠杆的厉害了,但他执迷不悟,借了更多的钱继续买进,股价很快跌至 1 美元,他的投资血本无归。


我们先不要急于评判费雪,因为这是常有的事:人人都觉得自己聪明,自己看得准,不需要别人的指点,你我如此,费雪也如此。


另外,费雪也有不得已的原因:他经常发表他自己的投资理念, 宣扬市场会一直上涨,已经被视为股市的死多头。其实,在市场预测中,很多预测都是模棱两可的,不把话说死倒也是一种令人钦佩的诚实,而把预测说得太具体容易被现实打脸。其实问题也不在于预测的具体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超级预测者们会仔细记录他们的预测,然后不断根据事实矫正他们的预测错误,从而使预测越来越趋近事实。


但费雪为什么就做不到呢?因为他以往造就的多头公众形象已经让他骑虎难下了。


1955 年,心理学家莫顿·德伊奇和哈罗德·杰拉德做了一项实验,要求大学生们对线条的长度进行估计,那是我们第六章描绘过的所罗门·阿什曾做的改进实验。有些学生没有用笔记下他们的答案,有些学生则把自己的答案记在一个可涂改的便笺簿上,还有一些学生用无法涂改的记号笔写下他们的答案。随着新信息的出现,那些答案不太好改的学生也成了最固执己见的那拨人。


“库尔特·勒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注意到这种现象了,”菲利普·泰特洛克说,他说的库尔特·勒温是现代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这有点像‘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说错话,做错事当然很傻,但再反悔就让你显得更傻了。所以,有错必改不是件容易的事。


费雪就是这个典型。据《纽约时报》报道,在华尔街股市崩盘前两周,他曾说:“股市已经达到高位水平,不会再下来了。”


费雪说得太绝对了,已经没有多少回转余地。


费雪的第三个问题,也许是最大的问题,是他相信,人类终归是可以预知未来的。他曾写道:“睿智的商人总能先人一步,看到别人还没有看到的东西。”也许吧。 


这与凯恩斯关于长期预测的著名论调正好相反。凯恩斯说:“没有科学依据证明我们可以计算出某些事物将出现的概率,至少我没听说过。” 


相反,费雪是个连走路姿势都要精确到某个角度,用“克罗”为衣服衡量舒适度,计算国家的禁酒令能产生多少经济效益的人。他坚信只要有足够的统计数据,任何问题都会有个科学的解释。统计数据的功能的确强大,不过,至少现在你们应该已经知道,不是所有问题都能用数字解决。可怜的费雪自认为是一个有逻辑和讲道理的人。他倡导教育改革,宣传素食主义的好处,钻研“生财之道”。然而他却成了美国最有名的破产者。 


他不断反思,对大萧条如此严重的原因做出了精辟的解释,包括计算债务对经济的影响,但可惜,反思不等于反省。所以,尽管他的经济理论今天仍受到尊重,但他本人却光环不再。


他晚景凄凉,太太过世,孤独一人,欠着国家巨额的税和经纪人大量债务,生活窘迫,经常被骗,因为他总是想在金融市场再赌一局大的来重振他的辉煌。那座豪宅早被卖了,之所以没有被扫地出门和免于坐牢,都是因为他的妻妹为他偿还了价值数千万美元的债务。这种好意对于骄傲的费雪教授来说却是最大的羞辱。


三、世界既理性,也感性


经济史学家西尔维亚·纳萨尔在谈到费雪时说:“他的乐观、 过度自信和固执害了他。”凯恩斯则不同,他有过辉煌战绩,但他也惨败过,他从失败中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世界上有些事不是逻辑能解释得清的。


现在再回想一下他向他父亲借钱去投资金融市场时说的话“这个赌注很大,够刺激,我喜欢”,这无不证明他压根就觉得投资就是赌博。蒙特卡洛的赌徒一直都知道,押注是很刺激,但本质还是个游戏,色子掷坏了也没关系,不用太在意,接着玩就是了。所以当他早年投资失败时,他就是这种不行了就再试试别的路的心态。凯恩斯从善如流,费雪却做不到左右逢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费雪和凯恩斯就相继辞世了。那时,费雪已经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而凯恩斯却依然在金融圈里混得风生水起:在 1944 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全球金融体系的成立都有他的功劳,他的名字在经济学界是神一样的存在。


凯恩斯晚年回忆道:“我这辈子唯一的遗憾就是香槟还没喝够。”当然,人们对他的回忆更多的是他做的事而不是他说的话。但他还是有一些经典语录的,比如这一句:“我是变色龙,看你能拿我怎么办?” 要是他能教会费雪就好了。 


费雪和凯恩斯都是业界大腕,他们手头有大量现成的信息,也会认真地收集更多数据。正如亚伯拉罕·布雷迪乌斯这位艺术鉴赏大师被伪造者米格伦骗得晕头转向一样,费雪和布雷迪乌斯落得如此下场不是因为他们专业不够精深,而是因为他们被感觉冲昏了头。


本书的出发点是,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是能够帮我们了解世界本真的。但我也同时指出,我们经常搞错,不是因为没有数据,而是因为我们拒绝接受数据给我们呈现的东西。对费雪和其他许多人来说,拒绝接受这些数据的原因是他们拒绝承认世界已经变了模样, 时代已经往前走了,而他们还留在原地。


费雪的竞争对手之一,一位叫罗杰·巴布森的经济预言家不无惋惜地评论费雪为“当今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贡献最大、最无私的公民”,但作为预言家,他失败了,“因为他认为世界整体是理性的,不是感性的”。


我希望本书已经让你明白了世界既理性,也感性。


《拼凑真相:认清纷繁世界的十大数据法则》原名:How To Make the World Add Up
《拼凑真相:认清纷繁世界的十大数据法则》原名:How To Make the World Add Up

作者:蒂姆·哈福德  译者:郑晓云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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