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长江商学院（ID：Weixin_CKGSB），作者：朱睿、范昕宇、李梦军，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广东，地处我国南方岭南地区，自古就是移民聚集、文化交融之地。
汉武帝时，广东作为流放地迁入了不少流民，后来又有很多中原人为躲避战乱南迁。三国之后，广州成为对外贸易口岸及中西方交流的重要窗口。
经过两千年的演化，广东融合了中原文化、海洋文化与西方文化，吸收了不同的文化元素。在这种文化背景熏陶下，粤商形成了敢为人先、务实创新、开放兼容等独特的商业精神。
“达则兼济天下”是传统粤商的经商信条之一。受到西方近代慈善模式的影响，粤商的慈善行为也开始在中国传统慈善的基础上逐渐系统化、科学化，为中国近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因义而利、敢闯敢创的粤商在慈善方面进行了哪些创新尝试？是如何形成正向反馈得以持续发展的？对现代企业发展和慈善实践有何启示？
一、半官半商的广州商人
粤商作为对外贸易的先驱，其历史可追溯至秦汉时期。
汉武帝时，就有商船绕过马六甲海峡到广州做贸易，随后罗马帝国遣使来汉朝，开始了两国的海路贸易往来，中国也通过天竺（今印度）同罗马开展海外贸易。
宋元时期，广州已出现“城外蕃汉数万家”“广州富庶天下闻”的繁盛景象。
粤商的崛起是在明清时期，清朝的广州十三行商是粤商的典型代表。
1757年清政府确立了广州一口通商的地位，规定洋人与国内的贸易只能限定在广州的粤海关从事交易。随后，十三行成为全国唯一专营对外贸易的“半官半商”的垄断机构。
一口通商政策让广州十三行成为了真正的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从十三行港口出去的货物可到达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十三行还于1760年成立了公行组织。公行作为一个公平严密的商业组织，以统一的规则约束众行商不得自行定价、恶意竞争以及违规经营，目的是与垄断对华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及荷兰东印度公司抗衡。通过公行制度，清政府也可以实现对行商的绝对控制，进而全盘掌握对外贸易。
鸦片战争前，每年有两百余艘海外商船到达广州，税银突破180万两。此后的一个世纪中，十三行缴纳的税款占清朝税收总额的40%。
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广州十三行商在世界贸易体系中树立了显赫的地位，建立了完善的对外贸易机制，其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列强胁迫下开放了多个通商口岸，一口通商寿终正寝。但无论如何，粤商都是中国商帮中对西方现代商业最了解、对海外贸易最熟悉的群体。
二、技术传播与社会创新
鼎盛时期的广州十三行是全世界的聚宝盆，也是封闭的中国与世界仅存的交接点。
他们与世界的关联，不仅限于贸易，还在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科技、医疗、语言、艺术、法律等领域的全方位交融。
除了像其他中国商人一样积极参与传统慈善事业之外，粤商也把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技术视为己任。这也是十三行行商与其他商帮相比，最具开拓性的历史贡献。
在引进西方技术方面，十三行行商做得最成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将预防天花的牛痘接种技术在广东及全国推广。
据《南海县志》、《澳门新闻纸》等史料记载，嘉庆十年（1805年），英国商人多林文首先将牛痘疫苗带入广东，并由英国医生皮尔逊传授接种技术。
当时的十三行行商郑崇谦，将皮尔逊撰写的《种痘奇书》翻译、刊印作为教材，召募十三行的商人、伙计们学习，因此，郑崇谦被后人尊为在中国推广牛痘法的鼻祖，被写入近代医史。
由于当时广东百姓缺乏近代医疗知识，很难接受来自西洋的“种痘法”，因此未能普及。次年，广东地区爆发天花疫情，当初由皮尔逊等人在教授、实习过程中接种了牛痘的儿童均得以幸免，人们这才认识到了种痘的奇效。
但种痘法的成功普及要归功于后续推广过程中的一系列社会创新实践。
1810年，有外国商人从小吕宋（今马尼拉）带来了牛痘疫苗，行商伍秉鉴、潘有度、卢观恒等当即出资数千元在洋行会馆开设诊所（又称“种洋痘局”），为当地儿童接种牛痘，还以金钱奖励鼓励不愿接种的儿童及家长。这一善举，使无数儿童免受天花病的侵害，得以健康成长。
