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其复杂性，但不是冷战
当地时间6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卢森堡举行会晤。这是杨洁篪、沙利文最近三个月内的第三次对话。美方官员在会后表示，未来一段时间双方还会进行更多“类似的会晤”。就在卢森堡会晤前三天，中国国务委员、国防部长魏凤和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新加坡举行了会谈。
如此密集的高层接触，正符合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会长包道格一年前的期望。74岁的包道格（Douglas H. Paal）曾担任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的高级职务，见证了中美关系的风风雨雨。2021年3月，拜登就任总统后不久，包道格曾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美国国内存在一种“如果得不到成果，就没必要和中方谈判”的错误观念。他希望当时正在进行的中美安克雷奇对话，成为未来双方高层长期、频繁交流的开端。
2022年6月14日，包道格再次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他指出，一年多以来，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向好的信号。拜登政府正从一年前更极端的“竞争-对抗”立场后退，亚太地区的实际情况也使得针对中国的“亚洲版北约”不可能成形。但与此同时，2022年2月以来不断升级的乌克兰危机，对亚太局势及中美关系带来了新的冲击。
包道格认为，拜登政府正试图借助外部安全形势的变化，推动其“印太战略”在亚洲“落地”。一些美方人士还将乌克兰危机和台湾问题挂钩。曾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主任的包道格指出，这种观点是荒谬的，其背后反映出华盛顿弥漫着一种渲染台海军事紧张的“流行病”。但他始终坚信，中美关系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只要坚持用外交和政治对话解决分歧，“建设性的未来终将出现”。
包道格。图片来源：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官网
“亚洲版北约”不会出现
中国新闻周刊：自俄罗斯2022年2月24日对乌克兰启动“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乌克兰危机对亚太地区产生了经济、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影响。但也有观点指出，乌克兰危机本质上仍是区域性危机，不会对亚太的地缘政治格局带来长久的、结构性的影响。你觉得这场战争对亚太地区的主要影响是什么？这种影响会是长期的吗？
包道格： 我同意你提到的第二种观点。乌克兰危机可能对亚太地区带来重大的、甚至系统性的潜在影响，但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这种情况出现。我说的这种潜在影响是指：乌克兰危机可能改变中美在亚太及其他地区进行“大国竞争”的走向。换言之，美国可能被欧洲事务所牵制，从而无法将其战略重心转向亚太。
现在，受乌克兰危机等因素影响，虽然拜登总统已经进入执政的第二年，但我们仍不能确定美国政府已在国防预算、军事部署和制订战略的层面实现了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因而，当下不能排除乌克兰危机进一步迟滞美方战略重心转移、从而对亚太政治格局带来长期影响的可能性。
但不能否认的是，美国政府在处理欧洲事务的同时仍非常关注亚太地区。拜登总统上个月访问了日本和韩国，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刚刚出席了香格里拉对话会，美国政府宣称依然关注在亚太地区增进美国的利益。
同时，美国正致力于利用乌克兰危机推动其“印太战略”落地。亚太地区的一个特点是，这里永远不是一个容易达成共识的地方。不管是东盟还是美国在亚太的盟国，它们之间的合作紧密度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它们本身的意愿，而是取决于周边安全局势的变化。
但是，在本届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亚太各国的代表们在发言中传递了一个信息：各方不想被置于“被俄乌局势左右”的框架中，而是希望能用亚太地区自己的解决方案处理本地区事务。正如印度外交秘书指出的：“欧洲希望亚洲关心欧洲，但欧洲自己不关心亚洲。”
所以，我认为亚太各国当前的总体立场是：我们有自己的关切，不要将我们的议程和欧洲的议程完全捆绑。未来亚太地区的多边合作格局可能是：部分国家在部分议题上达成一致，然后在另一些议题上总是无法达成一致。因此，“亚洲版北约”是不会出现的。
我希望华盛顿不会不切实际地认为他们可以组建一个全球性的联盟来对抗中国。即使是针对俄罗斯，和美国在制裁问题上站在一起的主要还是欧洲国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加入“反俄联盟”。诚然，不少亚太、非洲和中东国家用在联合国投票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但他们并没有直接加入到全面制裁俄罗斯的行列中。
如今的中美竞争不是冷战
中国新闻周刊：6月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进行了全面阐述。其内容和去年美方的表态相比有一些变化，但总体上似乎只是利用俄乌冲突的新情况再次强调美国政府先前对于亚太地区和中国的政策立场。你觉得布林肯此番重新阐述印太战略，有什么明显的“新意”吗？
