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汀·帕潘和莉亚·帕潘,这一对看起来非常礼貌无害的法国姐妹,却犯下了法国历史上最令人发指的凶残罪行之一。

(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

(电影中的两姐妹)

她们作为住家女佣,折磨、残害、肢解了女主人和她的女儿…让犯罪现场成了血淋淋的人间地狱,震撼了当时的整个法国。

世人纷传,她们从亲姐妹、变成乱伦情人、又变成一起犯下血案的“精神病共犯”。



但就是这样可怕的两个凶手,却对法国知识分子、哲学家产生了重大影响,很多人认为她们的谋杀不是丧心病狂的犯罪,而是对阶级压迫的反抗。

一些人甚至崇拜她们,觉得她们的屠杀是对上流社会精英阶层的一种警告…

历史上真正的莉亚(左)和克里斯汀(右)

她们激发了很多戏剧、书籍、电影、歌曲和艺术品等的诞生,甚至成为近些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寄生虫》的灵感来源…



帕潘姐妹出生于20世纪初的法国勒芒一个底层家庭,她们的母亲在和男友约会时怀了身孕,按照当时的社会标准,她只能嫁给这个男人。

婚后五个月,大女儿艾米莉亚就出生了,迎来新生命后,这个小家庭并没有往幸福美满的方向发展,丈夫怀疑妻子和她的雇主有染,想要举家搬到另一个城市,但妻子以死相逼,说自己宁愿死也不愿意离开勒芒,此时两人的婚姻就开始恶化。

丈夫开始酗酒,妻子的精神状态也逐渐变得不太好。

(电影中的母亲)

1905年,二女儿克里斯汀出生了,这时这个家庭的氛围已经恶化到一定程度,父母长时间争吵,她的母亲被认为不适合养育孩子,所以克里斯汀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到了亲戚家。

在亲戚家生活的七年,可能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1911年,三女儿莉亚出生,母亲生下莉亚不久后,就发现丈夫强奸了当时只有10岁的大女儿艾米莉亚,她很生气,却不是因为女儿被伤害,而是…她很介意丈夫的“背叛”。

所以她和丈夫离了婚。

(电影中的一家人)

整个过程中最糟糕的部分可能就是,母亲把强奸的发生归咎于女儿,觉得是10岁的艾米莉亚勾引了自己的父亲…把她送到了以残暴著称的孤儿院。

不久之后,两个妹妹——克里斯汀和莉亚也被母亲送去了大姐所在的孤儿院,母亲打算让她们仨在那儿待到15岁,到时候她们出来就可以直接去做工赚钱了。

母亲算盘打得很响,明显就是要吸女儿们的血,这三个从来没被善待过的女孩,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性格也各不相同。

大姐主意很正,早早地就跑了,她16岁就决定成为修女,和所有家人都断绝了关系。

二姐克里斯汀在孤儿院时,本也想像大姐一样进入修道院,但被母亲禁止,要求她出去干活挣钱。

(电影中的克里斯汀)

她接受了各种家务的训练,很轻松成为了一名住家女佣。

她顺从了母亲的安排,但事实上,她内心向往着大姐那样的自由,在内心和现实的拉扯之中,她的情绪慢慢也变得更激烈。

小妹莉亚的性格又是另一个极端,她出生时家里的氛围已经紧张到让人害怕,她天天活在混乱的争吵、未遂的骚扰和其他各种形式的虐待当中,从小就是个安静、内向、听话、看人眼色活着的小孩。

所以她对母亲的安排言听计从,不会像二姐一样心生愤懑,更不会像大姐一样一走了之。

(电影中的莉亚和克里斯汀)

