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25周年前夕，许多大楼和建筑物外观挂上中国五星旗以及香港区旗。
）进入收押所，要先从背包里拿出身份证，还有要交给朋友的物品，其余的全锁进置物柜。接着，领号码牌、等待广播叫号、通过安检，经过漫长等待，所有前来探监的人照着狱警指示进入探访室。阿天（化名）钜细弥遗地告诉德国之声探监的流程。
“我们隔着一块塑胶片，拿起电话最多只能讲15分钟。”阿天把握短暂的时光喧寒问暖，并问对方有没有需要什么。
一个月一次的探视，让阿天渐渐发现，因为收押所内接收讯息的渠道有限，使得两人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少。朋友提到现在已被转往单人牢房，阿天不禁担心，长期的囚禁是否会影响身心健康。
今年33岁、从事视觉艺术工作的阿天，口中说的朋友，是因为反送中相关案件遭收押，至今尚未开庭审理，而她不愿向德国之声具体透露案件细节，深怕会造成任何影响。即便是在受访过程也是小心翼翼，与德国之声记者联络是透过加密通讯软体，讯息设定在一个星期内自动消失。
政治犯增至千人
2019年香港发生“反送中”示威，这起行动是源于香港人民反对备受争议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最后演变成反政府运动，大批参与的年轻人遭拘捕。总部位在美国的“香港民主委员会”（HKDC）在5月23日发表一份报告，内容指出，香港政治犯在过去三年间暴增至1014人，总计刑期超过772年。
报告称，除了学生、还有老师、工会成员和律师，大部分政治犯都是来自不同职业的普通公民。另外，超过一半在囚政治犯的年龄在25岁或以下，有15%以上是未成年人。
这份报告指出，自2020年7月中国政府在香港实行《香港国安法》以来，“未审先囚”、“还押候审”成为对付反对派人士的一种手段。阿天说她的朋友还押超过一年，但控方搜证缓慢，多次推迟审讯，至于案件究竟何时审理，“没人说得准。”
国安法实施两周年，阿天坦言生活大受影响，“媒体宣布停止营运，公民团体解散，区议会拨款权利被褫夺，公务员必须要宣誓，集会还得声称自己没有支持违法行为等。”根据阿天观察，就连艺术领域也沦陷，合作方会有更多顾忌，不愿跟政治扯上关系。
歌舞升平的背后
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在6月21日报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香港发展一直牵动我的心”。报导称此刻的香港已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正处在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在中央与地方努力下，一国两制在港的实践定能再谱新篇章”。
今年7月1日香港是回归25周年，香港政府与各界举办一连串庆祝活动，街区和建筑物挂上了五星旗跟香港区旗。Dorothy（化名）告诉德国之声，“就我个人感觉十分突兀，似乎是想营造一片安稳繁荣景象⋯⋯那种感觉真的是非笔墨所能形容，很讨厌。”
今年33岁的Dorothy在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示威运动时，得知怀孕的消息，因此没有参与游行和抗议。但她说：“那年本该是我人生新的开始，努力多时终于怀孕，但一场反修例风波，让我感受到无比的害怕。”
Dorothy回想起当时港府颁布了《反蒙面法》，戴着口罩走在路上都会担心遭到警方拦查。同年，还爆发元朗“721”事件，大批白衣人闯入港铁，持棍棒对市民进行无差别攻击。Dorothy人刚好在列车上，目睹另一名孕妇遭殴打。内心自问“妇人并没有错，难道只错在上这班列车？”，那么这些殴打者跟“生蕃”（即未开化者）到底有何区别？
如今孩子平安出生，已经2岁半，但Dorothy对于未来的恐惧丝毫未减，因为在国安法下，“好的办学团体都要顺从政府，加强所谓爱国教育。”
Dorothy告诉德国之声记者，目前香港教育部鼓励幼儿园定期举行升旗仪式，要求孩童用普通话喊口号、高声齐唱国歌，以培育爱国情怀。另外，在多家出版社送审的“公民与社会发展科”教科书里，附和香港官员说法，试图淡化“香港是殖民地”的历史。
Dorothy担心，在爱国教育的影响下，孩子的身分认同将出现分歧，世代之间也可能形成代沟。
“香港人”认同创新低
香港进入一国两制“50年不变”的下半场，香港民意研究所（PORI）6月21日发表“市民身分认同民情总结调查”。民调显示，市民对“香港人”身分认同感创5年来新低纪录；“中国人”认同感则是3年半来新高。