包道格： 布林肯演讲最大的“新意”，是展现出美国政府正试图缓和与中国的意识形态竞争。其中一些小的细节显示出，美方不再寻求全面对抗，而是尊重不同意识形态共存的可能性。
这些变化似乎体现出拜登政府正在从一年前更极端的“竞争-对抗”立场后退，并寻求新的路径以达到“竞争-共存”的新局面。或许，去年的一些激烈言辞不再是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一部分了。
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持续追求意识形态上的竞争，不会让美国在亚太地区赢得任何朋友。亚太各国拥有非常不同的文化和制度，美国希望和不同体制的国家结盟或形成伙伴关系。将这些国家与“民主”“专制”的话题联系起来，只会导致伙伴政策的失败。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竞争有特定的冷战背景。今天中美之间的竞争是一场大国竞争，有其复杂性，但不是冷战。意识形态对抗不是这场竞争的主要组成部分。在美国，一些政客、特别是国会议员，仍倾向于用意识形态模式思考问题，因为这让思考变得“容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必须面对现实，时代已经不同了。
此外，应对乌克兰危机消耗了拜登政府领导层太多的时间。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国务卿布林肯等高层无法将精力集中到制订印太战略和中国政策上，所以他们实际上让更多的中下层官员参与处理这些战略事宜。这可能是我们看到转机的原因之一，但我认为俄乌局势不是决定性因素。
拜登未能摆脱特朗普的“引力”
中国新闻周刊：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一些美方人士将危机与台湾问题相提并论，并提出改变美国长期以来的“战略模糊”政策，承诺“防卫台湾”。这会对中美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
包道格： 把乌克兰和台湾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看法是错误的，两者有非常不同的情况。但是，如你所言，现在美国政策界有一种思维上的“流行病”。当谈及台湾问题时，一些人总是只强调“军事对抗”。我们似乎忘记了，过去40年来中美双方一直通过外交和政治手段成功管理着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因素。
台湾问题变成中美关系“黑洞”（影响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的趋势确实存在，但我觉得仍有可能改变。我们可以一起关注乌克兰危机等其他重要的全球性议题，从而让双边关系得到一些建设性进展。我们在上世纪70年代就是这么做的。我不是说我们要梦回半个世纪之前，而是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外交和政治手段处理长期性问题。台湾问题这样的“大事”不会在明天就突然消失，我们需要做的不是陷入“黑洞”，而是妥善管控这些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布林肯全面阐述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后，有学者批评称，其内容并未反映出美国的长期国家利益所在。近年来，这样的观点并不罕见，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的对俄、对华政策，都被批评为受短期目标和美国国内议程的干扰。美国政府为何难以制订出有长远战略眼光的外交政策？
包道格：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制订带有长远战略眼光的外交政策了。美国有优秀的外交和战略学者，专业人士会被政府征求意见，但政策最终受到国内政治关切的驱使。
特朗普政府时期，制订长期性政策的工作受到了很大干扰。而现在，拜登也未能摆脱特朗普的“引力”。如你所见，美国国内政治现在依然朝着向“特朗普式政治候选人”回归的方向发展。选民对拜登的国内政策非常不满，对外交政策则不甚关心。因此，国内政治将继续对美国外交政策形成巨大的干扰。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贸易战。维持对中国产品的一系列高关税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这些关税只会让美国消费者付出更多的钱，也不会真正给美国企业带来好处。所以一个理性的贸易政策会消除这些关税。然而，美国政府现在非常害怕谈论这种理性政策的国内政治影响。在有关“印太经济框架”的谈判中，拜登政府甚至没有向国会寻求最基本的关税减让授权。
政治家通常应该可以一边进行国内治理，一边管理外交事务、制订长期战略。但遗憾的是，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这种人物了。拜登也没有做到。
中国新闻周刊：如你刚才提到的，拜登政府表示不愿与中国全面对抗、不想将中国变为美国的敌人。那么，美国能从过往的历史中学到什么教训，以避免将中国推向敌对一边？
包道格： 我想拜登政府正在努力，比如他们正在减少和中国的意识形态对抗。但现在美国政府可能觉得，当他们想做出妥协时，难以得到反馈。这种观点未必是正确的，但确实是拜登政府所焦虑的。
事实上，在外交事务中，我们都有很多种方式发出自己的信号，施压不是唯一的选择。当前亚太地区有一些紧张、分歧的态势，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周边国家想一直对中国表现出咄咄逼人的姿态。我相信他们能认识到自己的能力范围。所以，我们所谈的这些问题最终走向何方，中国必须做出自己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