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知道乌尔都语是“巴铁”的国语，但容易忽略隔壁印度也有不少人以乌尔都语为自己的母语。
可印度的乌尔都语在那里的处境，现在岌岌可危，以莫迪为首的印度人民党，特别是其中的极端右翼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正在对乌尔都语发起猛攻。
这其实已经不是新闻了，限制和打压乌尔都语，是“印度”延续200多年的政策。
问题是，乌尔都语跟印地语，不仅亲缘关系很近，而且在久远的历史中相互影响和促进，深究的话还真说不好谁才“应该”是印度的“国语”。但在现在，它被印度人为定义为“侵略者的语言”、“异族舶来品”，必须排除。这话从不少操持流利而口音独特英语的印度精英口中说出，显得如此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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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地语和乌尔都语，原本是相当接近的语言，但却被人为修改，扩大两者的差别。这样的操作放眼全世界也实属奇葩。
印度教民族主义 图源：凤凰网
说起印度，咱们也介绍过很多次了，现代的“印度”完全是被塑造出来的国家，真要究其历史，巴基斯坦和印度在历史和文化上并没有根本区分，而印度自己也是个宗教、民族、语言的大熔炉，“散装”这个特征体现在方方面面，大家习惯上认为是“印度国语”的印地语，不过是全国的通用语言之一。
而另一门主要的“国语”，就是乌尔都语。
乌尔都语是巴基斯坦的国语，也是印度官方认可的24种通用语言之一，更在印度古代文学史中熠熠生辉，历史上它也超越了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界限，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文学瑰宝。
印地语和乌尔都语，本就是同根而生。
即使抛开历史渊源，在现代语言学中，两者也是同属印欧语系-印度语族-印度语组的两个小分支。
公元10世纪起，大批中亚穆斯林进入印度地区，伊斯兰文化也传入南亚。
在此期间，在北印度的德里及其周边地区流行一种叫做克里方言的语言，后来衍生出两种书面语：一种是以天城体从左到右书写的印地语，另一种是以波斯阿拉伯字母和Nastaliq体从右到左书写的乌尔都语。
根植于南亚次大陆的乌尔都语，35个字母中，有3个是印地语字母，除了吸收一些印地语词汇外，发音和语法也与印地语有很多相似之处。
与此同时，在伊斯兰文明的影响下，乌尔都语吸收了波斯语、阿拉伯语的发音和丰富词汇，也被打上了伊斯兰文化的烙印。
12-13世纪，乌尔都语随着伊斯兰王朝在次大陆的征战和扩张，逐步从德里周边传入古吉拉特、德干等广阔地区，更在中南印度德干地区的苏丹国迎来了繁荣。
乌尔都语诗歌传统发达，被称为“诗的语言”，近现代时期也在短篇小说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可以说，乌尔都语文学继承了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文学遗产，并利用这些遗产进一步丰富了印度文学，但从未成为当时的通行上层语言，穆斯林统治者和上层人士主要说的是波斯语。
随着英国殖民者进入南亚，乌尔都语出现了巨大的变革，逐步和印地语分化为两种语言。但这种变化，既不自然，也不“自愿”。
不是咱特意黑大英，它一贯的操作就是在当地刻意塑造差别，扩大社会的裂痕，使之互相仇恨攻讦乃至武斗，它自己稳坐钓鱼台。
在南亚也是一般，英国人作为外来殖民者，居然先窃据了当地传统语言文化的定义和解释权。
1800年成立的英国威廉堡学院对印度语言的发展影响深远。
