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远征指出，所谓以规则为核心的国际多边治理体系，是相较于“二战”前依靠实力相互竞争的单双边为主的国际秩序而言的。这一体系包括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政治协商机制、以自由贸易为宗旨的开放市场经济机制和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金融机制。它的建立，带给世界几十年和平与发展。但俄乌战争及随之出现的西方对俄制裁，却把规则当作“武器”，非理性地动摇全球化制度根基，严重挑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曹远征认为，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防止某些国家的无理性轮番制裁对规则的破坏，对国际多边治理体系及经济全球化的过分伤害。要从全球化的角度，超越冷战思维，以和平与发展为原则，巩固现有国际多边治理的阵地，尤其是区域治理平台，从不同类型国家平等竞争出发，改善在现代化道路上各国交流合作机制，以实现共赢、巩固经济全球化成果——这些才是跨越俄乌冲突陷阱，面向未来的建设性态度。但同时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即使俄乌停战，恢复和平，世界也回不到过去了。面对一个日益区域化、地方化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国应以RCEP为抓手，以“一带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为经济金融治理理念，将中国所处的东亚地区建成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标杆地区。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2年6月刊第18-29页，原题为《跨越俄乌冲突陷阱：重新思考以规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跨越俄乌冲突陷阱：
重新思考以规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
当前仍在发展中的俄乌冲突是改变整个世界格局的历史性事件，正在深刻且全面地动摇“二战”后建立在雅尔塔共识上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多边治理体系。世界各国在震撼之余，程度各异地卷入其中，却立场不同，不仅构成“二战”后，至少冷战结束以来性质最为复杂的全球性分歧，而且很可能成为国际秩序变动的转折点。“二战”前民族国家以传统地缘政治经济为基础的“合纵连横”的格局正隐约重现。
▍俄乌冲突对国际秩序的挑战的意涵
区别于“二战”前依靠实力相互竞争的单双边为主的国际秩序，现行国际秩序的基础是以规则为核心的国际多边治理体系。这一体系的建立汲取了“二战”的惨痛教训，既是各国，尤其大国利益博弈的结果，具有实力均衡的背景；也是人类历史进步的产物，基本反映了全球工业化进程中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大小国家平等发展的共同意愿，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正当性。
这一国际治理体系由三个相互依存的支柱组成，并形成了相关机制。一是世界各国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协商处理国际政治事务的机制。它以联合国为代表，一国一票，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以自由贸易为宗旨的开放市场经济机制。它起初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为代表。冷战结束后，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GATT转变为世界贸易组织（WTO），形成了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的新机制。三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金融机制，即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体系在使美元担任国际货币的同时，衍生出一系列相关的国际金融制度，不仅体现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金融稳定理事会等国际组织有关国际金融秩序的安排和协调，更体现为诸如巴塞尔协议等国际金融标准的制定和完善。这一国际货币金融机制规范着各国金融机构的行为，维持着全球金融的有序运转。经过“二战”后七十多年的发展，这三个支柱在各自建立整套严密规则的同时又相互支撑，形成了涵盖整个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治理的规则体系，构成今日经济全球化的体制依托。
