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说出了中共党内人尽皆知但不是每个人都好意思说出来的未来计划：“统一后，我们要进行一次再教育。”（资料图片）
（德国之声中文网）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访台之后，中国在台湾周边海域举行了空间规模的军事演习。根据历来的民意调查，每一次解放军军演威胁，都将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反感程度大幅拉高。那么北京将怎样解决这一对矛盾，让“广大台湾同胞渴望回归祖国怀抱“的宣传自圆其说呢？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近日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说出了中共党内人尽皆知但不是每个人都好意思说出来的未来计划：“统一后，我们要进行一次再教育。”
中共宣传中的“也”字教育
“再教育”令人毛骨悚然，是因为它让人想到纳粹时代的德国、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它最近一次广为人知是集中关押上百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人的新疆“再教育营”。
卢沙野似乎并不认为“再教育”是一个负面的用语。他说：“十年前、二十年前，台湾大部分人是支持统一的，为什么现在反对呢？这是因为民进党散布了很多反华宣传。”他的意思是，民进党已经进行过一次“再教育“，我们统一之后进行有一次“再教育”理所当然。
尽管卢沙野被认为是一位“战狼”外交官，但是我认为中国外交风格并非由外交官个人气质决定，而是体现中国政府的整体宣传口径。熟悉中国国内舆论操控的人士，对卢沙野的这套逻辑并不陌生。“六四”镇压之后，中共宣传的要义是“去正义化教育”，从“伪君子”到“真小人”，重点不再是拔高自己，而是矮化别人，强调“天下乌鸦一般黑”，主打“也”字：民主国家也有贪污腐败，也有贫穷落后，也搞洗脑教育。
“洗脑教育”是一种特定用语，指在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国家，当局以暴力为后盾，通过操控资讯、信息误导和强制学习进行思想灌输和改造的行为。但是，中共宣传将所有教育都称之为洗脑。自由民主可以用来洗脑，为什么专制极权就不可能用来洗脑呢？
2012年，香港推行中小学的“德育及国民教育”，遭到当地民众强烈抵制，称之为“洗脑教育”。当时的中联办宣传文体部部长郝铁川不仅承认国民教育就是洗脑教育，还称“只要看看美、法等西方国家这方面的制度，就会看到这种必要的洗脑是一种国际惯例”。
“再教育”的背后是暴力和恐惧
这种“也”字教育的核心是不问是非，模糊正义，将一切都转化为“策略”。但是，它遇到的困难也显而易见：教育人向往自由是容易的，教育人甘做奴隶却并不容易。民主社会的人权教育和专制社会的反人权教育从来都不是“同样的”国民教育。
怎样教育热爱自由的台湾人认同并爱上专制制度呢？香港的“国民教育”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当年非常国际化的自由香港推行洗脑这种“国际惯例”的结果，就是百万市民上街抗议，以及后来“雨伞运动”和“反送中运动”。
2020年6月底开始，香港实施“国安法”，对民主运动进行镇压。随着警察和便衣警察在街头肆无忌惮地袭击民众，大量抗争人士被抓捕、起诉和入狱，社会组织陆续关闭，移民数字大幅增长，“国民教育”却“成功“了。
根据香港民意研究所本周发布的调查报告，港人对香港和中国大陆政府的好感度显著上升。受访者对香港政府的好感度净值，比半年前上升28个百分点；对中国大陆政府的好感度创13年来新高，上升17个百分点，同一调查显示在2013到2021年之间的好感度一直都是负数。与此同时，受访者对台湾政府的好感度则下降8个百分点，而对美、英、法、澳、日政府的好感度，皆全线下滑，大部分创下多年新低点。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现居德国。
如果读者觉得这样的数据令人难以置信，那么只要了解一下以下事实可能就不那么觉得惊讶了：在过去多年的民意调查中，典型的西方民主国家中的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远远低于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极权或准极权政府，而更极权的朝鲜根本无法调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的阿什中心(Ash Center)与北京的零点调查公司在2015年的联合调查中，92.8%的中国受访者表示对中央政府满意，其中37.6%的人表示非常满意。
“再教育”可能通过修订教材、控制媒体、审查言论来实现，但是这一切的背后是专制政权的暴力。纳粹建立集中营的最初目的就是“再教育”。纳粹党卫军的头目希姆莱认为，再教育最好在集中营完成，因此这种再教育必然主要是严酷的惩罚，借以恐吓他们不要再犯。
在极权社会做问卷调查，它的“真实性“到底是什么含义？需要具体的解释。除了官方进行的系统性的洗脑教育之外，对“真话”的恐惧也深深根植于内心。猜想政府所需要的回答，是专制社会受访者常见的安全感需要。由此，我们可以想见“统一”台湾之后的“再教育”将如何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