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朝美领导人会晤期间，崔善姬 （中）抵达新加坡。图/人民视觉
与前任李洙墉、李勇浩、李善权等不同，对美事务是崔善姬长年的工作重心。从上世纪90年代朝美双方初步接触，到2003年六方会谈启动，再到2018年至2019年间的朝美领导人会晤、高级别会谈、工作层级会谈及“半官半民”对话，崔善姬均有参与，从随员、翻译逐步成长为朝方主要代表。韩联社等媒体因而将她履新外相和朝美重启对话的可能性联系在一起。
知名朝鲜事务专家、美国史汀生中心研究员迈克尔·麦登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现任朝鲜外交官中，崔善姬确实是“对美谈判最有经验、参与对话最多的一位”，且一直通过不同渠道与美国国务院及智库人士保持“信息畅通”，麦登本人就是其中之一。谈到对崔善姬的评价，麦登将她称为“这一代人中的顶级专家”。
然而，“顶级专家”如今面临的外部环境也是“顶级困难”。新上任的韩国总统尹锡悦已决定采取比前任更为强硬的对朝政策，包括以军事手段回应北方的武器试验。忙于应对乌克兰危机的美国总统拜登则无力真正关注朝鲜问题，纽约亚太和平研究所原所长马克·巴里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拜登对朝鲜的反应“永远是增加施压，而不是调整政策”。
在此背景下，韩国统一部官员表示，朝鲜外务省“换帅”未必意味着朝美对话可期。“朝美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崔善姬深知这一点，但在没有最高领导人授权的情况下，对话无法展开。我们只能希望美方能推动真正的、涉及缓解对朝制裁的‘大交易’；韩国新政府也应营造对话气氛，而非升级安全危机。”韩中友城协会会长、原青瓦台国政运营室局长权起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强对强、善对善”
2019年2月28日，越南首都河内，朝美领导人峰会突然宣告破裂。《纽约时报》援引与会美国官员的回忆称，在这个历史性时刻，崔善姬是最后一位与美方在谈判桌上对话的朝鲜高官。她向美国提出朝鲜的底线：愿意把宁边核设施完全拆除，换取解除部分制裁。但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要求朝鲜同时销毁另一处“未公开的核设施”。当天夜里，崔善姬最早对外透露了谈判破裂的消息。
当时在场的朝鲜代表中，崔善姬的职位最低，年纪也最轻。麦登指出，另两位陪同金正恩出席会晤的外交高层，即时任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李洙墉、外务相李勇浩，都是朝鲜“第一代”职业外交官的代表人物，崔善姬则是“第二代”。
上世纪70年代，朝鲜与63个国家密集建交，“第一代”外交官登上国际舞台。同时，朝鲜开始系统培养新一代职业外交官，1964年出生的崔善姬是第一批参与者。她年轻时就赴欧洲留学，在马耳他学习英语和历史，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学习外交课程。这两个国家分别于1971年和1974年和朝鲜建交。
80年代，崔善姬回国进入外务省北美局和美国研究所任职，参与朝美对话。2003年六方会谈启动时，她是朝鲜代表团团长金桂冠的翻译。曾参与六方会谈事务的马克·巴里回忆，崔善姬最初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英语很好”。后来，她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卡特访问朝鲜时都担任了翻译。但更重要的是，韩美外交官们发现，这位形象精致、偶尔还染发烫发的朝鲜翻译，在谈判中“比其他许多朝鲜人更善于解读美国对手”。
和“第一代”外交官们在接触美国人之前只能通过书本和少量影视剧了解美国不同，崔善姬的欧洲游学经历是“沉浸式的”“就像是一个普通的留学生”。麦登称，崔善姬不仅熟读美国经典读物，也“看了很多英语世界其他国家的书，比如《傲慢与偏见》”。她还关注并了解美国流行文化，注意搜集不同方面的美国社会信息。
2016年升任北美局局长后，崔善姬频繁出现在奥斯陆、斯德哥尔摩等地的朝美“半官半民”对话中，得到进一步历练。最近20多年来持续参与此类涉朝二轨对话的欧洲议会前议员格林·福特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这些对话的议题“没有任何限制”。
2018年3月，在金正恩和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互致信息、达成会晤共识之际，崔善姬被提升为外务省副相。起初，她负责朝美多条对话轨道中的工作层级对话。到第二年，她晋升为外务省第一副相，成为朝美高级别对话的朝方首席代表，并主导了2019年6月最后一次“金特会”前夕的谈判工作。
一些美方人士因此指责以崔善姬为代表的“第二代”外交官比上一代更强硬，并缺乏灵活性。河内峰会前后多次和崔善姬谈判的美国国务院朝鲜政策特别代表、副国务卿比根后来宣称，朝鲜同行们“只会重复官方立场”。2020年7月，在崔善姬批评美方将朝美对话作为“处理政治危机的工具”后，比根公开表示，崔善姬“拘泥于陈旧的思维模式”、“总专注于消极且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而不是创造性地思考哪些是可行的”。
