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载，西晋时期曾发生了一次灾荒，导致全国农作物大面积歉收，很多老百姓无粮可吃，只能挖树根、啃树皮，饿死了很多人。
消息传进当时的皇帝晋惠帝耳中后，他很想为自己的子民做点什么，便问官员，老百姓没饭可吃，为何不去喝肉粥呢？
这个简短的对话，被唐朝史官编入《晋书》，成了今天“何不食肉糜”的来源，晋惠帝也因此留下千年骂名。
晋惠帝久居深宫，不知民间疾苦，却心忧自己百姓，这才有了何不食肉糜的荒诞。然而，更荒诞的是，在全民教育普及，资讯发达、信息过剩的今天，“何不食肉糜”的荒诞，却依然充斥社会各领域。
比如，在“如何提高贫困群体的收入”问题上，一位好心的官员表示，可以把“闲置的房子租出去”、开“私家车出去拉活”。
在这位官员眼中，贫困群体都有车有房，且不止一套——连掌握统计数据的官员认知都如此荒诞，其他人便可见一斑。
其实，不唯政治、官场，在中国经济面临危机的当下，“何不食肉糜”的荒诞言论，在所谓经济专家身上，更是集中、扎堆出现。
▌经济问题：“何不食肉糜”专家的大舞台
衡量经济健康程度的三大指标之一：就业率，在最近几个月遭遇了“滑铁卢”，民间一时议论纷纷，很多专家更是耐不住寂寞，亮出了看家本领。
比如，最近引发讨论的“失业税”，据说便是某位专家拍脑门的结果。他认为，要帮助失业群体走出困境，政府应征收“失业税”。
初看，可能以为这是个段子，但这位专家的思考路径，却相当“严肃“：
1.失业率上升不假，但很多人属于“主动失业”——因为对工作挑三拣四，高收入的干不来，低收入的不愿意干。
2.这样的人，实在很坏：要么在家啃老，破坏家庭和谐；要么吃失业救济金，有愧国家财政；整日游手好闲，还可能犯罪。
3.用失业税逼他们尽快就业，可一举多得：国家有税收，失业被解决，从此家庭和谐、经济增长、社会稳定。
或许是觉得这样还不够荒诞，有专家更进一步建议“付费上班”，一可解决找工作的难题，二可为企业提供流动资金，帮助创造更多岗位。
对此，很多网友、文章批评“专家的良心坏透了”“建议专家不要再提建议”。
但其实，“失业税”不仅是个道德问题，更是个经济领域很普遍的认知问题，任何版本的“何不食肉糜”，都存在三个共通的认知缺陷：没逻辑、没实践、没常识。
具体到这位经济专家，也是如此。
▌没逻辑：因为不遵循基本学理
就“失业税”而言，至少犯了三种逻辑谬误：
◎不当预设：“失业税”的结论，建立在“大规模失业是主动选择”的假设之上。但这既不符合现有经济学的解释，也没有任何必要的数据支持。
◎以偏概全：的确存在因为丧失劳动积极性，因而选择混低保、吃失业救济金的人群，但极少数并不等于大多数。
◎自相矛盾：对丧失经济来源的人收税、对需要帮助的人施加惩罚，不仅是逻辑上的自相矛盾，更证明了专家的非蠢即坏。
因为违背基本逻辑，即便不懂经济学的人，凭直觉也知道“失业税”很荒诞，更何况，这建议出自所谓专家。
专家不仅应该在逻辑上体现出远超一般人的严谨，在提出新观点时，更该遵循现代学术的三个基本学理：自洽、他洽、续洽。
首先，理论必须逻辑自洽，不能自相矛盾，不能包含悖论；
更严苛的标准，是保持“他洽”——在不能证伪其他主流学说的情况下，理论必须与之不发生矛盾。
比如，“相对时空观”刚问世时，因为与“经典时空观”不兼容而未被采纳，直到爱因斯坦证伪“经典时空观”，它才被普遍认可为更强大的解释体系；
相对时空观：空间被重力场扭曲，导致光线偏折
最重要的是“续洽”——新理论在诞生时，往往是为了解释当时的历史和现实，但要真正成为经典的理论解释，还需要在多年之后，仍然能够持续地解释新现象、兼容新理论。
以费孝通先生研究中国乡土社会的名著——《江村经济》为例，这本首版于1939年的书，因为真实还原了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并说明了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社区的结构关系，而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工作中的一个里程碑”。
如今多年过去，很多现象都发生了变化，但这本书的观察视角，分析框架，依然适用，它也依然是研究中国社会绕不开、不过时的经典。
再以厉以宁先生首版于32年前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为例，该书在当时使用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学概念——”非均衡”，因为很好地解释了中国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因而成为当时学术界广泛认可的理论体系。
随后32年，中国经济的面貌发生了巨变，按道理这本写于数十年前的书，使命也就到此为止，理应过时了。
的确，在经济发展顺遂的年代，除了中国经济的观察者、研究者之外，这本书几乎无人问津。
