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7月29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更新了一批“预摘牌名单”,作为市值最大的在美上市中概股,阿里此次也被纳入其中。

至此,已有159家中概股被列入该名单。

而就在3天前 ,阿里也发布了一则重磅消息,称已向港交所申请,将新增 香港作为双重主要上市地。为此,人民日报香港专门发布了一条消息,还配上了“背靠祖国,共享红利”八个字和一个醒目的点赞表情符。



自从特朗普政府推出《外国公司问责法案》,中概股一直面临美方的监管压力。7月14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主席根思勒还跑出来说:“对美中达成中概股审计协议没有信心”。

中概股这盘棋就摆在美国的面前,而SEC把大部分中概股都 列入了预摘牌名单,这明摆着是想掀桌子。

阿里刚刚发布了年度报告,进入这个名单并不意外。但跟此前的很多中概股不同,阿里在发布年报的同时,正式向香港联交所主板申请双重主要上市,并表态会致力于保持香港、纽约两地双重上市的地位。

阿里的这个动作,可以说至关重要。

把香港加入棋局,不仅对阿里,对整个中概股来说,可能都是破局的关键一招。但中概股当初为什么远赴美国?现在又为什么选择香港?以及,香港为什么是破局的关键?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我父亲那一辈,大多都是“白手起家”,反正我小时候听这四个字是听出茧来了。说到底,那一代大多是从贫穷里爬出来的。

当一个时代所有的人都是白手起家,这也能侧面说明,这个国家曾一穷二白。

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在走向工业化的过程中,都会面临资本原始积累的匮乏。

1980年,香港船王包玉刚想捐资为北京兴建一个饭店,并希望能用自己父亲的名字命名。有关部门立刻紧张起来,因为用资本家的名字在北京建饭店在当时看来有的大逆不道,大家都不敢做决定,最后报告给了邓小平。

邓小平则表示,人家无偿捐助一千万美元给我们建设旅游饭店,何乐而不为?

于是后来就有了今天北京的“兆龙饭店”。

当时,正是中国外汇储备最差的时候,1980年,我国的外储一度转负,为了购买进口设备,我们曾多次向世界银行和别的国家借钱。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和荣毅仁、胡厥文等工商界人士谈话,谈话的重点,就是如何吸引外资来解决经济建设中缺钱的问题?几个月后,国家就正式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同时,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信公司”)也宣布成立,并由荣毅仁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82年,中信发行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支海外债券。

这些动作的目的,其实都是为了从外面搞来钱。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引进海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当时不仅国家缺钱,企业也缺。

1987 年,在共和国工业的长子东北,沈阳农机汽车工业局将多家小型企业合并组建了金杯汽车,然而面对破旧的厂房和老旧的设备,缺钱成了制约企业发展的核心问题。

为了筹资完成企业的初期建设,1988 年,金杯汽车以 100 元每股的价格公开发行了 100 万股股票,计划筹资一个亿。但在那个年代,国内几乎没人知道股票是什么,金杯的股票卖了半年也只卖出去一半。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改革开放进入到新阶段。

金杯意识到机会来了。他们有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去海外融资。1992 年,改组为华晨汽车的沈阳金杯以 16 元每股的价格在美国发行上市,一举融资 7200 万美元,成为了当时的舆论热点。因为是中国第一家赴美上市的企业,华晨也被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第一股。

随着华晨汽车的成功,青岛啤酒、中国电信、中石油、中国联通等也紧随其后。

此时还是中国企业赴海外上市的初期,主力是国企和央企。当时国家支持它们赴海外上市的目的有三:

一是去海外搞资金;

二是为了更好地融入国际环境,与国际接轨;

三是为了推动国企改革。

特别第三点,对于刚刚开始市场化改革的国企,亟需进行现代的经营管理、财务、法务制度改造,上市的过程其实无形中完成了现代企业改造。

这一阶段,是中概股的第一个发展阶段。



千禧年之后,更多的国企央企陆续在海外上市,比如国有四大行,以及中国人寿、中国人保等。

同时,一支新兴力量也开始崛起——中国的互联网企业。

2000年,新浪、网易、搜狐等先后在美股上市成功。

不过,最早一批赴美上市的互联网中概股,正好赶上科技股泡沫的破灭。它们的业务模式也大多是对美国互联网的“Copy to China”, 这降低了海外投资人对它们业务的理解门槛,但也限制了投资者对它们的想象力。

这种情况,直到2014年才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

2014年9月19日,阿里登陆纽交所,募资250亿美金,一举创下了全球IPO融资纪录。以此为标志的,中概股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一方面,阿里的创业故事在国内掀起了创业和投资的热潮,吸引了全球投资者的眼球,中国企业开始走上国际舞台中央;更重要的是,以阿里上市为标志,外界意识到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已经不再是“Copy to China”。

阿里在创业之初,就和eBay、亚马逊等海外同行正面Battle过,最后还把对手一脚踢回了太平洋对岸,所以阿里一开始就有点逆天改命的意味。

在做淘宝的过程中,因为自身有巨大的计算需求,阿里还打破当时全球通用的“IOE”(IBM小型机、Oracle数据库和EMC存储)架构,建立了自身的云计算系统,成为中国最早布局云计算的企业。

这样的一家公司自然会引起全球投资者的注意。他们开始思考,依托中国这个超大市场,究竟能够成长出怎样的企业?

