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台记者注意到，现场挂起了毛主席画像，飘起了五星红旗。示威者在聚集的地方高喊： “河南银行，还我存款！”
本台记者解释说：今年4月，河南有多家村镇银行因遇到资金危机，无法提供取款服务，一些焦虑的储户便前往省会郑州维权。6月底，河南的许多维权人士突然发现自己的防疫健康码“被转红”，质疑当局用防疫技术来“维稳”。
这一次，一些储蓄户约好凌晨 4 点聚在一起。据当地媒体报道，其中大多数是河南四家农村银行和邻近安徽省另外两家农村银行的数千名储蓄户，这些银行提供令人瞠目结舌的利率。记者拉加德援引中国地方报刊报道说，一些银行实控人转国籍携款逃跑！
“腐败与暴力”
在总部位于上海的官方信息网站 Sixth Tone 分享的照片和视频中，示威者坐在银行机构的主要台阶上，拉开白色横幅，用醒目的黑体英文谴责“腐败和（示威者所说的）暴力”，“面对当局的镇压，我们要求平等和正义”，有的横幅甚至写着“不还存款，就没有人权。 »
上午10点左右，警方扩音器命令储户散去。尽管有警察在场抗议者拒不离开。从扩音器可以听见：扰乱和影响社会正常秩序，公安机关将依法严肃处理”。便衣警察冲进人群，将一些抗议者带到好几辆公共汽车上。在社交网络上，许多评论迅速被审查。7 月 11 日，储蓄户们谴责警察对“不过是来要回存款的普通公民”实施的暴力行为。
河南村镇银行弊案越演越烈，3000名取款难的储户10日集结省会郑州展开维权行动，现场爆发流血冲突。事件引起舆论譁然，有维权民众怀疑这群身分不明的“白衣人”是便衣员警，而官方未有解释。“白衣人”究竟是谁？这个问题或许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系教授王惠玲的新书“外包式镇压”中，可窥见端倪。
据中央社署名沈朋达今天报道称，日前一群因村镇银行中止支付而受害的储户到河南郑州维权，却遭一群身分不明的白衣人殴打，引起关注。加拿大学者王惠玲的新书指出，这是中国政府常见的外包镇压手法之一。
河南数家村镇银行4月起不让储户提领现金，6月更传出有储户想到当地维权，手机里的健康码却无故转为红码。近3000名储户10日到河南省会郑州的中国人民银行支行外拉布条抗议，与警方对峙。期间一批身着白色Ｔ恤的人士对维权民众拳打脚踢，爆发肢体冲突。
政治学科普网站“菜市场政治学”11日刊登美国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政治系助理教授王宏恩撰写的文章，介绍“外包式镇压”。书中尝试解答的问题是：为何中国政府可在大规模推动土地征收下，避免因镇压造成民众激烈的反弹，从而使社会发展速度高于民主国家？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系教授王惠玲在（Lynette H. Ong）的新书“外包式镇压”（Outsourcing Repression）中指出，中国政府善用两种外包的镇压工具：黑衣人（thug-for-hire）和群众动员（mobilizing the mass），借此规避政府的责任，和降低成本。
书中所谓的“黑衣人”，是指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遇上钉子户，会非正式聘雇邻近的黑社会人士，以骚扰、破坏公物，甚至杀人等方式，完成土地征收。王惠玲整理1992年到2007年间共2209件与迫迁相关的抗议，发现黑衣人出现了973次：且黑衣人出现，往往让事件中出现伤亡的机率上升。王惠玲的研究也发现，相较于公务单位介入的抗争，黑衣人出现的案例，之后较不会爆发更大规模的抗争；且政府还可适时和黑衣人切割。
而所谓的“群众动员”，常见型态就是“朝阳大妈”。政府透过地方头人（意见领袖），对钉子户形成社会压力，造成当事人心理压力而最终就范。
中央社说，王惠玲的研究认为，中国政府让这两个群体作为公权力的延伸，使执政更为顺利，并可节省政府的成本、增加收入，以及降低抗议发生的机率。
河南储户抗议事件显示，中国正在经历的经济困难有可能很快转化为“社会不稳定”
在河南，账户上的存款被清零的储户们示威抗议却被镇压的消息受到周一法国世界报的关注。该报相关文章写道，4月份以来，四家地区级银行的数千名储户无法再使用他们存在银行账户上的钱。储户们周日就此集会抗议，但遭到暴力驱散。