今年41岁、在香港土生土长的芝麻（化名）接受德国之声记者访问，提到他的身份认同是“中国香港人”，或者更具体来说是“中国人”。芝麻表示，身边的朋友对于国安法支持反对都有，但对他来说，经过利弊分析之后，决定保持中立政治立场。
不少选择继续留在香港的人，看好大湾区未来的发展。
从事金融产业的芝麻进一步分析，“银行大方向都是朝向（粤港澳）大湾区，所以银行一定是面向中国大陆”，因此未来整体经济变得紧密，金融业就会有更多发展机会和空间；但缺点在于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面临香港人才流失。
被德国之声记者问到怎么看待香港未来在国际金融的地位，芝麻回答，“其他国家或是地方很多都急起直追，像是新加坡”。另外，他不认为新特首上任之后，香港会在短期之内有太多变化；对于回归25周年也没有任何想法。
选择留下之后？
随着香港局势变化，多数人都在“去”与“留”的选择之间来回拉扯，根据英国内政部“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统计资料，从去年1月底到今年3月底，收到超过12万份申请，并有11万余人申请获准。
加拿大移民部门统计，去年就有约2.25万名港人获得永久居留权、工作或学生签证；澳大利亚内政部在自2019年至2021年间，核发给13.8万人临时签证，授予港人永久签证为5703人。
本文3位受访者最后都选择留在香港。芝麻提到，他留下来原因，主要是家庭成员多在香港。另一方面，他看好未来大湾区经济前景。
Dorothy因为孩子的教育，多次考虑过移民，碍于家中还有年迈的长辈要照顾，因此选择留港。
在爱国教育框架下，Dorothy仍担心孩子的教育问题。对此，她也化被动为主动，积极搜集新闻剪报，甚至购买《什么是民主》、《关于社会阶级》、《这就是独裁》三本书，只为了帮助孩子了解历史、建立多元的价值观。
眼看着身边亲友陆续移民，阿天也曾经动念，甚至设下底线，但最后选择留港。她发现，正是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香港，所以还有很多可能性，况且“每个人可以承受的界线不同，代价都不同，希望过的生活、理念也很不同。”
阿天告诉德国之声，她观察到世界似乎重新走向威权和保守，通过香港正在经历的事，盼望所有人能“以史为戒”。而她也正在学习，敞开心胸与中国大陆的人民交流，让他们明白香港真实情况。她深信，唯有相互理解，才能建立正向的沟通。
香港《国安法》两周年：从“法庭”看香港变化
香港《国安法》实施两周年，对社会各界有不同冲击。面对不明确的“红线”，许多民主派、社运人士甚至媒体从业人员都如走钢索般小心翼翼。德国之声藉由观察法庭的改变及法庭线路的记者动向，了解香港这些年的变化。
香港审理刑事案件的法院由低至高分别是裁判法庭、区域法院、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许多民主派及社会运动人士身陷囹圄或官司缠身，因此在过去两年间，他们的身影常出现在香港法庭。而对新闻工作者而言，法庭——则成为能了解民主派人士的动态或能近距离接触他们的少数地点。另外，每逢大案庭审，民主派阵营人物也会到场旁听，庭内隔空交流，庭外聚首寒喧，法庭俨然已成为香港少数能齐集反对派的场合。
香港审理刑事案件的法院主要有四类，由低至高依法是：裁判法庭、区域法院、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所有案件起出会先在最初级的裁判法院提讯，而政治和社运案件，大多都会在最新建成的西九龙裁判法院处理。随著国安案件愈来愈多，对于不少记者来说，这里已经成为每月必到之处。
除了面对日益增加的政治和社运案件，对香港记者而言，他们还可能面臨自身同事在法庭上转换角色成为被告的情形。
香港记者梁嘉丽6月25日在脸书撰写一篇关于前法庭记者Chris的文章：“这么多年跑法庭新闻，她从没想过自己的同事会坐在犯人栏内，同事上庭她尽量抽身听审，纵然每一次都是那般难受。‘他们都瘦了，每次跟他们隔着栏说bye bye，真的很难过，以前在公司成日见，见他们还多过见我阿妈’。”
法庭线路记者骤减
写类似的报道虽然背负沈重压力，但这是法庭线记者的日常。在香港媒体担任法庭线路的记者人数正急剧下降，随著《香港苹果日报》停刊，《众新闻》及《立场新闻》等独立媒体关闭后，在主流媒体专跑法庭线路的记者正在减少。
梁嘉丽在其脸书写道：“社会运动后，法庭新闻由很离身，变成贴身，身边总有一些人正在面臨审讯，少了《苹果》，她说的确是少了前线记者做报道，重要案件被报道的机会少了。”