但最近几年，在经济问题日渐严峻，而与之相应的改革却严重缺位，甚至出现停滞、倒退时，很多读者发现厉以宁先生在书中所揭示的“非均衡”本质，不仅早就预言了这一天，乃至开好了定性、定量的药方。
——符合学理的知识，因为深刻洞察本质、尊重逻辑，所以解释力并不局限于一时，而是具备跨越时代的远见。
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一书对于预知中国经济改革可能遭遇的危机、洞见改革的方向，仍然具有高度的参考价值。
▌缺实践：不躬身入局，便只能纸上谈兵
其实，不唯专家，中国大部分社科领域的知识分子，自古都有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主要原因有二：
1.觉得那不是“君子”所为——《易经》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又说“君子不器”。因此，形而下的实践，便为“君子”所鄙视。
今天的很多专家，尽管在“求道”上一无所得，却照样瞧不起实践。
2.认为进入实践，反而阻碍真知——古语云：“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意思是置身事外，反而更能看清本质。
但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旁观者”之所以拎得清，就在于他也曾是当局者。如果没有实践中的亲身感受，再怎么旁观也只能隔靴搔痒。
正因为缺少实践，各种专家、知识分子的理论，往往很容易架空于现实，一旦广为推广，便可能带来严重灾难。
“失业税”便很典型——它不但会因为遭遇最基本的道德非议而无法落地；如果强制推行，反而会导致严重的人道灾难、社会动荡。
历史上并不缺这样的真实案例：王莽变法、法国大革命，以及20世纪多场因激进思想而引发的灾难，无一不是如此。
那么问题是：为什么缺少实践的知识，一旦遭遇现实就会溃败？
◎实践是不可替代的学习方式，它产生特殊的“意会知识”
波兰尼在《个人知识》一书中提出，人类除了通过语言、文字、数据库传播的“显性知识”以外，还有一种只能通过实践感知的“意会知识”。
比如对人性的认识；游泳、开车等等技能；信仰中的超验体验；组织中不成明文的惯例等等；这类知识看再多理论也很难学会，只能在实践中通过亲身感知来学习。
经济学不仅有书面上的“显性知识”，同样存在大量“意会知识”。比如，市场改革的理念，要如何通过中国的政治体制，运作成为现实？
这一过程中，便充满了大量“意会知识：体制中“非明文的惯例”；主要“拍板者”的个人行事风格、心智模式；利益集团之间的隐形交易与博弈等等。若非置身事内、亲自实践的人，很难感知到其中的暗流涌动与难处所在，更遑论设计出能被游戏规则接受，并顺利往下推动的改革方案。
王莽新政看似超前，但因为脱离现实而弊端累累
真正能够将理念，落地为现实的人，必须既懂经济学规律这样的“学问”，又具备理解现实，将规律运用于现实的“技巧”——这种对学问与技巧的平衡，被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实践智慧。
以中国经济学泰斗，已过耄耋之年的吴敬琏先生为例，他便是极少数具备“实践智慧”的经济学家，通过他的学术成就以及人生经历，可以总结出在经济学领域，具备“实践智慧”的两个特征：
首先，要有理论高度——既要懂得经济学的普适规律，又要不断探索前沿理论——这是吴老经受严苛的经济学训练并不断思索的结果，也是他屡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深刻理解现实，把正确的理论，通过正确的做事方法，落地为现实，而这必然需要长期的实践经验。
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过程中，吴老始终置身事内，通过亲历改革难点与痛点、理解体制规则、参与高层决策，从而设计出一条阻力最小，使得正确理念能够落地为现实的方法。
通过他的 《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一书，我们发现，80至90年代的改革，之所以既充满了理想主义，又在市场化改革领域能够切实推进，首先是因为官商学界强烈的改革共识，其次是因为改革的智囊，如吴敬琏、厉以宁、周其仁、张维迎等人，以及改革的决策者邓小平，都具备“实践智慧”：知道“正确的事”，更知道怎样才能“正确地做事”。
正因吴老融理论高度，与“实践智慧”于一身，因此他的《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一书，才能具备其他作品所不具备的三种独特价值：
1.史料价值：吴老对改革全过程的亲历，以及对政治、经济的实践，使他获得了丰富的“意会知识”，因此他的写作既能高屋建瓴，又充满了细节，为今天的读者理解经济改革，补足了必要的上下文语境——这既是深刻理解任何一件事都必不可缺的“意会知识”，也是其他著作不能提供的价值。