法国世界报记者西蒙·勒普拉特（Simon Leplâtre）撰写的文章首先描写了一位余姓男子的遭遇。余姓男子今年33岁，居住在黑龙江。余姓男子从黑龙江穿越了半个中国到河南来打听自己的积蓄怎么样了。7月10日黎明时分，他和自4月中旬以来在四家地区银行的资产被冻结的数百名储户一起，在河南省会郑州，在中国人民银行郑州支行前集会抗议。从社交媒体上传出的视频中，可以看到，他们举着的横幅上用黑底白字写道：“向河南政府的腐败和暴力说不！40万个家庭的中国梦破灭了。”
临近中午的时候，数百名便衣男子冲进了人群，余姓男子遭到殴打后被拖上一辆公共汽车，他的眼睛在流着血。几个小时后获得释放的余先生叹着气说，“我把家里所有的积蓄100万元人民币都存进了这家银行。现在我们什么都再也买不了了。”
储户们从4月18日起就开始动员起来了，当时，河南省四家银行的客户发现他们无法再取钱了。银行的APP或银行的取钱机都显示的是：系统正在更新。央行就此展开的调查，指责一个金融平台代表四家银行进行“非法集资。”几个星期过去了，情况越来越糟。6月底，警方宣布有好几个人被逮捕，警方的声明说，“此案涉及先前的老案件、犯罪嫌疑人众多、情节复杂。”
“社会不稳定”
法国世界报相关文章表示，当局和警方的行动是无法让储户们安心的，越来越多的储户聚集在一起共同发声。这一事件也表明，中国正在经历的经济困难是有可能很快转化成为北京担心的“社会不稳定”的。因为在相关的四家银行的背后，是4000家农村银行的情况令人担忧。香港恒生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王丹说，“这些鲜为人知的地方银行通常会提供很高的利息来吸引储户。他们把筹集到的钱借给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尤其是借给非常冒险的房地产开发商。可最近，在房地产领域，出现了很多违约事件。”
6月初，当数十名愤怒的储户发现他们的健康码变红时，这一案件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蔓延了。在中国社交网络上，这种出于政治目的而使用健康码来限制相关储户行动的办法，让数百万网民感到震惊。中央当局最终介入，惩罚了几名郑州的官员。
但储户们的钱的问题是没有进展的。王丹说，“令人惊讶的是，央行没有干预：在中国，存款的保证金额可达50万元，是不应该有这样的恐慌的”。根据《财新》杂志，涉及的金额可能相当于15亿欧元。经济学家警告说，“如果人们开始害怕并试图取钱，那么传播开来的风险是很高的。如今，已有九家银行受到影响。银行系统对这样的感觉是非常敏感的。”
只透露自己姓氏的28岁的李女士说，由于她在金融领域工作，她已经存了20万元，存在此次涉案机构之一的禹州新民生银行。她在电话中强调，这笔钱占她储蓄总金额的90%。”5月份，她曾犹豫是否要参加抗议行动，她说，“我认为没有必要，当地政府会给我们答复的。”她继续说，“但当我看到示威者受到暴力对待时，我对自己说，我也必须来捍卫我的权利。”7月10日，她从她居住的陕西省乘火车前往郑州。虽然她逃脱了便衣特工的暴力，但她震惊地说：“发生这样的事情真是不可思议。我们感到完全无助。”
河南维稳镇压突显中国地方治理瓶颈
中国河南村镇银行维权事件，过去几日因流血冲突受国际高度关注。中国独立学者吴强认为，当地储户面对便衣人士的“非正式镇压”暴力，显现中国“维稳”概念制度化后，当局习用的“守土有责”模式，即把所有问题留在地方解决，尽力避免上升到中央。
数千名储户10日聚集在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分行外抗议，影片显示有不明白衣人对示威者拳打脚踢。
德国之声：从您的角度来看，是哪些根本因素引发了这次的河南村镇银行维权事件？
吴强：若不谈镇压与民众的抗议，只谈民众无法取款与河南村镇银行遭到挤兑，第一个层面的原因是自从2007与2008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与中国内部都很关心中国经济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就是影子银行（编按：指提供和传统商业银行类似金融服务的非银行中介机构）的存在，特别是担心庞大影子银行可能成为中国金融危机爆发首先的战场。
这个担心已维持十几年，盡管过去几年中国爆发很多地方的P2P跟小额借贷的争议，这些都是影子银行的另一种形式，终于这一次我们看到非常接近正规银行，但是是在河南农村地区的村镇银行，它们用典型的影子银行金融危机爆发的症状。这是过去十几年国际社会都担心的，现在终于爆发了。