时任该院印度斯坦语系主任的英国语言学家约翰·吉尔克里斯特，将“印度斯坦语”划分为两种，一种是更多使用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词汇的乌尔都语（当时他称为“印度斯坦语”），另外一种是更多使用梵语词汇的印地语（他称为“印地语”）。
1803年，威廉堡作家拉鲁拉尔创作了作品《爱海》，不仅刻意将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词源的词汇全部剔除，而且用梵语词源的词汇进行替代，此人被一些人称作是“现代印地语文学之父”，着实为梵语化的印地语奠定了基础。
同年，吉尔克里斯特在《东方预言家》中，提出了个“新观点”——你们印度斯坦语（乌尔都语）、波斯语、柏烈杰语、阿拉伯语以及梵语这几种语言想变得“统一”也行，统统拉丁化就行了。
正如“开窗还是掀屋顶”那个著名的命题一样，当一个更加离谱的选项亮出来的时候，已有的很多不合理都显得合理了。传统语言统统拉丁化当然是当地不可能接受的，那么你们就接受乌尔都语和印地语的“差异”好了。
英国人的坏水，显然对了南亚印度教狂热分子的路子。于是19世纪后半叶，英属印度兴起了印地语运动，一些很有影响力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都曾参与了对乌尔都语的抵制运动，乌尔都语被描述为一门“外来、怪异”且“被伊斯兰教污染”的语言，只有用天城体书写、使用梵语词汇的印地语才能真正彰显印度的文化。
恰恰是这场印地语运动，侧面激发了印度教和印度教徒的宗教性、排他性和异质性，也使得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日益激化。
乌尔都语和穆斯林，被人为地画上了等号。
于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乌尔都语和印地语已成为分道扬镳的两种语言，并分别和伊斯兰教、印度教深度捆绑。
而印地语支持者的强势，也反映在了本土市场上。在此期间，操印地语的印度出版社越来越多。
普列姆昌德作为最有名的现代印地语作家，其实最初以乌尔都语写作。而在1916年后，他改用印地语创作，除了出版因素之外，也是“大势所趋”，投其所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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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乌尔都语从不是印度穆斯林独有的语言，到印巴分治时仍是印度大部分地区受过教育阶层的语言，无论是印度教徒，穆斯林还是锡克教徒。
到20世纪上半叶印度最著名的文学运动——进步文学运动中，乌尔都语作家仍为印度反抗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创造出了大量经典作品。
印度独立运动中，很多流行的口号和歌曲也都使用了乌尔都语，比如“革命万岁”（inquilab zinzabad）和歌曲“比全世界更美好”（Saare Jahaan se Accha）。
但这并不能阻止现代印度对乌尔都语越来越多的排斥。
对乌尔都语的这种排斥，并不是现代印度开创者的本意。
1947年印巴分治后不久，现代印度的国父尼赫鲁就曾在演讲中赞美乌尔都语，表示“乌尔都语是我们（印度）的语言，在印度土地上孕育生长，让印度的文化更加丰富”。
某种程度上来说，尼赫鲁甚至可称为“乌尔都语的拥护者”，不仅通晓多门语言，还曾将乌尔都语列为最喜欢的语言之一；哪怕印巴分治和第一次印巴战争中同以乌尔都语为国语的巴基斯坦结怨，他也没有因此将乌尔都语认定为“外语”。
比如在印度宪法的起草过程中，面对有人主张将乌尔都语从宪法承认的语言中除名，尼赫鲁就明确表示，乌尔都语并不仅仅是穆斯林的语言，也是一些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的母语，印度也不是所有的穆斯林都迁到了巴基斯坦。
1953年，尼赫鲁就在演讲中斥责那些批评乌尔都语的声音，认为既然乌尔都语不会在印度和印地语竞争国语地位，就有权利在印度的语言大家庭中继承传统、继续发展，为何要拒绝到底或者将乌尔都语视为异邦语言和眼中钉？