于是莉亚和克里斯汀一样,也成了住家女佣。

姐妹俩开始在勒芒上流社会、中产阶级的各个家中担任女佣,即使母亲常常苛责施压、主人家也不好相处,但她们至少还有彼此。

也正因为如此,她们更渴望彼此的陪伴,尽可能地要一起工作。



1926年,克里斯汀和莉亚开始为退休律师Lancelin一家服务,这家的家庭结构很简单,就只有男主人雷尼、女主人莱奥妮和她们的小女儿吉娜维,一家三口住在勒芒一栋漂亮的两层联排别墅里,大女儿结婚后不住在这里。

从外界看来,这家人对莉亚姐妹非常好,她们吃着和主人家一样的食物,住在温暖的房间里,领着当时的标准工资。

(电影中玩闹的两姐妹)

克里斯汀和莉亚作为住家女佣的职业操守也相当出色,她们早已习惯了长时间繁琐辛劳的工作,所以,在开始的几年里,一切似乎都很顺利。



但实际上,她们就像是这个家里的“家养小精灵”,没有任何存在感,只有沉默地工作、工作、工作,甚至在这里的整整七年里,都没有和男主人说过一句话。

这些她们都可以忍受,但几年后,女主人莱奥妮的情绪和精神状况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女佣姐妹成了她宣泄的对象,日子就变成了地狱模式。

她开始对姐妹俩的工作无比严苛,仔细检查她们的清洁成果,她经常会对家具进行“白手套测试”,一定要看不到一丝灰尘才可以。

历史上真实的女主人和小女儿



不仅如此,女主人还会在各种场合殴打女孩们,把她们当成随意虐待的出气筒,最严重的时候,还会把女孩们的头往墙上撞。

这样的虐待,让双方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尤其是对于有些冲动偏执的姐姐克里斯汀来说,她心里那根因愤怒而死死绷着的弦,被崩断也只是时间问题。



终于,在1933年2月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女主人和女佣们之间的冲突达到了毁灭的顶点,一场血案悄悄拉开帷幕。

预警:前方有案发现场照片与描述,比较血腥,请谨慎观看

1933年2月2日,别墅一家三口都不在家,男主人和朋友出去了,女主人和女儿开始了晚上的购物之旅,之后打算到大女儿家里做客。

另一方面,女佣姐妹还在忙着杂务和工作,其中一项就是从当地一家维修店里取回这家人坏掉的熨斗。

取回来之后,她们把熨斗插上电,谁知道熨斗还有故障,这次还烧坏了线路,导致整个房子都停电了。

两姐妹觉得,反正一家三口今晚都不回来,就不用摸黑修熨斗了,明天早上再做吧。



谁知母女俩偏偏在这时候回来了,女主人冒雨回到家发现家里一片漆黑,勃然大怒,压根不听女佣的解释,直接就在一楼的楼梯上对姐妹俩大打出手。

克里斯汀一直以来苦苦压抑的怒火这时也爆发了,她一个常年劳作的年轻女子,力气不知比贵妇人要大多少,直接忽略了对方的攻击,把一个坚硬的水壶砸到了女主人头上。

旁边女主人的女儿冲上来要保护母亲,但她也不是对手。克里斯汀此时俨然已经崩断了弦,失去了理智,她朝那个女儿猛地扑过去,把她的眼睛挖了出来。

案发现场示意图

一旁的莉亚在克里斯汀的指挥下,也加入了这场“战斗”,挖出了女主人的眼睛。

母女俩转瞬间就丧失了抵抗能力,克里斯汀跑到楼下的厨房,拿了一把刀和锤子,姐妹俩就像疯了一样对着主人家母女俩的尸体攻击。

根据之后警方估计,袭击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

母女俩被利器刺到无法辨认的程度,她们的脸、胸部、大腿、臀部和私密部位都被切开。

案发现场

外面风雨交加,屋里一片漆黑,只有两姐妹狂躁的心跳和无法停止的“血腥狂欢”,还有倒在地上不成人形的两具尸体以及随地散落的眼球、器官,偶尔一道闪电划过,照亮作案现场的一片血泊,两姐妹几乎与厉鬼无异。