道光八年（1828年），潘氏族人潘仕成到北京，利用宣武门外南海会馆设立“种痘局”，邀请北京医生到场观摩、学习。
这种颇有现代营销学中“打通关键客户”意味的传播方法非常有效，从那以后，种痘预防天花的医疗技术逐渐传向全国各地。
十三行商人们系统地推动了牛痘法在中国传播，在澳门行商的广东人邱熺不仅出资翻译相关医学书籍，还将中医穴位的概念引入到牛痘法中，在种痘、提取疫苗、保存疫苗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并通过中西结合的方式进一步提高了民众的接纳程度。
与此同时，邱熺通过著书立说、为政治精英提供服务以及系统培养痘师的方式，又一次打通关键社交网络的关键节点，促进了牛痘法的传播。
种痘法在中国获得的成功，让十三行行商对引进西方医疗技术更有信心，也更加热心。
1834年10月，行商们支持美国医学传教士伯驾开设“眼科医局”，这是中国最早的眼科专科医院，伯驾在这里施行了第一例白内障手术。
由于伯驾医术精湛而且免费接待贫穷病人，伍秉鉴随即将自己拥有的一栋楼房免费借给伯驾建立分院，这就是著名的博济医院的前身（现为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也是中国第一所西医医院。
伯驾在这里施行了中国首例膀胱取石手术、首次在中国运用了乙醚麻醉法，治愈患者不计其数，在医学领域取得了许多开创性的成果。
由粤商对种痘法的传播以及开设眼科医局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一次成功的技术推广不仅倚赖于技术本身的先进，也高度仰仗激励相容的推广方法。
而一次成功的社会创新常常能够形成正向反馈，激发源源不断地更多创新尝试，并惠及更多的民众。
三、善会善堂与社会企业
我们在前文中曾提到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商业发达，善会与育婴堂众多。实际上，善堂善会是独立于国家救济体系的另一套救济方案，是国家救济体系的有效补充，这个体系对后世影响极大。
明代以前的中国已经存在有各种各样的救济设施，对于鳏寡孤独，国家负有救济义务，并早在汉代就被写入了律法中。
然而，处于封建官僚体制之下的养济院，其管理存在着很多腐败行为和弊端。再加上常年的战乱导致国家救济有限，就产生了由民间自发结成的善会组织。
清末民初，广州当地善堂主要以商人集资创办的善会善堂为主，当时资金最雄厚的善堂有九家，史称“九大善堂”，包括：城西方便医院、润身善社、爱育善堂、明善善堂等。
这些善堂位于工商业发达的地方，由富有的商人主持打理。
以“兴办一切善举”为宗旨的善堂，善举范围十分广泛，涵盖了社会劝化如讲解善书，以及各方面的社会救济如赠医施药、施粥派衣、施棺代葬、留医接生等。
善堂通过开展善举，不仅对当地弱势人群起到了救助的作用，也达到了淳化民风、减少地方矛盾冲突、稳定地方社会秩序的作用。
相较于江南地区传统的善会善堂，广东的善会善堂在资金来源、组织形式和运营理念方面都有了现代化社会企业的雏形。
以成立于1871年的广东第一个近代型善堂——爱育善堂为例，爱育善堂是仿照上海普育堂而设的，但在救济内容的选择和运营方式上有所不同。
上海普育堂主要是救济老弱病残者，也设立习艺所，收留无家可归之儿童，而爱育善堂则主要是以办理义学、施医赠药为主要服务内容，着眼于提升人的身体素质和知识水平，使之有更好的条件谋生发展。
同时，善堂以各行业商人为主体，有许多行商做“股东”（相当于现在的理事会），他们不仅每年为善堂捐钱，更发挥其经商才能，拿善堂资产投资理财。
在管理上更加注重民主，还设置了轮值制度，以提升商人参与慈善的积极性，同时实现人才和资金的可持续发展。
与普育堂相比，爱育善堂具有更多近代慈善性质。爱育善堂开办的义学，最高峰时达到27处，还按人口密度合理分布，让失学儿童得到教育[1]。
在鼎盛时期，爱育善堂曾拥有近200间店铺和2500多亩沙田，仅一年的店铺和田地租金就有2万多两白银。
从现代的社会企业理念看，组织可持续经营的根本在于经营费用的可持续。广州的九大善堂没有一家是只募款不理财、用“一条腿”走路的。
他们或买地买铺，再到市面上放租；或放入典当行，收取相对较高的利息。用租金和利息支付善堂的各项开支，本金得以不动。
用行内的话来说，前者叫做“以土养业”，后者称为“发典生息”。
位于广州、由官方主办的仁爱善堂在募集资金方面也有独特的方式，除了政商两界的捐赠，仁爱善堂还通过筹办博览会的方式来筹集资金。
该堂征求古今物品以作公开展览，借以发扬传统文化与提倡艺术，并将所得利益，拨充善堂收支经费。
同时，各大善堂还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相关法规加强对机构的监督与管理，如建立董事会制度，健全财政收支管理等。