《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书影
2.为改革开放立传：过去四十年的改开，塑造了中国今天的面貌，但市面上从来很少有人能系统回顾、总结这一历程，因此这本书更显稀缺。
3.镜鉴当下，看清未来：《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将“统制经济”与“市场经济”，在社会思潮、利益博弈、权力较量等领域的五次缠斗，作为40年经济改革进程的一根主线。透过这一主线不难发现，市场改革所遭遇的波折与倒退，要么是因为偏离了经济规律，要么是因为用错了方法。
而无论是对过去四十年改革成败得失的总结，还是对中国经济未来改革的方向和方法，这本书提供的价值都远不止于当下。
同时，通过吴老的总结，我们也得以看见在中国搞经济改革，必须理解的三个常识。违背这些常识，再美好、正确的理论，都只能在现实面前支离破碎。
▌缺常识：决定改革成败的三个常识
◎第一个常识：政治与经济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互为因果——经济是政治的生命线，政治是经济的制度保障。将经济理解为政府的附庸，或者脱离政治谈经济，既违背规律又违背现实
现代政治经济学认为，不存在脱离了政治语境下的经济，政治也不可能架空于经济，两者的关系表现为一体两面。
但关键问题在于，政治和经济谁应该占主导地位——这一问题的实质是，究竟是应该由政府还是市场来分配、调节资源？
围绕这一问题，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国爆发了一场观点根本对立的激烈争论，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吴敬琏写道：
“在这场争论的开始阶段，以强势政府推动经济高速发展为主要特征的所谓“中国模式论”居于优势地位。“中国模式论”者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取得震撼世界的成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强大有力的威权主义政府，因而能够充分运用政府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对社会的控制力，集中力量办大事。
不过，在历史对比和事实教育下，有愈来愈多的人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一改前30年在超强政府管控下总体发展缓慢的状况，经济增速始终保持年增近10％的高速度，显然是由于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开放把人民大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解放出来。（《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第352页》）
因此，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吴敬琏认为：
“要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首要的事情，就是界定政府职能，改变过去政府‘手伸得太长’的状况，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把它们改造为宪法和法律约束下的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
“政府的职责和作用，是提供市场无法提供的公用品”，其中 “为市场的有效运行建立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是重中之重”。
包括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强化法治；打击官商勾结、恶性竞争；打破行业和地方保护、行政垄断；保护产权、契约精神，以及公平竞争的环境等等。
吴老在书中更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有波折、甚至回潮，但历史的大逻辑决定了......经济改革的主题是沿着从“计划经济为义，市场调节为辅”到“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方向前行。”
这也正是《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价值所在：
·这本书揭示了改开早期，国家从“政府主导到市场主导”的思路转变及其原因，正是在于正确认识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而每当改革遭遇波折、倒退，便也意味着，政府主导市场的思路卷土重来。
