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日，一则国企工作人员在朋友圈炫富、炫后台的消息流传网络，引发社会争议。惊异之下，人们也在追问，类似争议背后，隐含着何种思潮的演变？
作者认为，这种状态的形成并不完全与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主导的亚文化相关。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1990年后公私领域的分离，不仅使“中国向何处去”等公共问题从青年人的日常生活中退场，更以自由主义的名义在私人生活中形成了赢者通吃的竞争理念。这孕育了一种奇特的青年文化：他们可能牢骚满腹压力重重，却又最生机勃勃地奋斗，乃至变相地支撑各种压力机制；他们展现出在一种时代设定的框架内角逐现实目标的气质，而又往往对目标本身缺乏反思的自觉。
尽管五四青年的呼喊已遥隔百余年，但如何继承其胸怀和气魄，超越这个时代的金钱、权力崇拜所形成的狭隘、平庸的文化，从“普遍的不幸福”之中走出来，使自由而独立的人生成为一种可能，依然值得深思。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原题为“青年：时代矛盾的橱窗”。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位思考。
青年：时代矛盾的橱窗
2013年12月初，我曾参加一场新书沙龙，嘉宾针对500多位青年大学生说出的一番话让我至今回味不已。他说面对当下中国的急剧变动，青年人既要“有根”，扎根于俗世生活的平凡之中，又要有翅膀，要在凡俗生活中坚守一种青年人的本真性和理想性，不被资本或权力的逻辑所主宰。青年人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坚持一种超越的面相。同时，面对社会中的污浊、腐败、不义、苦难等，不能转身逃逸，或者与世沉沦，而应该将“毒药”变为生长的“养分”。用尼采的话来说，就是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在纠结甚至烦闷的世代中，活出时代的矛盾来。活出时代的矛盾来！这对于当代的青年无异于一声棒喝，这意味着我们不能逃避这个时代的困境，也不能在一种虚幻的盛世想象中消解掉这个时代内在的症结。我想，意识到这样的境况并处之泰然，青年人才不会被汹涌的浪潮所席卷，才可能成为赋予时代以新生命的弄潮儿。
▍活出时代的矛盾
一战之后，韦伯面对政治意识蓬勃而似乎陷溺在追求“没有结果的亢奋”中的德国青年一代人，他在慕尼黑大学“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中呼吁一种心智成熟和政治成熟，倡导“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的互补相成”。韦伯所言的生命态度乃至情调，以及面对去魅后世俗时代的悖谬性时，仍旧坚持一种人文主义的价值立场于不坠，与其所言的“活出时代的矛盾”无疑有隔代呼应之趣，而在我看来，这种生命意识和人生态度，恰恰是青年人应该持守的价值。
2014年《南风窗》为纪念五四运动95周年而做了一期“青年归来”的专辑。从这个专题的几篇报道中可见，当代中国青年在巨变中也在急剧地分化。一群“出身于优裕家境、接受过顶级教育的年轻人，选择的不是代表着财富和权力的金融行业、世界500强、上市公司，而是中国偏远农村的孩子们的教育。然而，这或许正开启着走向未来的一种新的、规模不大的但新潮的社会趋势。越来越多成长于丰裕社会的‘85后’们，以及更年轻的一代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开始去选择一种能把个人的小兴趣与这个时代的大责任相契合的生活”。这无疑是对青春精神的最好诠释，选择的是一条不主流、服务公共利益和底层社会的艰辛道路，青春意味着首创性和“我的人生我做主”的自信，而不是顺从主流社会的逻辑。而另外一群则在归国之后大多数与世沉浮。当事人感叹“现实就像个大黑洞，青年人的理想被吞噬得差不多了，对未来的不确定感越来越强，面对现实又缺乏改变的勇气”。而根据记者调查，在很多国家、地区现代化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青年们，则呈现出一个更为复杂的世相与光谱：“抵御、融入、逃避、顺应……青年们选择这样与这个时代相处。时代在他们那里是一个自变量，而他们则成了因变量；时代塑造了他们，而他们对于时代无能为力。”