所以阿里的那次IPO,不只是给自己打了一个广告,也是给中国科技公司乃至中国经济,打了广告。

2014年以来,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规模持续走高,并在2020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引资国。许多外资的PE、VC也纷纷加大了在华投资力度,中国企业的资金来源更多了。

此时,许多新兴产业蓬勃发展起来。就以当下最火的新能源汽车领域为例,“蔚小理”等造车新势力在上市之前都得到了海外投资,在美上市又获得了更多的发展资金。

我们都知道,造车是一个非常烧钱的行业,而且早期很难盈利,依靠传统的利润积累方式很难做大,中国的造车新势力能迅速发展壮大,直接原因就是用好了海外的资金。在去年年底全球车企市值20强中,中国企业就占了6家,这简直就是挖墙脚挖到了美国的家门口。

不过,这些年网络上也出现了一些声音,说海外投资人通过投资中概股赚了很多钱。

我们还是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

且不说大多数的中概股并不适合在国内融资,即使能在A股成功上市,花的终究是自己的钱,而中国企业的海外IPO,实际上是吸引全球资本投资中国,即用海外的钱,来搞自己的基础设施,研发自己的技术。我们以前搞招商引资,就是这个目的,只不过当时是等着别人来中国投资。而去海外IPO ,是主动出击,这其实是更积极的一种做法。



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和华尔街、硅谷是互利共赢的——

华尔街出钱,硅谷出技术,中国出市场。

对于华尔街和硅谷来说,他们投资的企业只要到美国上市,就可以收回投入的钱,并在短期内获得巨额利润。但是,当中国经济总量逐渐逼近美国,全球最顶级的企业里有了越来越多的中国身影,美国一些人坐不住了,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动他们的蛋糕了。

此前,美国一直把“死而不僵”的俄罗斯列为头号敌人,但这几年,尤其是18年打贸易战以来,他们遏制中国的小动作越来越多。

当年英美等国能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靠的是一些上不了台面的手段,比如海外殖民掠夺,美国的南方奴隶种植园和西进运动,可以说每个毛孔里都滴着别人的血。

但是,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崛起之路,我们通过改革开放,靠一代又一代“许立志”们的努力,坐上了全球GDP的第二把交椅,我们滴的是自己的血,流的也是自己的汗。

为了完成工业化和数字化,我们搞过招商引资,也通过中概股来“借鸡生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搞来了钱,还从海外搞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以及人才。

中概股在海外上市,不仅通过IPO融资,还可以发行低利率的美元债,国际市场的资金,通过它们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

所以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中美关系出现问题时,中概股就成了一些人攻击的对象。

他们觉得,美国不能再给中国企业“输血”了。

更重要的背景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开动印钞机的美联储让大资本家又赚了一波,同时也洗劫了美国中下层民众,这激起了美国的民粹主义浪潮。2016年,特朗普就是借着这股浪潮上台的。

在这股浪潮下,反中势力再度崛起,他们把打“中国牌”作为一种政治动员的手段。2020年,特朗普签署了对中概股影响巨大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2021年12月3日,《外国公司问责法案》修正案正式通过。



该法案虽然号称针对所有“外国公司”,但目前进入所谓“预摘牌名单”的全部都是中国企业。

今年3月,美国SEC突然出手,连续7批将包括百度、微博、B站、京东、拼多多在内130多家在美上市中国企业列入所谓“预摘牌名单”,引发中概股股价暴跌,市值蒸发了万亿美元,被称一些媒体称为金融领域的“偷袭珍珠港”。

在此之前,华尔街、硅谷和中国还可以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生意,所以美国的大资本家很少公开反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制约美国的极右翼反华势力。而且华尔街在美国强大到能左右白宫的政策,比如美国的三大投行——高盛、摩根士丹利和摩根大通,在美国就是横着走的,他们也成为了中美之间的润滑剂。

但现在美国政治越来越极端化。共和、民主两党都有人开始打“中国牌”,遏制中国好像成了美国的一种政治正确。即使是美国的大资本家,对于中美关系也不像过去那样愿意吭声了。

这就是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的背景。

我们都知道,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能快速崛起,离不开积极融入全球化。而一旦中概股真的被迫退出美国资本市场,也就意味着中美离彻底脱钩又近了一步,一不小心说不定就滑向了全面的“冷战”。

我们,甚至所有希望和平发展的国家,都不希望走到这一步。



面对这种局面,我们该如何破局?