·不仅决策者的思路要转变，普通百姓对政治、经济关系的认识，同样需要与时俱进。然而，至今很多有关中国经济的研究，仍然倾向于鼓吹“中国特殊论”，或者脱离政治谈经济，对读者误导颇多。因此，吴老这本关心中国如何搞好经济、从政治现实中看经济的书，更显珍贵。
·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政治智慧只能建立在行为和经验之上，而年过九十的吴老，有半辈子的政治、经济实践，因而其资历与经验才能说透这一问题。
《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书影
◎第二个常识：经济改革要成功，必须尊重现实，将普适的规律，改造为可落地的方案
通过吴老参与高层决策、设计改革路线的经历不难发现，尽管市场的好处，早已得到了经济学家们的不断阐释，并在1978年“小岗村”农民的自发实验中得到了证实，但要将正确的理念推动为现实，却要尊重中国政治特殊的运行逻辑，将原理转化成能被游戏规则接受的方案：
·2500多年的“秦制”、几十年的苏联计划传统，让对市场的敌视遗毒深远，思想转变很难一蹴而就。
·多年的计划经济，“已经形成了庞大的贪腐势力。这种势力不会甘于让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的改革挖掉他们得以发财致富的制度基础，他们必然会作拼死的抵抗。”（《中国经济改革进程》368页）因此，市场改革方案如果过激，将会因为巨大的阻挠而流产。
·市场改革，必须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得到自上而下的确认：先是在中央层面形成决议，写入文件；随后，被确立为法律，以及基本国策；最后，通过庞大的官僚体系推动。市场改革的利益，必须与这一机制“激励兼容”。
只有尊重以上事实，充分考虑各个环节的利益，方案才能得以落地——这正是过去四十年经济改革成功的原因。
但通过《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一书对过去四十年五次反市场化浪潮的还原，却也可以发现，改革失败的风险始终贯穿其中：
改革早期因为尊重现实，选择了一条委婉、渐进的改革道路，但因为中央计划的“历史包袱”太重，计划思想的危害没有得到彻底反思，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触动的利益越来越多，尊重历史的现实，很可能变成想要回到历史的冲动，使得改革偏离经济规律，敌视市场、资本的力量再次卷土重来。
因此，未来继续深化改革的关键，仍然在于顺应历史潮流，在中国政治、经济现实的基础上，回归历史发展的大势。
◎第三个常识：在特殊的现实中，洞见普遍的规律
《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一书对“计划”与“市场”五次博弈的还原，其中至少有三个普遍性规律，需要得到今天的重视：
·“计划”与“市场”的观念冲突背后，是前现代国家在改革中面临的普遍困境，但通过经济改革的规律可以看见——市场赢，则创新与财富同时涌现，国家普遍受益；计划赢，则创新与互助衰竭，财富涌入少数人的口袋。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博弈，是所有时代、所有政体下潜藏的一股暗流。如何抓权与放权，既要考虑国情，又要避免走向僵化、专制。
·改革派与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体现了普遍人性中的利益计算。对这两者如何平衡，需要区分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当改革进入深水区，是掉转头回到过去，还是啃下硬骨头，更要基于今天的现实。
还有老百姓对改革的关注，总是呈现某种规律:在经济发展顺遂的时代，改革被视作理所应，只有极少数人关心。
只有在改革明显倒退，甚至影响自身利益时，老百姓才会投入一定的关注，但也仅限于发发牢骚，对于影响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也并无太多兴趣——这种态度本身，也将成为影响改革的民意基础。
......
总之，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仅因为它是一种财富创造机制，更因为它作为一种现代秩序，对我们的生活几乎无孔不入，因此经济倒退的短期后果是消灭财富，长期看可能让我们失去现代社会一切赖以生存的基础。
越是在经济危机的当下，越需要警惕“何不食肉糜”式的专家，尊重中国政治、经济领域的逻辑、实践、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