时代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似乎吞噬着一切变革的可能性，而焦虑感是黑洞中最触目的幽灵，无处不在却又无迹可寻。青年人因其青春的心灵，往往对一个时代的苦痛、矛盾最容易感触到，而青年人因为掌握的各种政经资源乃至话语权的有限，往往在理想与现实之间面临最醒目的鸿沟。而从晚清以降，无论是少年中国说，还是五四新青年，或者之后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社会主义新青年等，青年的意象被赋予太深重的政治内涵。青年群体被寄予“读书不忘救国”的厚望，成为各大政党争夺的对象。所谓“谁掌握了青年，谁就掌握了未来”，而与此同时，青年文化并未在一种自由、自发的社会秩序中开拓出更为多元的面相。研究青年文化的社会学家陈映芳曾在一篇短文中说：“在中国，年轻人社会化的过程里，他们心理、性格、情感等的发展以及他们的主观意志、权利意识等方面的社会化一直是被忽视的甚至是空缺的，高度角色化或过度角色化一直是重点。‘高度角色化’正是指社会将孩子顺应角色规范视为社会化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压倒一切的内容。”（陈映芳：《青年与“青年”的解体》）因此出现国家、社会对青年人的角色期待，与青年人的自我期许之间的矛盾、错位乃至冲突。换言之，青年人的主体性，在100多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从来就没有得到真正的理解，没有主体性，何来创造性？
从“蚁族”、“工蜂”到“鼠族”，从《蜗居》到《奋斗》，从《小时代》到《天注定》，从二代现象（官二代、富二代、穷二代等）到高富帅、白富美、丝等，这个时代流行的词汇和影视作品及其引发的强烈共鸣，都可以让我们窥察到隐秘的人情与世态。青年处于这个时代的风口浪尖之上，承受着昂贵的房价、医疗和教育的系统压迫，更承受着单一的成功价值观的压迫。为了生活甚至是生存，或者说以生活的名义，什么都是可以被允许甚至鼓励的，因此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青年文化景观：这是最牢骚满腹压力重重的一群人，但同时又是最生机勃勃地在奋斗，其实也就是变相地支撑社会上那些不合理压迫机制的一群人。这个时代最深刻的矛盾都浓缩在青年群体的心灵之上，可是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却不愿意真实地面对这种矛盾性，宁可以小清新或自嘲的方式戏谑地化解这种矛盾。不是活出时代的矛盾，而是学会遗忘时代的所有矛盾，活在时代的表层并浅尝辄止于其中，成为一种流行的生活态度。
按照常理而言，青年人应该是追寻自我、独立的一群人，可是今天的中国青年仿佛一盘散沙，在精神上是孤独的，在生活上是孤立的，成了一群社会转型中原子式的个人主义者，因此这种自由感是向内探寻的，或者是在虚拟的网络世界寻觅的。正因为很少直接地介入现实，赤裸裸地面对这时代的矛盾，青年人的激情就成为一种自我消耗的情绪，在一个内心的小宇宙中循环发散，被普遍的无力感侵蚀，一旦面临经验的现实，就出现虚脱麻木的错愕，人成了一堆无用的热情，与阿伦特意义上的世界不再发生关联。
▍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袭击
这种状态之形成，自然有着很深的社会因素。我想就其大端而言，有两个历史脉络对青年文化的形成影响至深且远。贾樟柯电影《天注定》讲述的底层青年的故事，大都是脱离了原有社会脉络的青年，在异乡走投无路后铤而走险，或者自我毁灭的人生故事，这都是一些去除了熟悉的日常生活世界背景的个人，从原有的社会生活网络中脱嵌，却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的生活世界（城市也并不提供对应的安置空间和生活平台）。这是一群生理意义和精神意义上双重的两栖人（不是自如地在两端之间游刃有余，而是在两头都无法稳妥地安置自身的生命与心灵），故此，他们的冷酷、决绝、悲情、孤寂，都变成没有对象的一种自我情绪放纵。中国的崛起依赖于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此前我们总津津乐道于城市的兴盛，如今我们才开始注意乡村的溃散和凋敝，尤其是乡村青年在城市和乡村中如何安顿的社会问题。若稍微了解一下这个群体，就会发现“没意思”、“无聊”、“郁闷”、“焦虑”等成为了一种集体心态，且无从缓解和释放。这个群体最早地感触到城市生活的时尚与刺激，却最终必须面对回归乡村的黯淡与落寞，他们或者因城市就业机会的匮乏，或者因疾病或家庭变故，回到一个完全陌生化的故土。曾经那么生意盎然的故乡，已经变成了死水一潭的枯寂。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乡愁也就变得无处安放。阎云翔在《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专辟一章分析农村的青年和青年文化，他认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青年人呈现出一种共通性的特质：两者都显示出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倾向，以及对个人权利强烈的维权意识。
