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斯奎兹女士和她的儿子。
在阿拉尼亚·瓦斯奎兹（Alania Vasquez）向警方举报她14岁儿子的那天，她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决定的巨大影响。
她告诉一名来到她公寓的警官，她认为她的儿子会伤害别人，而且很可能是在学校。他对枪支和暴力越来越着迷，她还发现他在看校园枪击案的视频。他曾因为在学校威胁别人，还带了一把折刀而惹上麻烦。一位老师无意中听到他在告诉同学们如何制作管状炸弹。2019年9月的那天早上，他大发了一通脾气。
警方搜查了她儿子的卧室，在那里找到了他的日记，后来在逮捕令中详细记录了这些日记。他描写了如何实施一场大屠杀，称之为“命运”。他威胁要杀死他的母亲、她的男友，以及他的学校同学和工作人员。他列出了打算让谁活，让谁死。他写道，之后他会自杀。
举报的后果
42岁的瓦斯奎兹是俄克拉荷马城的一名呼叫中心经理，她签署了一份紧急命令，认为儿子有危险，随后警方将她的儿子送往医院进行心理健康评估。她在填完入院表格后开车离开了医院，一路上一直在流泪。没有父母愿意做出这样的决定，她的一些家人也批评了她。
“我必须把我们所有人从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中拯救出来，”瓦斯奎兹说。“我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我的孩子、我自己和公众的安全，我不会为此道歉。”
随着年轻人大规模枪击事件变得越来越普遍，事后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是否有潜在暴力的迹象？有人做了什么吗？7月4日伊利诺伊州高地公园游行时发生袭击事件，此前的5月，一名枪手在德克萨斯州乌瓦尔德的一所学校杀害了19名学生和两名教师，这些问题变得更加紧迫。
对于面临子女不良行为的父母来说，向警方举报孩子可能犯下的罪行是一个痛苦的决定。这些父母担心后果——情感上的、社会上的和法律上的。即使在做出决定后，他们也经常质疑警察是否能引导他们的孩子去寻求他们需要的帮助。
瓦斯奎兹女士一想到她儿子的案子里漏掉了什么就不寒而栗。她说，她的儿子从3岁开始表现出情绪问题的迹象以来，就花了很多时间做心理咨询。她说，他在7岁时因试图从一辆行驶的汽车中跳出来而住院。她说，最近，他频繁发火，在家里的墙上用拳头砸出了几个洞。
瓦斯奎兹告诉警方，他想要一把枪，但她拒绝给他买。她说，虽然她通知警方时，他没有实施袭击的武器，但她担心他可能会遇到其他可以提供帮助的人。
她的儿子现在回到了母亲身边，他在一次采访中说，在他被母亲举报的时候，他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愤怒，他对治疗进展缓慢、童年贫困感到不满，在家里他觉得被母亲抛弃，在学校他觉得被同学欺负。他说，当时他并没有持续服用治疗心理健康的药物，他的“妄想症严重到了极点”。
至于他对大规模枪击的关注，他自己说，那只是短暂的兴趣。
他说，他认为他的母亲不需要报警，而且对她这样做仍然很不高兴。瓦斯奎兹的一些亲戚也觉得，她实在是不至于报警，要求警察介入。
“有些人认为，她举报了他，可能只是为了让他离开家，”瓦斯奎兹的母亲苏珊·泰特（Susan Tate）说。但泰特承认，她也观察到了外孙的行为问题和对暴力的迷恋。
警方在逮捕令中详细记录了发现的那本日记，其中包含暴力场景的描述，比如人们躲在学校教室的桌子底下躲避枪手，誓言要制造比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袭击者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更严重的破坏，以及将科伦拜恩（Columbine）校园惨案的周年纪念日称为庆祝日。
瓦斯奎兹的儿子说，在被警方介入后，他已经改变了很多。
“我想杀死政府行政人员和其他孩子，向人类复仇，”他写道。“很少有人能比得上我。我恨他们所有人！我被背叛了。这个世界配不上我。他们会看到的。他们都会看到的。”
瓦斯奎兹曾希望，报警后警方能帮助她的儿子获得长期住院精神健康护理。她说，她的儿子除了暴力和行为问题，还有别的心理健康问题，她希望儿子能接受住院治疗，但医疗机构告诉她，他们没有工作人员来满足他的需求。
她说，结果他只接受了短期住院治疗。他还因策划暴力行为而受到重罪指控。
举报避免更多伤害
定向暴力预防中心（Center for Targeted Violence Prevention）维护着一个校园暴力阴谋在实施之前就被发现的事件数据库，中心主任、持证治疗师弗兰克·斯特劳布（Frank Straub）说，对于那些试图在孩子发生暴力行为之前进行干预的家庭，找不到心理健康服务是一个常见的问题。他说，社区服务机构通常等待名单很长，而专注于青少年的精神病医生非常紧缺，意味着家庭往往只以求助儿科医生或家庭执业医生，但这些医生并不总是有能力寻找预警信号。
斯特劳布博士的研究中心去年公布了一项由司法部资助的研究，研究人员调查了自1999年4月以来被避免的171起校园暴力事件——其定义是计划在校内实施的枪击、爆炸、刺杀或其他暴力阴谋。大多数案件涉及的对象系独立行动，计划使用枪支。
分析发现，在被挫败的事件中，听到同学谈论阴谋或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帖子的同龄人，报告了大约51%的暴力计划。学校工作人员，包括资源官员，报告了18%的暴力计划。嫌疑人的父母报告了大约4%的案件。
