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下旬,东京涩谷站的上班族。社会顺从性是日本相对成功地应对新冠疫情的一个关键因素。 CHANG W. LEE/THE NEW YORK TIMES

在遏制新冠疫情的可怕后果方面,日本比世界大多数国家做得更好,要想知道它是怎么做到的,不妨看看柳原美香(Yanagihara Mika,音)。上周,她在东京市中心买花。即使冒着摄氏30多度的高温,她依旧戴着口罩。

“人们会盯着你看,”33岁的柳原在解释自己为什么不敢摘下口罩时说。“这就是压力。”

日本的新冠死亡率只有美国的十二分之一,是世界上最富裕国家中最低的。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第11位的人口大国,日本的疫苗接种数量也在全球排名第一,而且一直是全球感染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尽管没有任何政府部门强制要求佩戴口罩或接种疫苗,也没有实施封锁或大规模监控,但日本居民基本避免了这种病毒的严重影响。在很多方面,日本让同侪压力发挥了很大作用。

即使是现在,随着日均病例数下降到每10万居民中只有12例(约为美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政府5月份的一项调查发现,近80%的办公室工作人员或在校学生还戴着口罩,约90%的人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佩戴口罩。电影院、体育馆和购物中心人仍要求佩戴口罩,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会遵守。“脸裤”一词成了流行词汇,意思是在公共场合摘下口罩,其尴尬程度不亚于脱掉内裤。



今年5月的一项政府调查发现,约90%的人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佩戴口罩。 CHANG W. LEE/THE NEW YORK TIMES

毫无疑问,日本抗击新冠病毒的成果是由许多因素促成的,包括国有化的医疗体系和比其他许多国家更持久的严格边境管制。

但专家表示,社会顺应性——以及从小被灌输的对于当众受辱的恐惧——是日本在预防新冠方面相对成功的关键因素。与其他许多国家不同,日本法律不允许政府下令封锁或接种疫苗。科学专家鼓励人们戴口罩,避免停留在封闭、不通风、人群密集的地方,大多数人都听从了这样的指导。



经历了缓慢的开始阶段,在日本加大了疫苗的分发力度后,大多数人都听从建议接种了疫苗。即使没有强制规定,65岁以上的老年人——最脆弱的人群——也有近90%接种了加强针,而美国老年人的这一比例为70%。

在日本,“如果你告诉人们向右看,他们就会向右看,”东京圣路加国际大学公共卫生副教授大西一成说。

“总的来说,我认为受他人影响而不为自己考虑是件坏事,”大西一成说。不过,他也表示,在疫情期间,“这是一件好事。”

与美国不同,在日本,戴口罩或疫苗接种从未成为检验意识形态的试金石。虽然在新冠疫情期间,国民对政府的信任度有所下降,但在1955年以后只有四年时间由另一个政党执政的日本,公众在应对新冠时将实用主义置于政治考虑之上。



与美国不同,戴口罩或疫苗接种在日本从未成为检验意识形态的试金石。 CHANG W. LEE/THE NEW YORK TIMES

通常情况下,人们会互相监督,也会监督营业场所,是否违反了在紧急状态期间提前关门或停止供应酒类的市政规定。

“我们收到了很多关于商店开门营业的举报,我们开玩笑说他们是‘自肃警察’,”在日本第三大城市大阪的应急部门工作的平井裕子(Yuko Hirai,音)说,“人们肯定意识到社会的目光在关注着自己。”

学龄儿童反复被教导要与其他人保持一致,在大多数公立学校,学生们都穿校服,因为害怕蒙羞,不敢不遵从学校的期望。“对日本孩子来说,被踢出团体是大事,”东京大学公共管理学副教授青木尚美说。“他们总是希望属于一个社会群体,不想有孤立感。”

孩子们受到的教育是要为集体利益而努力。学生们打扫教室和校园,午餐时轮流在食堂值日。

日本文化也依赖于一种公众自我约束的道德,这种道德可以组织成集体行动。1988年裕仁天皇病危时,流行歌手推迟了婚礼,学校取消了庆典。

2011年福岛核灾难导致严重的电力短缺后,公众自愿减少用电。(过去一周,随着东京气温上升,居民们再次被要求节约用电。)

伦敦艾伦·图灵研究所研究日本应对新冠病毒措施的人类学家詹姆斯·赖特说,在疫情期间,政界人士“利用了这种为了公共利益而自我克制的集体理念”。



日本人从小就被教导要与他人保持一致。一位教授说:“对日本孩子来说,仅仅是被踢出团体是一件大事。” CHANG W. LEE/THE NEW YORK TIMES

当2020年初新冠病毒从中国传播开来时,日本是最早出现病例的国家之一,疫情在人群中小规模传播,并且在停靠横滨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大暴发。日本专家很快意识到,这种病毒是通过空气传播的,减少传播的最好方法是让人们不要聚集在狭小、不通风的空间里,或与他人密切接触。

日本东北部东北大学病毒学教授、政府顾问押谷仁说,由于执行该指导的法律途径相当有限,当局希望民众自愿遵守留在家里的请求。

即使日本有集体主义文化,但当营业场所迅速关闭、人们足不出户时,押谷仁仍然感到很惊讶。从未允许远程办公的公司让员工带着笔记本电脑回家。家人取消了对长辈的探访。代表剧院、职业运动队和举办红白喜事场所的近200个行业团体发布了冗长的预防感染方案。

公众接受了这些指导方针,总体死亡率竟然低于新冠暴发前一年的死亡率。



在大阪的一家棋牌室下围棋。棋牌室老板伊达利雄说,经常有陌生人责怪他接待太多客人。 NORIKO HAYAS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那些试图违背指导方针的人受到了公众的谴责。伊达利雄(Toshio Date,音乐在大阪经营着一家专门从事围棋和将棋游戏的棋牌室,在该市要求餐厅、酒吧和其他娱乐场所关闭时,他最初试图继续营业。

在当地电视台要求拍摄这间异类的棋牌室时,58岁的伊达得到了消息并迅速关店。大阪是日本新冠死亡率最高的城市,但即使在大阪的感染数字稳定下来,棋牌室重新开业后,伊达表示,自己经常遭到陌生人的责骂,说他接待太多客人。

尽管大部分大棒来自公众,但政府也以经济补贴的形式为企业提供了胡萝卜。

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统计,2020年,日本向超过420万家中小企业和个体业主提供了逾405亿美元的资金。

较大的企业根据大流行前的收入获得“配合资金”,每天高达20万日元(略低于1500美元)。



2020年,日本向超过420万家中小企业和个体业主支付了超过405亿美元。 NORIKO HAYAS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激励措施并非普遍有效。在疫情的第一个夏天,由于光顾酒吧和歌舞厅的人无视专家的建议,东京市中心的夜生活区开始出现群聚感染。

当企业无视有关通风、戴口罩和酒精消毒的指导时,市政府官员被派去说服他们遵守规定。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对企业罚款或切断经济补贴。在东京,根据该市产业劳动局的数据,96%到98%的企业最终同意遵守规则。




专家警告说,自愿遵守并不能保证防疫的永久成功。

押谷仁说:“这种措施就像黑白棋游戏。”他将日本的新冠病毒结果和该棋盘游戏作比较,只需一步就能转胜为败。“防疫最成功的国家可能会一瞬间成为世界上防疫最糟糕的国家,”他说。

目前,居民继续屈服于同侪压力。

40岁的子部加惠(Kae Kobe,音)是涩谷一间办公室的前台,她说因为工作面向客户,所以她在上班时总是戴着口罩。

“周围的每个人都还在戴口罩,”她说。“所以很难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