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天安门事件虽然当年被国民党政府形容为“屠杀”,但是随著时光的流逝,如今在台湾,纪念六四却成为非主流的活动。



2016年6月4日在台北举行的六四纪念活动现场

(德国之声中文网)1989年的台湾,正在威权政治的尾声,蒋经国去世不久、接班的李登辉还没有站稳脚步,民间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执政的国民党政府高层陷入权力斗争,也就是那一年北京爆发了学生运动,台湾的学生喊出了“北京可以台湾不行”的口号,强力支持北京的学运。

六月四日的前一天晚上,大批台湾民众参加了多个艺文团体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前广场举行的声援北京天安门学运晚会,午夜之前还经由安排人在香港转拨电话的方式和天安门广场上的学运领导人“连缐”。

当电话另一端传来枪声时,台北现场则是传出阵阵的哭声、电视转播画面上看到的是错愕、不敢置信的表情,接下来的几天,电视台播出了板车送受伤学生就医、解放军士兵开枪、装甲车被土制汽油弹烧毁等等的画面。

台湾当局对北京发出了严厉的谴责、执政的国民党还特地举行悼念仪式、大街上处处可听到艺人们共同制作的《历史的伤口》这首支持学运的歌曲。

不过,这股支持学运之情,很快就消散了,后来虽然每年接近六四的时候,还是会看到相关的报道,但是整体来说氛围就是显得那麽云淡风轻。



2019年六四三十年之际,台北市中心放置的中国解放军坦克模型

对比香港

事件发生之后,香港民间的反应强烈的程度远超过台湾,跑马地几万人的大聚会上众星云集、多少被北京当局通缉捉拿的民运人士经由香港民间的“黄雀行动”救援、从而得以前往提供他们庇护的西方国家。

香港的支联会随后每年六月四日在维园举行烛光守夜、连续举行了三十年,每次的规模都是数万人以上、甚至十万人以上,光这一点,台湾就望尘莫及。

虽然后来香港政局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纪念活动难以为继,但是香港曾经有个六四纪念馆、还有一个名叫“国殇之柱”的纪念六四艺术创作曾经在香港大学矗立多年。

反观在两岸三地中唯一可以合法举办纪念活动的台湾,因为找不到六四事件的记忆还有痕迹,纪念活动能有个上千人参加就已经不得了,政治人物虽然到了这一天都也许会“循例”发表希望北京跟上民主潮流、注重人权或者“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之类一些不著边际的声明或者讲话。

但是现在一看,当年多少声援学生的演艺人员是在中国境内讨生活?多少台商因为接替了六四之后外资撤出所留下的空缺而成巨富?天安门在多少台湾民众眼中不过就是个北京的景点?一些当年将北京当局行动称为“暴行”的政治人物现在以能够接触北京当局高层而感到自豪。

“五独俱全”


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如今在台湾被认为是独派的活动,表面上来看,似乎蛮有道理的,鼓吹台、港、蒙、藏、疆自决或者独立的团体或者支持者每年都很积极地参加在台北的纪念活动,而这些团体正是被亲中媒体称为“五独”,他们参与的活动更被形容为“五独俱全”的“分裂祖国”行动。

但是也就是独派色彩鲜明,非独派的人士不是被排斥就是敬而远之,例如自认是“中华民国派”的人士,虽然也不能认同中共,但是因为彼此统独理念不同,连带纪念六四也会有所龃龉,久而久之也就不会提起、参与或者举办活动纪念六四。

前一阵子,香港大学拆除了“国殇之柱”,原本有民间团体计划在台湾复制、并且在六月四日树立在台北的中正纪念堂前,但是因为名称中有“国殇”而引来质疑;论点是“国殇”是哪一个国家的国殇?认为不应该是台湾的国殇,主办单位如今以英文原名称“Pillar of shame”翻译成“耻辱之柱”、不再是“国殇之柱”。

台湾的教育不是没有涵括六四,但是教育归教育,没有把来龙去脉说清楚的课本,不过就是课本罢了,香港的课本不需要教六四,维园的每年六月四日灯海、家长带著孩子坐在地上的参与,这麽多年来刻印在脑海的记忆也是台湾所没有的。

台湾政治学

香港民众对六四的态度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当年的“回归”在即、对中国接管香港之后能否真的五十年不变有所疑虑;英国移交主权之后则是力争维持香港的“一国两制”,那麽多年下来,社会上有著共同的记忆与危机感。

在台湾则完全不一样,台湾虽然面对北京的种种威胁,但是没有立即被接管的压力,加上民主化之后,纪念六四可能也拉不到多少选票、造成多大的议题,社会上也没有香港那种对纪念六四的共同记忆。

独派虽然纪念六四,但是重点放在民主人权,基本上把六四事件当成是发生在中国的事件,虽然不幸但是与台湾没有关系;统派为了与北京保持关系,对这个中国执政当局的禁忌就是避而不谈。

纪念六四的团体在筹募经费上比起本土政治团体困难的多,要寻求支持,统派的团体可以说是避之唯恐不及,所以愿意支持举办纪念活动的团体,也就只有独派色彩的团体肯伸出援手,其结果就是重点摆在民主人权,无需谈及国家民族认同。

的确有不少海外华人甚至部分的台湾人无法认同这种情况,但是现实的问题放在眼前,纪念六四在台湾虽然尴尬却也无奈,即便是非主流,但是仍然设法在台湾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