这个危机的爆发，首先跟过去几年北京高层对房地产政策的抑制是有关系的。影子银行跟村镇银行的大量资产都是投在房地产，而房地产从恒大集团破产后，其实它的牵涉面是全国范圍的。虽然过去我们相信北京会有些安排，对恒大跟其他地产集团的金融风险有些防范，但看来这些河南村镇银行首先便成为中国房地产被人为控制的牺牲品。
在房地产行业不景气跟价格受人为控制的情况下，这些大量投入房地产行业的银行变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次生灾害。这种状况跟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情形几乎是一样的。在河南这里，郑州过去十几年主要是搞大跃进的模式，这种模式在90年代后于中国很多地方都开始展开，但郑州是比较晚而规模相当大，影子银行在过去十几年都能看到。但河南当地的制造业与其他发展都是激情状态，而这种激情的结构透过这次的事件终于爆发了。
另一点是跟中国的后疫情状况是有关系的。中国的新冠疫情已持续至第三年，过去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已大约下跌到过去30年来最低的情况。经济学家估计，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只有1%，我们不知道河南当地经济增长率是多少，但后疫情的状态对储户、村镇银行、金融系统与地方财政来讲，都是濒临破产边缘。
我们看到地方政府从一开始便不愿出手来帮助村镇银行避免这种金融危机的爆发，只是用行政跟暴力控制方法。后疫情时代中国“动态清零”造成经济与银行帐户都被“清零”，这种情况导致内地省份经济濒临破产，并以后疫情时代金融危机的方式体现出来。
德国之声：您如何看待当地示威群众受到白衣人殴打的情况？这是中国政府近年来一贯使用的维稳手段吗？
吴强：从2004年周永康与胡锦涛开始执行维稳政策以来，对于类似的大规模集体抗议，中国当局都是采取镇压的方式。在21世纪最初十几年，中国可能还有采取法治或缓和的方式，但过去10年，中国当局对于集体抗议，一方面采取舆论封锁，互联网与社交媒体采取越来越严厉的控制。另一方面，对于街头聚集，中国当局采取毫不留情的镇压。这是过去十几年“维稳”概念被制度化以来，我们能看到的大趋势。
这次的镇压，我们可以注意到当地政府采取大量便衣人员镇压的方式，而且动作相当快。这种便衣镇压基本上在政治学中是被称为非正式的镇压方式。它还不是用黑社会人员，而是国家暴力机关人员以穿便衣的方式来进行镇压。这种非正式的镇压方式表明，当局不愿意用正式镇压的方式来镇压，让这个事情的国际与国内观感都发生变化。当局试图以非正式的镇压方式来避免这件事扩大或蔓延。
它们主要的担心是，过去十年北京给予地方管理层的主要政治任务，也就是避免这些金融安全或民生安全的议题变成政治安全议题。这是地方当局以非正式镇压方式来解决问题的初衷。其次，过去十年这种镇压方式，相对于胡锦涛执政时期的区别，是中央地方关系的变化。
这个变化在于所谓“守土有责”这四个字。这个概念要求地方官员要在其范圍内把所有问题都在地方层面上解决到，而不是把问题上升到中央。“守土有责”在新冠疫情爆发后，被中国当局反復强调，所以在过去两年半来，中国对付疫情的方式也是采取这种模式，层层从上往下要求就地解决问题。
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地方官员是受了反復的锻炼与动员，他们很有经验跟行政资源动员的能力来处理这些事情，这也是为何当局可以很快用新冠疫情期间所形成的责任观念与行政动员方式采取非正式镇压。“守土有责”过去十年在中国是被强化的，变成一种地方官员向中国中央官员负责的方式，也是中国过去十年治理模式主要的东西。
中国独立学者吴强表示，这次的镇压，当地政府采取大量便衣人员镇压的方式，而且动作相当快。这种便衣镇压基本上在政治学中是被称为非正式的镇压方式。
在政法方面，“守土有责”对应的是所谓的“枫桥经验”，也就是1960年代初期社会主义教育期间，毛泽东推出的地方搞运动与搞治理的方式。过去10年，这个经验反復被习近平推广。他已经不是群众路线的东西，而变成“守土有责”，这是在过去两年半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地方官员反復操练的东西，也是上下级地方官员的责任。