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善堂会制定具体的办事细则，几乎涉及堂内事务的方方面面，使其内部的工作人员分工清楚、责任明确，一切活动皆有章可循，这有利于其工作效率的提高和救济活动的顺利开展。
地方上的善堂善会也多有董事会和理事负责对日常运营进行监督和敦促，并根据各自的运营特色设置不同部门管理具体事务：
如仁爱善堂设有政治队、宣化部用于进行政治宣传、民众教化；
以民间宗信仰为依托的潮汕善堂则设有专门的法事股用于弘扬佛法等；
他们还把这些模式带到了泰国、新加坡等。
无论是从运营规范、人才培养、管理制度，还是资本募集投资上，粤商的善堂善会无疑颇具现代社会企业雏形。
作为本地商人群体，他们更加了解本地民众需求，也更加熟悉如何动员社会资源加入行善举的队伍，与封建官僚体制之下的养济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意味深长的启示。
四、小结：粤商慈善的启示
从粤商的发展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粤商是当年唯一与西方世界进行全方面交融的窗口，他们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不仅在商业上做到了中西方融合，提升了自身的贸易能力和在海外进行全球化经营的能力，同时也深受西方慈善理念的影响，开始了中国慈善事业的现代化尝试。
粤商慈善与时代发展息息相关：
一方面，粤商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进行了科学化的探索；
另一方面，粤商对本土化的善会善堂进行了现代组织的新尝试。
这既是粤商开拓、创新精神的体现，也是特殊年代下的社会需求。
到了近代，在国力衰弱、社会动荡的背景下，十三行商人凭借汇通中西的优势，将西方先进的技术尤其是医疗技术引进中国，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改进善堂善会也是如此，当民众开始“开眼看世界”时，社会舆论对社会救济事业的要求也会随之变高。
九大善堂的现代化一方面是为了提高效率从而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另一方面也是在日益严格的社会监督下，寻求提高组织公信力的表现。
由此可见，成功的慈善必须要与当下的社会环境相结合，做符合时代背景和社会需求的慈善，才能达到发起者、受益者和普通民众的激励相容。
而在当下疫情肆虐的全球背景下，种痘法的引进和善会善堂的管理则更加值得借鉴与提倡。
孟子有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当危机到来，如何有效地组织自助与助人，粤商们给出了到今天都足以令我们骄傲的答案：
相信科学的力量，保持开放的心态；
保证激励相容的组织，尊重不同人群的需求；
灵活的推广策略，有章可循的运营管理，目光长远的资源规划；
鼓励监督，不惧批评。
这样，最终才会有善堂的善，也才会有广州的广。
五、结束语：激励相容与商业向善和社会创新
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下，第三次分配可否不仅惠及他人，也能惠及捐赠人自身，“予人玫瑰，不止手有余香”呢？
梳理中国慈善的历史，是为了今天的企业能够实现商业向善与社会创新的旅程，并为此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要则。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创造未来。利用“激励相容”的思想框架，梳理中国慈善史的发展脉络，分析其中的典型模式，以帮助我们探索今天的企业如何实现商业向善与社会创新。
企业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向善，指的是企业家借助商业的力量解决社会问题，并通过创造社会价值而实现经济价值（即“因义而利”） 。社会创新，指的是企业协同其他相关方（例如，政府，NGO）共同解决系统的、有挑战的社会问题。
慈善，商业向善，社会创新，这些无疑都是美好的事情。希望通过介绍“激励相容”的思想框架，人们不仅能够勇于追寻善，并且能以一种别人愿意加入你的方式来追寻它。（Follow your passion， but do it in a way that others will join you.）
注释：
[1] https://www.sohu.com/a/296022377_16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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