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她也知道，这更多是个道德问题，而解决这个道德问题报警是没用的，只能借助舆论，以及杨某所在的体制内单位——高校。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丨青柳

7月2日，中山大学法学院某杨姓教授被一女网友发帖举报，标题是“中山大学法学院杨教授骗了我的初夜，如果我不说还会有下一个”，历数杨某的罪过，包括以恋爱为名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与他人发生婚外情等。

7月3日中山大学回应：“学校已第一时间按程序启动调查，调查期间暂停该教师的教学工作。我校对师德师风问题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度，一经查实，将严肃处理，决不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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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个消息一开始并未注意，说实话，这也不算什么新鲜事了。高校里的老师渔猎女学生的新闻或传闻，不知道见过多少回了。

不过仔细看完网帖，发现这件事有些不太一样。

01

中山大学几年前发生过一次类似的事，一位青年长江学者多年来利用田野调查、指导论文等机会持续性骚扰女学生及女教师。

杨某事件却跟这不太一样。至少对于这位当事人，他倒不是先利用职权和地位展开攻势的，反而是女生因为“学术崇拜”（原文如此），首先邀请了老师吃饭。

当然，邀请吃饭也不代表什么，这不是老师可以就此对女生上下其手的理由，也不是归罪于女生的意思。



▲杨教授与女同学的聊天记录（图/网络）

不过，这位杨某显然非常熟悉相关规定，他一直强调“等你毕业”。教育部2014年曾出台“红七条”，其中要求高校教师不得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基本是对师德问题的一票否决。

杨某对此很清楚。所以在女生在校期间，他基本没有太过分的举动，谈不上猥亵、强奸。不过也并不意味着杨某的行为没有可议之处，毕竟女生在读期间发过一些暧昧短信，可能也可以归为广义的“性骚扰”之列。从学校调查的角度说，这些也足够杨某喝一壶了。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说“谨慎”也好，说“狡猾”也罢，杨某与女生的肉体关系发生于女生毕业之后，那么他的行为到底怎么认定？严重程度几何？是不是常见的那种利用不对等的权力关系玩弄、诱奸女生？

02

从现状看，为了避免这种尴尬，不少地方选择了一种非常原始的办法——一刀切。

比如2019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宣布全面禁止师生恋。无论是什么本科生、研究生，教授，一律不许发生“romantic and sexual relationships”。

“一刀切”的做法几乎把“师生恋”的路都堵死了，即使杨某这种操作也躲不掉。“romantic”（浪漫）的范围有多宽泛，完全不难想象。也就是说，不用实质肉体关系，只要擦出点火花，那么就是问题。

其实普林斯顿已经算动作慢了。1984年哈佛大学颁布禁令，禁止教授（包括教授的学生助理）和其直接教授与指导学生之间有浪漫关系；1986年爱荷华大学规定，教授不允许与上自己课的和自己指导的学生有浪漫关系；2003年，加州大学9大分校教授联合通过了新政策，禁止教授和对教授所工作领域有兴趣的学生产生师生恋关系，哪怕这个学生没有选教授的课、哪怕双方同意，师生恋关系都是禁止的……

不过也能看出来，有些规定也还在小心翼翼地界定权利和禁令的关系，还要局限在“自己的课”、“自己指导的学生”、“对教授所工作领域有兴趣”。普林斯顿则是一刀切到底，什么情况都不行。

说实话，几年前看到这样的政策还不太理解，不过这可能是在“最不坏的政策”里选择一个。两性之间的私密、权力不对等的微妙，判断起来实在太难。让高校介入私人领域，在床帏之间搞调查搜证，这更是一种极大的道德困境，干脆一刀切算了。

“一刀切”大概也会出现棒打鸳鸯的情况，师生恋修成正果的其实也不在少数。不过，这一切都只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毕竟，人们要管住的是道德、是性，一个在心灵的最深处，一个在衣服的最深处。



图/网络

这么说来，国内的“红七条”里的“不正当关系”，也不妨做宽泛的理解，比如暧昧、精神恋爱都是不正当，而不论是否涉及肉体关系。如此一来，杨某的行为自然也就好定性了。

由此，老师也能更清楚，性关系与否不是最后一层保护罩。学生也会更清楚，当收到某些信息，就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03

从女生发的网帖看，她确实很不幸。她被老师欺骗了感情，并且遭遇了严重的PUA，无论是精神还是肉体都遭受了不小的创伤，她很值得同情。

从网帖的内容看，杨某的言行估计也会让很多人厌恶。他言谈之中不加遮掩的性饥渴，对性关系极为开放的态度，和已婚女性发生关系，物化女性的思维模式，估计他大概率会遭遇社死了。

▲杨教授与女同学的聊天记录（图/网络）

不过，这一切要建立在网帖的内容可信的基础上。而且即便可信，还得看人们愿意以多严肃的态度来对待私人聊天乃至床笫之言了，这些直白露骨的话，值不值得视作一种“呈堂证供”，并对他进行“审判”？

这倒不是为杨某的开脱，而是说杨某作为老师的道德边界到底在哪？就好像网帖中的原文：“杨教授作为一位高校法学教授是否只要不违法就可以，而无需道德？”

想必她也知道，这更多是个道德问题，而解决这个道德问题报警是没用的，只能借助舆论，以及杨某所在的体制内单位——高校。

也可以想见接下来事件的处理模式，高校——一个非正式的调查部门，将会介入两性关系之间，去判断其中是否存在有违师德的行为，作为体制内单位它也会有特殊的道德要求。

其中涉及学生和自身职务的部分，高校当然有足够的理由来介入。那么其他的呢，比如有已婚女性和他出轨，这需要高校来认定吗？

其实这些后续，从公共舆论的角度来说更有观察的价值。这些意味着高校将会在多大程度上化身道德裁判所，对一个人的思维言行做出全方位复盘。



▲《不能说的夏天》剧照（图/视频截图）

福柯曾写过一本极为晦涩的《性经验史》，其中对性经验全方位的调节与管制，就是“现代机构”的特征之一，而高校现在就在履行这样的职责。

很难说这是好是坏，好处是可以帮这位女生出口气，治了这个渣男。坏处则是，个体的道德将会进入一个天罗地网之中，遭受无时无刻、细入毫芒地审判，并且会遭受机制性的后果。

用道德净化来治疗道德错乱，很难说这两个后果哪个更好一些。

当然，从应对舆情的角度来说，单位对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全方位负责已经是一种趋势，为了管住渣男几乎是不计成本。这也有其必要性。否则像杨教授这样的精于计算的“渣男”，恐怕很难受到必要的惩罚。

不过，所谓不计成本其实都会有成本，至于这个成本是什么，这没法量化，不过相信人们都能品出来。规定必须清楚、道德存在模糊，用清晰的规定去拆解模糊的道德，这个精准度与有效性，就很考验具体处置者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