其实阿里此次宣布纽约、香港“双重主要上市”,就是一个很值得分析的案例。

一方面,通过双重主要上市,企业规避了在纽约退市的风险。说白了,即使在纽约退市,其股票也可以继续在香港交易。

香港作为全球仅次于纽约和伦敦的金融中心,为我们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打破西方封锁提供了一个天然避风港。这些年国家如此重视香港的稳定,背后的深意也在于此。

据统计,近十年来,外资直接对华投资中有70%来自香港。而且香港是一个资本可以自由兑换的地方,海外的资金不能随意进出中国内地,却 可以自由往来香港,香港的法律、经济、财税体系和纽约、伦敦也可以实现无缝对接,对国际资本吸引力极大。



港交所20多年来每年主板募资金额(图源:财联社)

所以,我们的企业在美国上市和在中国香港上市,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都是用外国人的钱,来发展自己的经济。

另一方面,根据目前公布的信息,阿里在香港纽约双重主要上市后,在美国挂牌的股票和在香港上市的普通股可以互相转换,投资者可继续选择以其中一种形式持有阿里股份。这意味着,一旦投资者转化港股,也就等于美股资金流入了港股。

作为中国目前在美上市最大的民营企业,阿里的流动股规模高达2万亿港元,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了港股市场的资金库,可以直接增加港股的流动性,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的地位。

虽然在阿里之前已经有B站、贝壳等多家中概股宣布“双重主要上市”,但它们大多是处于亏损期的科技公司,对于投资者的吸引力不大,而阿里作为首家成熟期的互联网公司,既增加了港股优质企业的数量,也可以带动更多企业“回归”。

另外,实行双重主要上市之后,中概股美股和港股的定价相互独立,也能提升香港证券市场的定价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阿里此次“回归”,并不影响其在纽约的上市地位,也就是说,只要SEC不进一步行动,美国市场的便宜,中概股可以继续占。

在我们看来,阿里等中概股“双重主要上市”虽然可以规避在美国退市的风险,但这绝不是他们最主要的意图。恰恰相反,“双重主要上市”之后,美方反而少了用“退市”来要挟中国公司的筹码,而在中美监管的谈判中,我们也会有更大的讨价还价空间。

不可否认,美国依然是资本市场上的霸主,如果美股可以合法接纳中概股,也依旧是我们利用海外资源发展自己的重要平台。

根据2021年的数据,美国的纽交所和纳斯达克交易额仍占全球股市的45%。香港虽然是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但在日均交易额、机构的数量等方面仍大幅落后于纽约。

中概股回流香港,肯定是有助于香港市场做大的。但我们也不能指望香港市场能在短时间内赶超纽约,所以,纽约还是很有战略价值的。阿里也非常明确地表态:要保持纽约、香港两地上市。

阿里是希望,港交所和纽交所,都是自己的主场。

现在是有一股“逆全球化”的风潮,但我们自己要有定力。越是别人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针对我们的企业“看人下菜碟”,我们越要高举开放的大旗,高举全球化的大旗。

看着我们用着全世界的资源来发展自己,有些人肯定不舒服,这时候我们自己退出去,不正中了他们的下怀?更何况,中概股去美国上市,本来就不是单方面的薅羊毛,中概股的投资者自己也享受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这完全是互利共赢的。

在这次阿里发布的年报里,阿里掌舵人张勇有一段话令我印象很深。

他说,面对复杂国际国内环境,要“坚定信心、积极应变、做好自己”。这是张勇对阿里提出的目标,其实也是中国科技企业面对当下局势应该有的态度。

中国和世界,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今天中国的科技企业,已经不能只是低头走路,还要抬头看天。只做好自己的业务是远远不够的,如何在新形势下应对来自方方面面的挑战,平衡国内市场与全球化拓展、业务增长与战略安全之间的关系,阿里的选择,对其他企业也许有参考价值。

说回中美在中概股上的博弈。

不要看SEC的动作频频,还在不断把阿里这样的企业加入到预摘牌名单,但中美的监管还在继续沟通,中概股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靠谈。一些人看到“预摘牌名单”,感觉大风大雨是不是马上就要来了?其实不是,就算谈不拢,中概股退市也至少是2024年以后的事了,现在SEC搞这些名单,也是种吓唬人的谈判策略。



美国这么多资本在中概股身上赚到了钱。现在美国经济不景气,美股表现也疲软,这时候中概股这样的好公司其实在美国市场上是稀缺的,美方真要驱逐中概股,也得好好掂量下是不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所以,我还是没那么悲观的。

从1992年华晨在美上市,中概股在今年正好经历整整三十年。这三十年,是中国积极融入世界的三十年,也是中国“白手起家”的三十年。

现在国际形势很复杂,中概股未来肯定会面对更多的挑战,这一点我们不需要回避。

但是,我们也应该有信心和耐心,无论在香港,还是在纽约,中概股与中国科技公司的价值总能被看见,且不会停止发展,从长期来看,时间属于我们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