毋庸讳言，现行的国际多边治理体系存在很多缺陷，仍需要改革和完善。但总的来看，它基本实现了雅尔塔会议构建和平共识的初衷，自1945年这一体系建立至今，再没有出现过世界性的战争。与此同时，一大批亚非拉国家实现了独立，并走上了工业化道路。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平的世界环境更使发达国家的资本放心地大举流入发展中国家，加快了后者的工业化进程。结果，发展中国家在人均收入不断提高、贫困不断缓解的同时，社会也得到发育和发展。
多边治理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更突出地体现在西欧。德法矛盾曾是欧洲大陆冲突的根源，两次世界大战也因此爆发。“二战”后，随着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成立，德法矛盾开始化解，欧洲共同体发展成为欧洲联盟。特别是以2002年欧元正式流通为标志，欧洲一体化上升到新的高度，欧元区19国已实现了产品、资本和劳动力全面的自由流动，既带动了成员国的经济增长，也使它们之间的经济差距显著缩小，提高了落后地区和国家的居民收入。
然而，俄乌冲突及随之出现的制裁却在绑架这一体系，西方正在把规则当作“武器”，以自残为代价，非理性地动摇着全球化的制度根基。例如，在经济制裁方面，取消俄罗斯的最惠国待遇。最惠国待遇最初属于双边范畴，是指甲乙双方签订协议后，丙方则自动享受同等待遇的安排。这在WTO前常见于GATT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中。随着WTO的成立，由于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是其成员，最惠国待遇就成为WTO的普遍优惠制，成为多边制度安排中的应有之义。以取消最惠国待遇作为一种制裁方式，实际上是从多边关系退化到从前的双边状态。又如，在金融制裁方面，冻结俄罗斯的外汇储备。美元虽是美国的主权货币，但同时是国际货币，因此是国际公共产品，应具有中立性。美国利用自身主权货币是国际货币的特殊地位，冻结甚至没收其他国家外汇储备的举动，既是对美元信誉的损害，更是对规则的违背，将多边关系中的公共产品退化为双边关系中的一国货币秩序。再如，在金融基础设施方面，SWIFT系统也成为制裁的手段。SWIFT是上世纪70年代建立的金融机构之间的报文规范和传送处理系统，旨在通过确定金融机构之间信息传输路由及编码，适应与日俱增的国际支付清算。SWIFT协会本身是非政府和非盈利组织，以中立、专业、高效、安全为宗旨，无歧视地为各国金融机构服务，即使在冷战时期也是如此，如今却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政府的威逼下剔除了俄罗斯部分银行的使用资格。这破坏了金融机构之间的国际业务的多边关系，损害了国际资金清算的系统性安全运行。
令人吃惊的是，类似以规则为“武器”的制裁，正在蔓延至油气管网、铁路交通、电信网络等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领域。初步统计，西方各国已出台了五轮对俄制裁措施，累计已达到近4000项。凡此种种，均挑战着长期以来形成的国际规则及其基础，瓦解着国际共识，扰乱着国际秩序。这一影响在金融系统表现得尤为明显。如今，许多既有规则沦为制裁工具，在增大金融风险的同时，也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契约精神和标准的严肃性。更严重的是，这开了恶劣的先例，意味着这些标准外也可能被用来制裁其他国家。这些制裁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担忧，成为当前国际金融市场急剧动荡的重要原因。
自《维也纳和约》后，欧洲进入大革命时期，既有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革命，又有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社会革命。工业革命使生产力成倍提高，生产的扩张远快于市场的扩张，生产过剩式经济危机开始频繁发作，需求不足的市场约束成为最大的制约。社会革命提高了人们的觉悟，尤其工业革命带来了工厂制度，欧洲由此出现了规模化的工人阶级队伍，劳资对立更加深刻，社会矛盾趋于激化。
进入20世纪，在以重化工业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产能的增长使市场问题更突出，而领重化工业化风气之先的德国面临的市场问题更为尖锐，并使劳资矛盾日益形同水火。德国提出“要为自己要求在阳光下的地盘”，德国的工业化和海外征服“就像自然法则那样不可抗拒”。于是，“当世界市场瓜分完毕，重新瓜分就十分重要”。德国以民族战争的形式策源了“一战”。
“一战”凸显了市场在工业化时代国际秩序中的意义，经济问题由此成为国际政治的头等大事。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建立平等贸易条件并开放市场的重要性，理解了在金本位制下为积累国际收支顺差的重商主义的危害，并试图建立相应的国际经济金融治理规则和体系。在巴黎和会前夕，美国总统威尔逊率先提出了十四点计划，倡议成立国际联盟，实现“公正而持久的和平”。
然而，由于美国国会未批准美国加入，国际联盟形同虚设，国际政治治理软弱无力。这不仅使国际经济金融治理无从谈起，也使《巴黎和约》更注重战败国的道德责任及赔偿义务。过分苛刻的割地赔款要求，在导致德国经济崩溃的同时，也造就了纳粹崛起的土壤，后来引发了“二战”。