但尼赫鲁的这种持中态度并不能改变乌尔都语在印度的命运。
要知道，乌尔都语不仅是官方承认的24种语言之一，是特伦甘纳邦两种邦级官方语言的一种，还是北方邦、比哈尔邦、贾坎德邦、西孟加拉邦以及德里中央直辖区的附加地方级官方语言之一。
即使在印度文化的重要体现——宝莱坞电影中，更口语化的乌尔都语远比更书面的印地语适用范围更广，正如编剧贾维德·西迪基描述的那般，“如果不使用dil、mohabbat和ishq这些词，宝莱坞电影的歌曲将大部分不复存在，问题是，这些最高频使用的中心词都是乌尔都语，这正是由于，韵律独特的乌尔都语在语音学和音乐方面没有其他语言可以提供和代替。”
无论是基于法理地位还是文化长远发展，将乌尔都语推入火坑都并不明智。
但对于被“创造”出的“民族国家”印度来说，想要凝聚民族性、国家认同，成本最低的莫过于分化群体、塑造矛盾，有了“敌人”当然更好拉拢“自己人”。
而由于印巴分治，现代印度拥有一个天然的“外敌”巴基斯坦，那么本国具备“外敌”民族、宗教、语言者，亦可认作国内的“敌人”。所以，本不附着于单一宗教民族上的乌尔都语，被强行同“伊斯兰属性”绑定。
于是，尼赫鲁去世后的印度政府治下，乌尔都语的处境日益艰难。
但同时，强行推广印地语，也在南印度地区遇到阻碍，他们并没有预估到，或者说，并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印地语的“国语”地位，活在梦里
更大的困难是客观上印地语和乌尔都语在语言上的相近。
更加“印度教化”的印度政府既然无法容忍，就人为地在两种语言之间制造差距、拉大距离，刻意减少两门语言在交流层面的互通性，就是为了提升印地语在国内的正统地位，尽管这正统地位是他们自封的、南印度的很多邦根本不承认。
毕竟在他们看来，身为国语和官方语言的印地语，如果和带有殖民色彩和伊斯兰色彩的乌尔都语极为类似，那就是耻辱。你俩不是“像”吗，那我们就给你们改成“不像”的两种语言呗。
乌尔都语既然是以Nastaliq为书写体，更多出现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词汇，印度右翼就提出要求，让乌尔都语改变字体、“净化”词汇、走向拉丁化，“外语”就要有外语的样子。
但其实反而是类似拼音文字的印地语更容易拉丁化，而乌尔都语中存在几组发音相似的字母，靠听音根本无法判断。
一旦强行拉丁化，根本无法用拉丁字母表达出这些发音的区别，更会使得这种同音异形的字母所带来的迥异风格和独特美感不复存在，强行修改显然并不现实。
说严重点，这么改可能是要把印度的乌尔都语改“没”了，一种语言失去自身的独特性，将不可避免地逐渐被大众遗忘。
正如著名的乌尔都语学者纳穆曾经质疑的那样，如果大诗人伽利布、伊克巴尔和费兹都使用拉丁化的乌尔都语创作，很难想象能创作出现在这些经典作品，毕竟诗歌的韵律和精华无法替代。
土耳其语的拉丁化，就是个先例。新生代的土耳其人无法体会用旧书写体玩转文学，而那些历经岁月洗礼、代表奥斯曼帝国学术和文化遗产的著作，蕴藏了先辈们的智慧，却因无人转写成拉丁书写体而被遗忘、被永久尘封在图书馆中或旧书摊里。
当然，这些若发生在印度的乌尔都语身上，或许恰恰是极端印度教民族主义乐见其成的。
既然指责乌尔都语是“殖民产物”，印度右翼看来，印地语就要突出正统性和本土性，要更多使用古典梵语的词汇、语法和表达方式。
毕竟这梵语，在古印度就是身为祭司的婆罗门才掌握的语言，到了现代虽然基本失去了语言功能、成为了书面文字，更多用于研究，但多加些梵语的成分，那印地语才突出一个地道，那才显得是咱老印度人儿的语言啊。
问题是，这种用古老梵语作为词根，创造出很多新词加入印地语中的做法，实属画蛇添足。这种只存在于印度教经典中的晦涩词汇，连以印地语为母语的人都不太懂，高度梵语化的印地语流通意义远小于政治意义，更多时候是哑巴印地语、学会了读写但说不出口。