布雷克·约翰逊（Blake Johnson）是佛罗里达州哈德森（Hudson）的一名10岁儿童。2019年，当一名同学在学校厕所里透露他的书包里有一把枪时，当时8岁的布雷克一开始以为这是假的，但那个同学掏出枪来证明这一点，并威胁说如果他告诉任何人，就会伤害他。
布雷克说：“他说要朝我的头开一枪。”他还说，当时在场的一位朋友告诉他不要告诉任何人。但他想起了母亲对他的教导，那就是把他认为重要的事情说出来。当厕所里的其他男孩都去上课时，布雷克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学校保安。据警方称，他们随即搜查了那名学生的书包，发现了一把上了膛的9毫米手枪。
布雷克的母亲雷尼·约翰逊（Laynie Johnson）说，尽管布雷克因此被称为英雄，但自从事件发生后，他就有些焦虑，去年那名持枪的学生又回到了校园，于是他们只能给布雷克办理了转学。
2020年，雷尼·约翰逊和儿子布雷克。
2019年《华尔街日报》对近30起大规模校园枪击事件的分析发现，大多数枪手提前几周或几个月策划了袭击。从事暴力预防工作的人说，关键是培训同龄人、家长和社区成员在看到问题时大声说出来。包括科罗拉多州和佛罗里达州在内的几个州已经开发了鼓励学生使用的匿名举报系统。
2018年佛罗里达州帕克兰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这起造成17名学生和工作人员死亡的高中枪击案中，发现了69起有记录的枪手暴力或相关行为，包括杀害小动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有关武器的帖子以及对家人的身体伤害。
另一项研究发现，在科罗拉多州的森特尼尔（Centennial），至少有10名高中生担心一位同学的枪支持有和愤怒问题。其中一名学生与辅导员谈论过此事，但未见校方反应，这位同学在2013年枪杀了另一名学生并自杀。
一些父母因为不作为而需要面对后果，尽管这种情况很少见。去年12月，两名父母被控过失杀人罪，他们15岁的儿子被控在密歇根州牛津市的一所高中用手枪杀死四名学生。检察官称，尽管他们知道他有麻烦，但还是给他买了一把枪。事发前几小时，枪手和他的父母与学校官员会面，讨论他的行为。这对父母不认罪，他们的儿子也不认罪，他面临谋杀四名学生的指控。
“他在监狱里更安全”
2019年9月，尼科尔·舒伯特（Nichole Schubert）在凌乱的餐厅书架上发现了儿子的日记，之后她一直在纠结该怎么办。根据警方的一份报告，她当时17岁的儿子在日记中详细描述了2020年4月20日，也就是科伦拜恩学校大屠杀周年纪念日的袭击计划。日记说，他会在早上5点开始杀人，杀死他的母亲和她的男友。他会在12点20分到达学校，开始扫射。
根据警方的报告，他在日记中写道：“杀死所有可能的人，战斗到死，或者在造成最大伤害后自杀。”
她的儿子今年20岁，不和她住在一起，他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几个月前，舒伯特女士在儿子的卧室里发现了她认为是制造炸弹的材料。她说，当时她的儿子因为吸食大麻和违反宵禁而处于缓刑期间，所以她向他的缓刑官报告了这件事。她说她儿子痴迷于大屠杀凶手。
她内心十分挣扎，思考着该如何处理这本日记，并把它带在了车上。她想到了学校里的学生，他们中有几个曾经帮她照看过孩子，或者和她的同事沾亲带故。伤心欲绝的她报了警。
舒伯特说：“尽管告发他很困难，但我没有任何遗憾。”
“我觉得他在监狱里，在少管所，比进入社区、接触公众更安全，”舒伯特女士说，她今年41岁，最近搬到了密歇根。“如果我不打那个电话，结果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我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
这名17岁的少年放学回家后，警方从他的一个口袋里掏出一把大约6英寸长的刀，随后他被逮捕。
警方报告称，当一名警察问他是否了解自己的权利时，他告诉警察“滚开”。这名少年承认了一项炸弹威胁或伤害财产的重罪，以及两项家庭暴力的严重轻罪。他被禁止回到他据称计划袭击的高中。他接受了18个月的社区监督，20小时的社区服务工作，并被判监禁30天。
舒伯特女士说：“尽管告发他很困难，但我没有任何遗憾。”她说，她的儿子现在已经高中毕业了，仍然需要治疗抑郁症，但情况很好，可以工作。她说他仍然怨恨她向警方告发了他。
在俄克拉荷马州，瓦斯奎兹女士说，对她17岁的儿子的指控在他进行社区服务并接受心理咨询后被撤销。她说，他现在在一个新的学区入学，就读于一所专门招收学分落后或有行为问题的学生的学校。
他之前就读的俄克拉荷马城公立学区拒绝就他的案件置评。学区发言人说，学区有一个健全的报告系统来跟踪和监控来自学生的潜在暴力事件，学区还培训工作人员，鼓励学生、家庭和社区向24/7热线报告可疑行为。
瓦斯奎兹女士说，瓦斯奎兹说，她爱她的儿子，想修复他们的关系，但她已经准备好面对更多的动荡。他说过，他想在18岁时拥有一把枪。她告诉他，如果有枪，他就必须离开她的家。
她的儿子说，他相信一旦离开母亲，他会做得更好，因为他们“在一起是有毒的”。他希望明年毕业，他志在成为一名枪匠，但家人不支持，所以他想做卡车司机。他说自从他写日记以来，他改变了很多。
“我当时心情很差，”他说。“我比以前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