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当局5月1日宣布对部分区域实施微弱解封，允许“防范区”大约1千5百万人“持阴性证明”在区内有限活动，而继续被“严管”的9区居民或可在7天内购物两次。
上海当局目前将其防控级别分为三个等级: “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
据上海市疫情办主任顾洪辉5月1日表示，“封控区”继续严格实施“足不出户、服务上门”。
黄浦、静安、徐汇、长宁、虹口、杨浦、宝山、闵行和嘉定9区目前可能属于“封控区”，因为顾洪辉说，要继续“从严从紧”对这些区实施“全域严格管理、全员检测筛查、全面流调排查、全民清洁消杀”等措施。
但这些地方的居民似乎被允许每户指定一人，7天两次限时、分批前往超市、药店。
目前，奉贤、金山、崇明、青浦、松江和普陀6个区被宣布“清零”后变成“防范区”，这些地方的居民可在区内活动，前往超市、药店和医院，区内甚至逐步恢复公共交通，私家车的有限通行。
介于9个封控区和6个防范区之间的，应该属于“管控区”。上海当局对“管控区”实施“人不出小区(单位)，错峰取物”，每户每天可在严格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分时有序、分区限流在指定区域活动，无接触式收取快递。
当然，所有被允许“出现”的居民都须凭24小时抗体阴性或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健康绿码，进入相关场所。
据上海疫情办主任顾洪辉称，“上海本土阳性感染者自4月13日达到单日峰值27605例后，总体呈现波动下降趋势”；“核酸筛查和抗原检测的阳性率逐步下降”。
四月的野草——中国社会正在重启
中国过去两年的闭关锁国发展到上海的一个月封城静止之后，政论家凯波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社会正在重启，顽强如外滩的野草，在地下连结，在四月的阳光和暴风雨中唤醒了一个无限可能的未来。
一名上海防疫人员在组织民众进行核酸测试
（德国之声中文网）2022年四月的最后一天，上海市当局宣布实现所谓新冠的“社会面清零”，持续一个月的封城接近了终点。此前一天，中南海的政治局会议和集体学习宣告了“资本监管”的结束，大有重回“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之势。自2020年初的武汉封城至今，中国对待新冠疫情的“动态清零”政策走到了一个拐点。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当局似乎终于意识到再难以坚持这样一种僵化政策了。
尽管如此，北京却宣布从五月一日起停止餐馆堂食，仿佛回到了新冠疫情爆发之初。但是，北京的稍许不安并不能掩盖从2020年的武汉到上海，中国已有超过270个城市被不同程度地封城。而且，在过去两年的动态清零政策下，封城效应扩展为全国性的闭关锁国和封建割据。
从2021年底开始，物流效率下降、经济衰退、若干被“监管”行业普遍破产，失业率上升，人民的怨气和不满达到了1992年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度，资本和企业家的信心掉到了谷底。因是之故，上海封城之际，才有钦差大臣一般的孙春兰副总理“尽锐出战”的不详之语，如谶语一般，预示着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在摇摇欲坠，如同俄国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命运，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
当然，这种从政治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全方位闭关锁国的状态，理论上有着不可逆的自我锁定、自我增强的倾向，现实政治层面也符合今年秋天执政党的“二十大”试图建立的极权主义体制要求，其巨大的体制惯性远非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的妥协和“翻烧饼”就能逆转。何况，即使六十年前曾经有过一次“七千人大会”，也仅仅让毛泽东做出一个轻飘飘的口头检讨，并且招致数年后更大规模的全国动乱。