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成了一种主导青年群体的流行意识形态，所向披靡且政治正确（消费刺激内需拉动GDP增长！）。从一个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青年群体本来就需要面对一种生活上的不确定感甚至不适感，那么消费的自由、物质的共性，似乎在提供一种“共同语言”甚至安全感，现代人的自由也就成了去政治化的消费的自由。这种自我观，也就是一种建立在消费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物化自我。在这种价值观的引领之下，青年人不是在消费，就是在为消费自由而奋斗的路途之上，而在一个消费者社会，消费品不断地更新换代，所以个体的追逐永无止境，而对幸福的定义，往往是与对最新最多消费品的占有为标尺。消费能力与幸福感被捆缚在一起，而幸福却是一种稍纵即逝难以捕捉的个人感觉。
阿伦特曾经对这种消费者社会的幸福悖论有着敏锐的观察：“大众文化根深蒂固的难题在于普遍的不幸福。不幸福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和消费之间难以取得平衡，另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动物坚持不懈地追求幸福，而幸福只有在生命过程的消耗和再生、痛苦和痛苦的释放之间达到完美的平衡时才能获得。在我们的社会中，对幸福的普遍渴求和普遍的不幸福（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表征，说明我们已经开始生活在一个劳动社会中了，只不过它缺乏足够的劳动让人心满意足。因为只有劳动动物（而不是工匠和行动者）才一直想要‘幸福’，并认为凡人是能够幸福的。”（阿伦特：《人的境况》）
钱永祥先生在其著作《动情的理性：作为道德实践的政治哲学》倡导这样一种道德意识，“不再关注如何借助于道德把人们带入某种道德成就意义上的应然状态，而是以减少伤害与苦痛为其主要的着眼点，把人的应然状态理解为尽量减少了非应承受的苦痛、伤害的状态”。这种低调的道德观，反而更容易形成个人与他人苦痛之间的连带感，并且因其目标的具体而容易激发出一种道德行动的动力，这正如前引韦伯所言，独亢而高调的道德意识往往容易在现实之前一败涂地，而如此低调的理想主义却可能支撑个人的道德践履。回头看20世纪中国革命的道德遗产，青年群体之所以心系时代，不恰恰在于对于社会不义和底层苦难的感同身受，因而将生活和权利的平等作为一个具体的目标在追求吗？！若将这种思路敷衍开来，就当代中国各种议题展开讨论和寻求改善的良策，青年人的生命就不会自我设限在一个局促的框架之内，而弥漫出一种开阔、良善而积极的境地。
▍“公”“私”领域的畸形发展
自然，我不愿意将青年文化的特质就简化成被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主导的亚文化，其实造成当前这样一种相对同质化的青年文化现象，还有一个更为历史化的脉络，就是在1990年代以后，公私领域的分离和对峙，一方面是公共领域的悬浮，1980年代以北岛、崔健、海子等为象征人物的挑战主流话语的青年文化，在急剧的时代变动中骤然衰落，琼瑶、汪国真、席慕蓉热开始悄然兴起并弥漫在大学校园。政经问题，中国向何处去等大问题开始淡出中国青年人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私人生活领域的自由度越来越开放，欧风美雨乃至日韩潮流一波波汹涌而入，五光十色的消费文化以时尚的名义席卷中国。大型超市、连锁店、大卖场等的出现，给中国青年人提供了一种相当个性化的选择自由，《格调》等小资样本图书热销一时，对民国上海风的怀旧随着《上海摩登》、《上海的金枝玉叶》、《长恨歌》等作品的传播更是为资产阶级风尚升温，如此种种都在告诉青年人如何炼成一个温文尔雅有国际品位的中产阶级。
当世俗生活通过娱乐、广告、影视、服装、游戏等展现出了一种精致美好的可能性时，唯一剩下的事情就是为之奋斗。但这种私人生活领域的奋斗，又与面对公共议题的犬儒有机结合了起来，因此就孕育了一种奇特的青年文化：一种顺从性的奋斗精神，也就是在一种时代设定的框架内角逐现实目标的气质，这往往对于目标自身缺乏反思的自觉与资源。苦闷、纠结、空洞等瘟疫般的集体情绪就成为一种时代的流行色。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警告的图景正在中国社会徐徐展开：“赫胥黎告诉我们的是，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在赫胥黎的预言中，‘老大哥’并没有成心监视着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地一直注视着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看守人、大门或‘真理部’。