在麦登看来，这种观点其实反映了美国对朝政策界存在“误区”，即“以为熟悉美国的朝鲜人会更亲美”。事实上，崔善姬的对美政策立场“比那些不长期从事对美谈判的人更为强硬”。《纽约时报》亦指出，金正恩选择崔善姬而非已被美方视为“开放、灵活”的金桂冠主持朝美对话，本身就释放出一种强硬的信号。
巴里指出，在二轨对话中，崔善姬面对敏感问题时并不缺乏灵活性，朝鲜外交对话方式的强硬化其实缘于美方：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外交官的能力不及前辈，“只是技术官僚，而不是外交家，依赖的是胁迫、施压，而不是真正的外交”。所以，即使河内峰会前朝美双方沟通了崔善姬的“最后提议”，美方也不会有更灵活的回应，因为“当时特朗普总统的目标就是一大步直接实现全面无核化”。
事实上，在2019年后续的接触中，崔善姬曾多次提醒美方，如果总像河内峰会一样“老调重弹”，“朝美之间的对话将就此落幕”。2020年朝鲜劳动党八大后，这种外交对话的立场被官方文件进一步概括为“强对强、善对善”。
虽然河内峰会破裂，但崔善姬的仕途并未受到影响。2019年4月，金正恩出访俄罗斯，四位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随行，俄罗斯媒体拍摄的金正恩专车画面显示，尚未进入政治局的崔善姬紧挨着金正恩而坐。同月，崔善姬首次当选劳动党中央委员，并进入政府最高决策机关国务委员会。
“崔善姬本身具备和最高领导人沟通的条件，又确实是顶尖外交人才，所以脱颖而出。”麦登说，崔善姬的养父是年过九旬的前内阁总理崔永林。由于父辈的关系，崔善姬很早就认识金正恩。2011年金正日去世后，崔善姬还一度在外事活动中担任金正恩的翻译。
“有些人觉得金正恩会因为之前朝美对话的破裂迁怒于崔善姬，这是一种错误的、西方式的想法。”高丽大学教授、韩国国家统一顾问委员会原总干事南成旭对《中国新闻周刊》强调，“一方面，这没有确切地认知金正恩对崔善姬的信任度；另一方面，在朝方看来，谈判破裂的根本原因是美方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要求。”
“外交战线上的李春姬”
2021年9月，在朝鲜第十四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五次会议对国务委员会的改组中，崔善姬与一批高级干部卸任委员，金正恩的妹妹、劳动党中央第一副部长金与正则加入委员会。此后，卸任者们多履任新职。
在朝鲜外交领导体系中，外务相一般不居于最高位。2020年前，劳动党中央分管外事的副委员长被视为外事“一把手”“第一代”资深外交官李洙墉长期担任此职。2020年劳动党八大取消副委员长制、改为书记制后，李洙墉因年龄原因退居二线，劳动党中央没有再设置分管外事的书记。
“现在外事工作的最高层级官员应该就是金与正。”麦登描述道，在金与正之下，目前没有分管领域的政治局委员、年届八旬的原统一部长金英哲，以及李洙墉，都是重要顾问。
在执行层面，“知美派”崔善姬负责外务省；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金成男主持劳动党中央国际部，负责“友好国家事务”。由于朝美对话必然涉及韩国议题，负责对韩工作的统一部长李善权也需要参与外事决策。2020年，他从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调任外务相，2022年6月又回任统一部长。劳动党八届五中全会后，崔善姬、金成男、李善权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格林·福特指出，在崔善姬担任副相和第一副相期间，朝鲜外务相有重要的“礼仪职能”，但这也意味着崔善姬往往才是“那个真正制订政策的人”。一个实例是，担任副职时，崔善姬在国务委员会和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地位一度高于外务相。《外交学人》杂志还曾在评论文章中指出，崔善姬能绕过外务相直接向金正恩汇报工作。
但是，崔善姬升任外务相，意味着现有格局可能发生改变。麦登介绍，一方面，崔善姬的职责一直不止于外务省，也参与决策“战略沟通”事务。上世纪90年代，她就运用自己流利的英语技能参与起草外交公报，此后更参与了朝鲜对外沟通方式的改革。
一个细节是，过去朝鲜官方发布的声明、讲话稿往往不提及具体发布官员的姓名。但自2017年到2018年之后，常常明确地“指名道姓”。“主持这些改革的是金与正，但崔善姬也发挥了作用。通过这个小小的改动，朝鲜让自己显得更透明，也更容易释放不同目的的信号。”麦登说，“因而，当我们分析崔善姬时，不要只把她看作外交官，也要把她看作外交战线上的李春姬（朝鲜功勋播音员）。”
另一方面，2019年朝美对话陷入僵局后，崔善姬并未“赋闲”，而是进一步扩展工作范围。当年11日，她首次单独率团进行高层访问，前往“友好国家”俄罗斯，会见了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第一副部长季托夫等人。在莫斯科会见记者时，崔善姬特别指出，她此行的重点并非是和俄方讨论朝美问题。官方公报亦披露，双方主要讨论了“从战略角度上全面发展在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关心下迎来新全盛期的朝俄关系”。
2019年10月金正恩视察朝韩合作的旅游胜地金刚山，并下令拆除韩方设施，崔善姬亦与金与正等共同出席活动。她也是朝鲜官方列名的随行高层中唯一一位不属于劳动党中央系统的部长级官员。
权起植指出，朝鲜非常注重礼仪和对等，也很重视统一事务和外交的区分，一般情况下外交官不会公开参与到对韩事务中。这显示出崔善姬工作领域的拓展。其未来在朝鲜外交领导班子中扮演的角色，更接近此前的外事“一把手”李洙墉。拥有丰富驻外经历的李洙墉，其职责范围一度非常广泛，不仅负责核外交、美国事务，也涉及欧洲、非洲、亚洲问题及外贸工作。