香港首宗《国安法》诉讼再香港高等法院开审时，多名警察在法院外戒备。（资料照片）
德国之声观察到，随著数家较关注政治案件的敢言媒体相继倒下，法庭内的记者席没有昔日拥挤。过去广受关注的国安案件，记者席的号码票一票难求，曾经要提早好几小时到法院排队，甚至连观看直播的房间也爆满。但现在因为人数渐减，及至近日，已愈来愈容易取得旁听席位。
前《香港苹果日报》人物专题组首席记者陈珏明也向德国之声透露，这些已停业的传媒机构在法庭线路的记者上，投放很多资源，如今只能由这些离职的记者自己成立新的媒体，关注法庭新闻。
像是香港自媒体《法庭线》就是由一群香港前法庭记者所创立，他们在法庭现场观察并记录。但陈珏明指出，他们所面臨最大的挑战就是资源，他说：“最大困难的就是没钱，以前每个月领工资，可以放心去听法庭案件写报道，甚至从早上听到到晚上，现在就很难。”
新闻记者的绿洲？
事实上，法庭线路的记者，比起其他线路的记者更了解“红线”在哪，因为法律明确规定，法庭内有哪些内容能报道，哪些不能。陈珏明解释，许多案件在法庭里都是公开的，因此记者比较容易去判断，哪些内容可以报道，并把法庭上出现的事实写出来。他说：“但换到其他地方，你不知道受访者讲的话是不是会踩到‘红线’。”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升则认为，法庭线路的记者在报道上，有很大程度要看法庭如何处理案件，其实也有很大部分，受限于法庭限制。他向德国之声举例：“法庭有很多内容都不能报道，像是取保条件的提讯可以听，但不能写报道。”
在香港法庭内，记者通常只能以纸笔或以电脑打字纪录，不能拍摄、录音或素描，所以仅能以文字形容庭内被告和各方的神情和动态。但根据德国之声的观察，随著法庭愈趋严格，庭内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有所减少。
在《国安法》实施初期，旁听席和被告栏趁著休庭期间互相喊话的场面很常见，市民在报道中也能读到不少被告的零星说话。后来法官对于这些交流的管制日渐严厉，庭警和保安也会出言警告和阻止。
愈趋严格
根据德国之声记者的观察，甫踏入法院大楼内，所有人士必须先经过安检——就像在机场出境，把背包和电子产品放在胶篮子里送进X光行李扫瞄机，人则要通过金属探测器。西九龙裁判法院则是在2021年底才引入类似规定，是继高等法院后，第二家强制安检的法院。
另外部分较为瞩目的敏感案件，在重要庭审日子，更可能在法庭外进行第二次安检。这些森严的保安措施，在香港都属罕见。
在香港还有一些出席政治案庭审的骨干成员——他们是称为“旁听师”的星斗市民，时间久了，部分面孔也开始为人认悉，但他们也开始成为受压的对象之一。
有法官曾下令戴著疑印有示威口号缩写的黄色口罩的律师和旁听公众离开法庭，理由是法庭并非表达政治诉求的地方。另外，今年四月警方拘捕数名旁听人士，并起诉当中两人“发表煽动文字”罪，涉嫌在前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其中一宗“六四”案判刑时拍手和叫喊。此后，庭上公众的表达明显收敛了，无论公众席或犯人栏内，不少人不敢以言语文流，只是比手势和以口形传意。
唯独《苹果》案和《立场》案提讯，法庭内是最多“记者”聚首之时——纵然当中许多人因案件已失去记者身份，连坐记者席的资格都没有了。这些另类的记者圈“聚会”，反映了现今香港的政治现实，也成为新闻界的日常之一。
香港回归25年：英美批北京毁诺“一国两制”
香港主权移交25年之际，英美同声谴责北京毁坏“一国两制50年不变”的承诺。英国首相约翰逊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声明支持香港，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今年7月1日标志著英国和中国1997年商定的“一国两制50年不变”治理模式，已经过半。
香港回归中国25周年前夕，英国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周四（6月30日）指责北京没有信守“一国两制”的承诺，并称英国“不会放弃香港”。
约翰逊通过推特发布影片说道：“我们根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一段时间以来，北京一直未能履行其义务。”他还说，这威胁著香港人的权利和自由，以及香港这片土地的持续进步和繁荣。
2022年7月1日标志著英国和中国1997年商定的“一国两制50年不变”治理模式，已经过半。根据该模式，香港原应保持部分自主权和自由。