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比如吐槽体——引者注），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一个从底层一路摸爬滚打过来的同窗A，在多年奋斗后有了自己的房子、车子和位子后，工作之外的最大乐趣就是在手机上玩游戏，一玩就是两三个小时，日复一日地沉迷在这种消遣之中。谈及社会的不义和他人的艰辛，他都是无动于衷，且认为当下中国提供了很多机会，那些处境不好的青年人不能怨恨体制，只能怪自己奋斗不够或者运气不好！另一个从乡村出来留在上海的青年朋友B，在外人看来已经够不错了，有房有车虽然有贷款，孩子也生了，一家三口的户口也落下了。每次给我打电话大多是诉说在上海生存之不易，疲累不堪，整个人处于持续的身体和心灵亚健康之中。他对我说，每次与同事聊天都备受打击，人家不是购买期货，就是换房子，或者出国旅行，而他们一家却只是在最低上海生活线上苦苦挣扎。成功者陷入空洞，挫败者（其实是相对意义上的，也许在很多人眼中他已经是一个成功者）难逃茫然。
任何一个世代的青年人，都会不同程度地与自己所处的时代发生尖锐的碰撞，因为生活、恋爱、婚姻、理想、政治等各种因素，而造成个人与时代的相遇。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所处时代的“特殊性”，如何设定个人与时代的对应关系，如何面对自身的欲望和挫败感。是将这一切归结于偶然的运气因素，还是归因于一个更为宏大的经济性的结构压迫？或者尽可能地将自身对生活的需求做“减法”，不在一种攀比中作茧自缚，而是在一种目标减负中自我解脱，甚至像佛教徒那样将众生和自己之苦，看做生命的因果链条中的一环，看做人生在世的本然状态，从而达到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的梁漱溟所谓的“物来顺应，廓然大公”的大彻大悟境地？
诚如桑塔格所言，“在现代社会，公共空间的主要模式，是大型商场（也可以是机场或博物馆），专门用于严肃事情的空间十分稀少”（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空间稀少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去努力拓展公共讨论的空间，尤其是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时代，青年人或许不能一味地闪躲，悬置那些在生命世界中时刻刺痛我们的命题，比如公正与不义、比如精神生活的寻觅、比如如何对待这个世界上无处不在的苦痛和暴力等。
面对市场和商业力量如此繁盛的时代，哈佛伦理学教授桑德尔倡导的这种态度或许值得我们省思：“审慎思考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各种不尽相同且彼此冲突的善生活观念。这是一个我们有时候会害怕踏进去的领域。由于我们害怕产生分歧，所以我们不愿意把我们的道德信念和精神信念带进公共领域。但是，从这些问题中退缩，并不会使它们处于免受决定的状况。这只意味着，市场会替我们来决定它们何去何从。这是我们在过去30年的教训。市场必胜论的时代乃是同公共话语严重缺失精神实质的时代重合在一起的。我们使市场安守本分的唯一希望，就是对我们所珍视的物品和社会惯例的意义展开公开的公共商讨。”（桑德尔：《金钱不能买什么——关于公正的思考》）
勇敢地面对分歧并在冲突的争论中寻求共识并付诸行动，或许也是判断一个民族的青年人是否在心智乃至政治上趋于成熟的标志。将近一百年前，李大钊在1916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发表一篇脍炙人口并成为经典的思想性散文《青春》，其中的精义、胸怀和气象仍值得今天的我们深思：“青年锐进之子，尘尘刹刹，立于旋转簸扬循环无端之大洪流中，宜有江流不转之精神，屹然独立之气魄，冲荡其潮流，抵拒其势力，以其不变应其变，以其同操其异，以其周执其易，以其无持其有，以其绝对统其相对，以其空驭其色，以其平等律其差别，故能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涯，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此之精神，即生死肉骨、回天再造之精神也。此之气魄，即慷慨悲壮、拔山盖世之气魄也。惟真知爱青春者，乃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惟真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者，乃能具此种精神与气魄。惟真有此种精神与气魄者，乃能永享宇宙无尽之青春。”我想，唯有这种青春精神，才能冲破这个时代的矛盾，并超越这个时代的金钱、权力崇拜所形成的狭隘、平庸的文化，使自由而独立的人生成为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