他们的责任不在于对地方民众的经济利益负责，而是对上级所要求他们在地方层面上解决所有问题。同时在大规模非正式镇压的同时，河南也成立一些训诫所，用来对付现在已经抓到的储户或未来地方在后疫情时代可能会爆发的普遍社会抗议。
德国之声：这次事件受到不少国际关注，目前没有看到“郑州打人”的关键字在网上被完全封锁。当地方民众要求中国中央官员整治河南的情况时，这是否会迫使中国中央政府去整顿整个事件的根本问题？还是中央政府依然会希望地方政府去进行维稳？
吴强：河南组织抗议时并不是用新的方法。过去中国的农民工在一些问题上，经常向中国中央政府索取正义，这是在中国过去几十年对维稳抗争中都有的，地方希望向国际媒体与中央索取正义，这次也不例外。我们看到河南的储户也是向当地不存在的国际媒体与中国国务院索取正义，这是中国政治模式中惯常的剧本。
这种剧本不是完全没有用。中国中央总能够在事情发展到相当程度时介入。例如去年郑州发生的洪水受灾事件，中国国务院派出调查组，也对郑州的官员做出一些处理。但现在这些事能否发酵到国务院处理的层面，从技术手段上来看，现在地方政府已经在规避中央政府的介入。他们把银行的金融危机定性为类似中国P2P的投资产品事件，而非中国银行法中的规定。
中国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储蓄部分是有赔偿责任的，央行在地方的监管部门也在逃避相关责任。河南政府采取非正式镇压方式，也是在逃避直接面对储户跟人民的政治责任。从国务院来讲，央行对储蓄的保证金只有900亿人民币，或许能解决河南乡镇银行400亿的金融危机破产，但这种类似情况在中国全国都存在，这对中国央行来说，负担非常重，技术上来说，央行很难真正处理。
再者，整个处理模式都是在政治安全为纲的规矩下来进行。李克强或中国国务院很难挑战政治安全为纲的政治主义。这很像1959年之后，刘少奇要挑战毛泽东大跃进“以钢为纲”的绝对主义权威，其实也是很困难，只能到1962年才有可能挑战毛泽东的绝对权威。现在看来，李克强或中国国务院都不具有刘少奇当年可以挑战绝对主义权威，何况是在20大前，盡管有些机会，但实际上中国中央能介入的可能性相当低。
德国之声：河南这次事件显现出来的危机，有没有可能因中国无法有效放宽防疫政策的情况下，增加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中国政府会如何应对？
吴强：我相信20大之前，不会有什么变化，各地还是会以“守土有责”的方式去层层地压，来藉此化解可能潜在的冲突与危机。从河南这次事件来看的话，消灭在萌芽状态并非如此容易，因为很多地方官员在过去两年半的疫情折腾之后，已经普遍呈现疲惫的状态。对老百姓来说，也是处于再也无法忍受下去的状态。
另一方面，财政也是相当困难。因为房地产的影响跟“动态清零”的影响，它都不足以来支撑各级地方官员有效搞一个“守土有责”的方式，盡管20大前，地方官员都是以效忠的方式来避免问题发酵成政治安全上的问题。这两种力量，一种是从上往下要求所有地方问题避免升级成政治安全问题，另一方面，从下而上民生很凋敝，人民存款跟生计都处在一种没有著落的状态，地方官员处在两种压力的夹缝中，他们几乎没有选择。
目前越是出问题的省份，地方官员越是缺乏专业行政能力，他们只有向上效忠的成分。在越容易出问题的内地省份，这些只会向上效忠的地方官员的比例越大。他们无法以技术上的手段跟本体论的方法应对问题，所以结果就像新冠疫情刚开始在武汉爆发的状况，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地方问题一定会变成全国性的问题。
他们无法实现“守土有责”中所谓把大问题变成小问题，地方问题再往地方化走的目标。他们把很多单纯的问题变成政治问题或全国性的问题，这是武汉疫情爆发的机制。从机制的角度来说，河南银行的危机与这个机制是一样的。
这些大规模的抗议是在展现后疫情时代的开始，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是说以中央的意志，一定要到20大之后才放松这些东西。中国人民目前面臨著一个要求社会经济生活跟司法的过程正常化。另一方面，这种新常态化疫情式的“守土有责”管控方式其实是最腐败的，可能比江泽民跟胡锦涛时期依赖市场经济跟弹性的儒家官僚来控制问题的方式还更腐败。
吴强是中国独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