不过，与类似俄罗斯所陷入的孤立主义略微不同，中国过去两年的闭关锁国发展到上海的一个月封城静止之后，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社会正在重启，顽强如外滩的野草，在地下连结，在四月的阳光和暴风雨中唤醒了一个无限可能的未来。
被迫“躺平”换来的觉醒
因为，在一个月的城市冻结中，上海的市民们经历了一次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前所未有的一次集体“躺平”。当上海的街道被“白衣人”接管、上海的防疫工作也被“北京来人”接管，交通断绝、城市停止运行、居民小区被封闭，上海的市民们被迫呆在家中，等待政府“投喂”。这一个月封城下的“集体软禁生活”，随着时间延续渐渐地转变，从最初不适应的焦躁转向静默的反思。
整整一个月的空暇和安静，是上海市民也是中国人民在过去三十年市场经济的忙碌中从未有过的奢侈品。整整两代中国人，在过去三十年经济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下的经济生活中一直忙于赚钱、谋生，人生被市场经济表面的自由和财富所吸引，心智也被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威权意识形态所控制。尤其在过去十年，如温水煮青蛙一般经历了公民社会的失败，如季风书园和类似无数沙龙的消失、知识分子退出公共空间，人们的精神生活被手机媒体的粉红气氛和抖音风格的短视频所占据和麻醉。
也就是，在他们曾经为镇压香港民众、为新疆集中营而欢呼的警察国家体制下，特别是网格化管控的社会治理模式下，市民阶级和工人阶级都已经变得和校园里背叛了五四精神的学生们一样驯服，丧失了思考和反抗能力，也丧失了个人主义的独立性和社群的交往能力。在危机到来之前，他们一味“相信政府”，如同2020年初悲剧的重演；在危机到来之后，才发现家无存粮，更不知道如何去表达、去抗争、去结社、去捍卫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陷入了一场1962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人道主义灾难，一场持续三年饥荒的城市翻版。
所幸，还不同于其他沉默的城市，如长春、沈阳、吉林、武汉等等，上海悠久的市民社会传统尚在。当粉红的四个市民群体——老人、底层阶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成为饥饿、疾病、失业、破产和恐惧的牺牲品。食物的短缺和日常生活秩序的中断本身，这种前所未有的、持续的、被铁拳专政的痛苦感受足以摧毁他们此前所有的粉红自信和迷思，仿佛他们才是被清零的对象。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形成的新兴中产阶级并没有完全被吓倒，他们仍然保有公民社会的残存记忆和自救本能，开始自发团结起来，组织团购自救互助，冲击居委会，质问从上到下都在营私牟利的政府官僚。
从四月初在社交媒体上接力传播“四月之声”视频，到4月28日进行敲盆的集体抗议“音乐会”，上海人民终于在难得的躺平中获得了解放、开始了思考。从持续两年的疫情到一个月的封城，当城市停止运转，这种长时间的静默决然不同于农村饥荒时期的濒死等待，而是意味着，市民们可能在软禁和封城中获得从市场经济的社会控制下的解放，在当局所害怕却一手安排的“全体躺平”中，开始前所未有的集体反思，透过市场经济的幻象，直面财富交换自由的社会契约的破产。
然后，如同上海外滩坚硬水泥板的缝隙中蓬勃生长的野草，它们在地下连结、蔓延，富有生命力，如同经历再多苦难仍然顽强生存的中国人民，如同几经萧条和压制也会自救的市场-社会本身，上海的市民社会开始了重启，也就是行动。尽管这些行动看上去和此前三十年中国的新兴公民社会曾经展现过的自治和抗争相比是那么幼稚，甚至和2020年初的上海市民张展在武汉的勇敢调查相比也是相当的怯弱，但是，从94岁老人的奋起反击，到本地防疫专家的电话回复，到卫健委官员的自杀，到“富二代”王思聪打破红色资本家的沉默，一个个勇敢个体汇聚成上海市民的“敲盆音乐会”，发出中国社会重启的信号。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已然终结。而且，这一终结不是由最高领袖亲自做出，而是上海市民们集体躺平和反思的结果。那么，当今年执政党的二十大会议正在按部就班地展开代表选举，或许无从得知已经重启的中国社会将如何影响历史进程，但是在当局措不及防的慌乱变阵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变化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