“以恶对恶”的对话环境
2022年6月，崔善姬履新外务相的劳动党八届五中全会上，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发表重要讲话。金正恩“针对剧变的国际政局和一直濒于紧张局面的朝鲜半岛”，叙述了朝鲜近期采取的措施和“顽强斗争”，指出周边局势还有“极端加剧的风险”，并重申“以强对强、正面输赢的斗争原则”。对于外界最关心的核试验和朝美领导人会晤，则只字未提。
2020年1月，劳动党八大将朝鲜发展的总路线从2018年提出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重新调整为“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并举”，在对美政策上提出“以强对强、以善对善”，并设定了“美国先取消敌对政策”的谈判前提。这是朝美对话完全停滞后，金正恩首次系统阐述对美政策，此后也未再明显调整。
美国国务院前分管核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德托马斯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随着美国、韩国先后在2020年和2022年举行总统选举，朝鲜的选择是“等待”。与此同时，朝鲜一边进行军工建设，一边为对话布局，做“两手准备”。用金正恩2021年9月最近一次系统阐述外交战略的话说，就是要“万无一失地采取策略措施”。
格林·福特指出，这与“以恶对恶”的外部环境变化有关。朝美对话陷入僵局后，韩美联合军演从2019年7月起重新开始，韩国国防开支亦高速增长，至2020年突破5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600亿元）大关，相比2017年时增长超25％。虽然朝鲜的军费开支早已达到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但“平壤是以华盛顿、东京和汉城的总军费开支相对比。如果这样计算，朝鲜在武器研发上的总投入还不到美日韩总和的2％。”因而，朝鲜会将发展战略武器视为“以恶对恶”政策下的唯一可行答案。
在2022年6月的讲话中，金正恩赞扬军工建设已经取得“历史性进展”。今年1月以来，他对军工部门“接连取得的成果给予高度评价”，其中涉及高超音速导弹、“火星炮-17”洲际弹道导弹、新型制导武器等八大以来的军工核心战略项目。巴里因而推测，朝鲜这一轮武器试验的目标已接近达成，“可能会暂停仍在进行的试验计划，准备好与美国接触”。
一些专家认为，如果恢复对话，渠道不是问题。2019年2月河内峰会无果而终后，外界一度认为朝美对话渠道可能被切断。但当特朗普于6月29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期待和金正恩在朝韩边界“问个好”时，崔善姬当晚就和美国国务院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比根进行紧急磋商，敲定了流程细节。2021年3月，崔善姬发表“目前无意和美方接触”的讲话时也提到，拜登上台后曾通过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纽约渠道”及“第三国”和朝方接触。
麦登透露，目前崔善姬至少“有办法”向十多个美方关键人士传达信息，这其中就包括美国国务院现任朝鲜政策特别代表金成及其副手，以及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她知道这些信息将被美方认真对待”。
此外，朝鲜还加强了多元外交。南成旭指出，崔善姬与金正恩年轻时都曾在欧洲生活，所以“能从全球的角度理解外部世界”。格林·福特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朝鲜近期多次主动对欧洲发出加强对话的信息，且“希望重启更大规模的政治对话，这是自2016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新信号”。2020年，朝鲜驻奥地利大使27年来首次换人，新任大使是崔善姬最重要的助手之一、陪同她参与2018年到2019年历次朝美对话的外务省美国局原副局长崔康一。
在此背景下，崔善姬履新外务相，被外界视为朝鲜为对话布局的最新举措，并在外交“对等”上为朝美更高级别会晤创造了积极条件。
2019年时，美国国务院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比根曾表示，自己升任副国务卿后，就可以绕开朝鲜国务委员会对美特别代表金赫哲、外务省巡回大使金明吉等谈判对手，直接和“最高领导人信任的崔善姬”进行对话。而如今，美国总统拜登提出朝美对话要从工作层级会晤开始，但如果朝方派出外务相崔善姬为代表，美方必须派出国务卿布林肯，双方即可“一步到位”实现高级别对话。
6月12日至15日，韩国新外长朴振访美，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了会晤。韩国政府人士称，双方“全面、深入”讨论了威慑、制裁施压等“可行手段”，得出结论：“在朝鲜继续发起挑衅并拒绝对话的情况下，应继续加大对朝施压力度。”权起植指出，尹锡悦政府协同华盛顿从军事活动、武器部署上寻求新的“平衡”，或将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