只见过语言改革由繁到简，变得越来越朗朗上口，才能更有利推广，推动群众扫盲；像印度这般反其道而行之、越改越复杂难说的，真是特立独行、令外界难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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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两种语言进行改革之余，印度政府对乌尔都语的直接大肆打压也屡见不鲜，相关的流血冲突也不是个例。莫迪老仙不过是继承了前辈的衣钵、扛起了“迫害”乌尔都语的大旗。
毕竟印人党的母体国民志愿服务团自成立伊始，便敌视除印度教之外的一切宗教，指责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损害了印度教群体的团结，是印度落后与被殖民的“罪魁祸首”，作为穆斯林象征的乌尔都语更是需要被排除或“净化”的目标。
2014年，莫迪上台之初，印地语沙文主义者就在推特等公共媒体上发动了一场反对乌尔都语的运动。
拉贾斯坦邦先以“管理方便”为由，将以乌尔都语为媒介的教科书改为印地语，停止雇佣可以使用乌尔都语授课的教师，公共小学考试也不再提供乌尔都语试卷，又在2016年更进一步拿教科书开刀，将著名乌尔都语经典作家的作品从印地语课本中删除。
2017年，在北方邦的立法议会上，两名穆斯林议员被拒绝使用乌尔都语进行宣誓，同年12月，大众社会党的一位成员因为使用乌尔都语宣誓而被指控“伤害宗教情感”。
等会，这到底是谁在“伤害宗教情感”啊……
2018年，西孟加拉邦爆发了一场抗议，矛头直指对乌尔都语教师的任命，导致两人在骚乱中丧生。
2019年8月7日，德里高等法院指控德里警察局长，说他在一份初步资料报告中使用乌尔都语词汇，特别是出现乌尔都语中“夸张晦涩且高深莫测”的波斯语词源词汇，因为这些词汇“完全无法被普通群众所理解”。
合着印度很多老百姓用了许久的传统语言“晦涩难懂”，你们人为添加让普通人根本不懂的梵语因素而成的“新”印地语反而是“好理解”的？
2021年排灯节，印人党领导层带头抵制了本土知名服装品牌Fabindia，只因后者在广告中使用了乌尔都语词汇和莫卧儿传统服饰的式样，最终该品牌迫于官方压力选择认怂、默默撤下了广告。
2022年4月，一名极右翼印度新闻记者闯入当地一家快餐连锁店，质问工作人员“食品包装袋上为何会出现乌尔都语”，虽说事后被证明是将阿拉伯语认成了乌尔都语，但就真是乌尔都语宣传词，犯得上被如此质问？而且真外语阿拉伯语用得都没毛病，真国语乌尔都语反而不让用？
印度很多原本带有伊斯兰色彩的地名，更因为印地语和乌尔都语的冲突，特别是官方对乌尔都语的抵制，而被迫改名，新名字往往带有浓厚的印度教色彩。
举例来说，曾经是瓦拉纳西市标志的“莫卧儿萨莱”火车站一看就是用来纪念莫卧儿王朝，就被更名为“乌帕德雅亚”，从而纪念1968年在这里遇刺的印度人民同盟（印人党前身）总书记乌帕德雅亚。
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随着乌尔都语言在印度的社会地位日渐衰落，乌尔都语文学在印度的前景不容乐观”。
无论是人为修改印地语、推进印地语梵化，还是对乌尔都语进行压制，通俗而言，基本是“对与穆斯林相关符号的一种攻击”。历史学家奥黛丽·特鲁施克认为，是印度（教）试图将穆斯林从印度的历史中剔除。
印度的历史记述本来已经稀里糊涂的了，现代印度史更加是一部“人造”国家史，你们还忙着把自己的历史传统剔除一部分，那还剩点啥了？！
参考资料：
环球网：《印右翼为打压国内穆斯林，连乌尔都语也想一起灭了？》
沙赫泽曼·哈克、袁雨航：《语言冲突下的乌尔都语在印度将何去何从？》
沙赫泽曼·哈克、袁雨航：《为何波斯书写体对乌尔都语依旧意义非凡？》
沙赫泽曼·哈克、袁雨航：《乌尔都语之爱：真纳和尼赫鲁的贡献》
《印度无国语，南北方人到底谁背锅？》
Aljazeera：Hate campaign inIndia against Urdu for being a ‘Muslim’ language
Policyof Destruction of Urdu in In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