香港2019年爆发“反送中”运动后，北京于2020年实施了严厉的《香港国安法》。此后唐宁街对于北京在港的统治手段，批判声音越来越大。英国也通过BNO签证计划，为来自香港的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持有人及其家人，提供入籍途径。
在影片谈话中，约翰逊表示：“12万名港人和他们的家人已经踏上了这条道路。”他还称，英国是个“尊重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而不是将其视为犯罪的地方”。盡管有部分批评者指责，英国政府正以越来越严厉的方式对待抗议活动。
约翰逊强调，英国曾向香港及其人民做出了承诺，“我们打算遵守它，尽我们所能让中国履行其承诺。”他表示，将寻求使香港“再次由香港人管理，为香港人服务”。
针对约翰逊的推特影片谈话，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Liz Truss）也回应称，过去两年来，香港的“政治和公民权利不断受到侵蚀”。
特拉斯谴责北京称：“当局扼杀了反对派，将不同意见定为犯罪，并赶走了任何能对权力说出真相的人”，并表示“英国将持续坚定不移地支持香港”。
特拉斯说，伦敦正“与我们的盟友和夥伴合作，作为全球自由网络的一部分，要求中国履行其国际义务”。
美国：《国安法》侵蚀香港自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周四（6月30日）也发布声明表示，华盛顿声援香港人，并谴责在中国统治下，香港自治权受到“侵蚀”。
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说，周五（7月1日）是“一国两制”下承诺“50年不变”的中场，但“但现在很明显的是，香港和北京当局不再将民主参与、基本自由和独立媒体视为此一愿景的一部分”。
布林肯强调，2020年北京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导致“自治权的削弱”，“当局已经监禁了反对派……突袭了独立媒体组织……削弱了民主制度，推迟了选举”。
布林肯谴责称：“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剥夺对香港人的承诺”，并表示：“我们声援香港人，并加强呼吁他们要求恢复承诺的自由。”
除了英美之外，澳大利亚也同声批评北京限制港人的权利与自由。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Penny Wong）称：“自实施《国家安全法》两年以来，澳大利亚仍然对香港的权利、自由和自治，持续受到侵蚀深感关切。”
为了准備出席纪念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的活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已于周四（6月30日）抵达香港，周五（7月1日）将主持有关仪式。
习近平抵达香港时，于车站发表简短发言表示，“一国两制是个好制度”，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并称“香港历经风雨，浴火重生”。
数字图表中看香港25年的变化
1997年后的香港在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变化。香港从中国飞速增长的经济中受益的同时，当地人也感受到这些变化所带来的不可承受之重，例如自由的减少和高昂的房价。
虽然香港作为中国唯一不受资本管制的金融中心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保持着巨大的间接贡献，但其自身的增长已经被大陆所遮挡。
近几十年来，香港从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中受益匪浅。这从这些年香港建造的高层楼数量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大量投资资金涌入香港带来的一个副作用就是推高了房地产市场。许多居民无法负担高昂的房价，因为工资的增速远远跟不上房价的上涨。
香港已经成为全球房价最高的城市之一。
在过去25年中，有超过100万大陆公民移居香港，一部分原因是被香港的自由度所吸引。最近，新冠疫情等因素减缓了新移民的增速，但与此同时却加快了对管控严格感到失望的香港长期居民和外籍人士的离港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