男主人就是在之后一段时间到达家里的,大约晚上7点左右,他到家后发现屋里黑漆漆的,以为妻子和女儿出门了,等他和朋友聚完回来,发现屋里还是黑的。

而且前门被从里面上了锁,周围是死一般的寂静。

他觉得事有蹊跷,直接去了警局,在警方的协助下,他终于进了房子,发现了被谋杀的妻子和女儿。

现场简直惨不忍睹,母女俩面目全非,女主人的眼睛被挖了出来,滚落到她脖子上围巾的褶皱里,女儿的一只眼睛掉在了她尸体下面,另一只被发现在走廊另一头的楼梯上。

一开始,警方以为女佣姐妹也惨遭毒手,便继续上楼,却发现她们的房间是锁着的,等找锁匠开门后,进到房间,警察发现姐妹俩正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旁边的椅子上放了一把血淋淋的锤子,上面还粘着人的头发。



她们几乎是立即就承认了罪行,但她们声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自卫。

庭审过程中,她们互相保护,各自坚持自己才是唯一需要负责任的罪人。

她们被关进不同的监狱,克里斯汀因为看不到莉亚变得极度痛苦,监狱官员一度软化态度,允许她们见面。

据报道,克里斯汀曾冲向莉亚,解开她的上衣,恳求她说“求求你,说你愿意!”暗示她们有乱伦关系。

不管怎么说,克里斯汀的状态在血案过后是越来越偏执了,而莉亚则是更加沉默。



姐妹俩的律师以精神错乱为由,为她们辩护,不认罪。

不过法院指定的三名医生在给她们做心理评估后,结论是她们没有精神障碍,可以出庭受审。

但之后的审判中,医学证词指出,这对姐妹来自一个有精神病史的家庭,她们的叔叔死于自杀,她们的表亲则住在精神病院,心理学界为她俩的情况争论不休。

最终的结论是,她们患有“共同偏执障碍”,指两人或多人在一起时,与世界隔绝,形成共同的偏执妄想,其中一方主导另一方。

在这个案例里,就是固执强势的克里斯汀主导温顺的妹妹莉亚,两人最终成为“精神病共犯”。

庭审中的莉亚(左)和克里斯汀(右)

但这种心理障碍并不是她们犯下血案的借口。

审判结束后,陪审团很快就做出了判决,确定姐妹俩确实犯有她们被指控的罪行,只是罪行程度不同。

莉亚是受姐姐影响,被判了10年;

被认定是始作俑者的克里斯汀,最初被判在断头台上执行死刑,后来被减刑为终身监禁。



失去了妹妹的克里斯汀,精神状态迅速恶化,她疯狂恳求想和莉亚在一起,但都被拒绝,在经过长时间的抑郁与疯狂后,她拒绝进食,最后把自己活活饿死。

而莉亚则在服了8年刑之后就被释放,她获释后和母亲住在一起,换了假名,依旧做女佣维生。

这起恶性谋杀案件因情节之可怕轰动了整个法国,但相比起惧怕,法国知识分子对凶手更倾向于维护,甚至是推崇。



因为他们觉得,女佣杀死主人家母女俩,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女孩们每天工作14个小时,每周只有半天休息,日常还要遭到主人家的虐待,她们这么做,是反抗他们精英阶层、冷酷卑鄙的主人。

有些人甚至崇拜她们,觉得她们的屠杀,是对上流社会的一种警告,杀一儆百。



甚至到近年来,都有创作者从女佣姐妹俩的故事里得到灵感,比如韩国导演奉俊昊,他让电影《寄生虫》的结尾像姐妹俩的故事一样,以杀戮、死亡和血,铺满精英阶层的豪华别墅。



当然,这些无法掩盖她们犯下血案的本质,但她们的所作所为能够引发当时法国知识分子对于阶级、贫富差距的狂热批判,就像《寄生虫》引发韩国人对于社会现状的认同一样,这也许意味着悲剧不仅仅发生在两个受害者身上,而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