反思这段历史，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二战”后建立在雅尔塔共识上的以规则为核心的国际多边治理体系的可贵。当前，俄乌置《联合国宪章》于不顾，悍然开战并逐步升级；西方发达国家则集体挖国际多边治理体系的墙角，以规则为制裁“武器”，甚至连数百年中立的瑞士也加入制裁。欧洲一体化的努力正在被俄乌冲突及其制裁所侵蚀，欧盟内部关于制裁俄罗斯的分歧日益显现，这种局面似曾相识，气氛堪比两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尤其是沉寂七十多年的中东欧国家边界及主权问题又沉渣泛起，使人们担心，不仅统一欧洲的梦想变得遥遥无期，欧盟和欧元区也将面临离析的风险。包括乌克兰在内的中东欧国家会更加极端化，成为和平溃疡地和火药桶；俄罗斯会进一步“沙俄化”，试图再次扮演“欧洲宪兵”角色；德国以再增加1000亿欧元军事预算为标志，正在再军事化；法国大选马克龙虽险胜，但勒庞退出北约的选战口号仍在回荡；芬兰则拟放弃“二战”以来中立化的立场，申请加入北约。与此同时，英国在退出欧盟后重返欧陆政治舞台，美国则假手英国再次操纵“大陆均势政策”。一个曾经雄心勃勃谋求一体化的欧洲，正在退回“二战”前传统地缘政治经济的博弈之中。
俄乌冲突正在拖累世界，而日益形成的欧洲地缘政治经济博弈则会加重这一拖累。事实上，作为国际社会弱势群体的发展中国家正在被动承受俄乌冲突及其制裁的政治经济后果，已经在被迫“选边站”。如果欧洲地缘政治经济博弈加剧，将加剧世界“阵营化”倾向，时代主题由此可能从“和平与发展”转向“冲突与发展”。“世界不再是平的”，是俄乌冲突带给世界的意涵。
欢迎订阅《文化纵横》6月新刊
▍俄乌冲突的世界经济后果
俄乌冲突及其引发的全面制裁的世界经济后果正在显现。从短期看，它推高了基础原材料价格，尤其是能源和粮食价格，使目前已初露端倪的世界经济滞胀局面更加严重。欧洲统计局估计，2022年3月份，欧元区通货膨胀率已高达7.5%，创下欧元区成立以来的最高纪录。从长期看，它正在动摇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经济全球化可能因此发生逆转。
（一）经济滞胀局面恶化
过去两年，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一方面，世界经济增长停滞；另一方面，因疫情冲击产生的供给瓶颈，加之各国为缓解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而采取了极度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导致全球物价持续上涨。上世纪70~80年代经济停滞、物价上涨并有的滞胀局面，如今再次重现。
虽然俄乌两国的GDP占全球比重不高，仅为1.95%，但两国有四种基础产品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是石油，俄罗斯石油出口占全球石油出口总量的10%，是俄乌两国GDP全球占比的五倍。二是天然气，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占全球出口的19.1%，是俄乌两国GDP全球占比的十倍。三是玉米，俄乌两国玉米出口占全球出口的18.6%（其中乌克兰占16.4%），也是两国GDP全球占比的近十倍。四是小麦，俄、乌的小麦出口分别占全球出口的16.9%和11.6%，两国的小麦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重高达28.5%，是两国GDP全球占比的近十五倍。因此，俄乌冲突引发了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恐慌。
在油气领域，一方面，OECD国家原油库存处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历史低位；另一方面，随着2015年《巴黎协定》达成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加之油气价格的长期低迷，石油行业的资本支出连年下降，未来几年新增产能十分困难。上述两方面将使油气价格在高位持续徘徊。依仗欧盟国家能源转型过程中对油气进口的高度依赖，俄罗斯借口SWIFT的制裁，要求欧盟国家以卢布支付，更增添了大宗商品市场的恐慌气氛。农产品领域同样如此，一方面，全球主要粮食出口国的小麦、玉米、大豆库存相对于全球市场需求，处于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历史低位；另一方面，俄乌两国是小麦、玉米的主要出口国，起着市场价格的边际引领作用。目前正值北半球春耕时节，战争正在严重影响两国、尤其乌克兰的粮食播种面积。为稳定本国经济，乌克兰已宣布禁止本国小麦、玉米出口，引起世界粮价上扬。
油气本身还是农产品的核心生产要素，是化肥和众多农用物资的原材料，是农机和运输车辆的动力来源。油气价格上涨会增加全球农产品的生产成本，系统性地抬高全球主要农产品的价格。这种油气和农产品螺旋式成本推动，不仅使全球滞胀形势更加棘手，而且可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政治经济危机，甚至人道主义危机。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等许多中东国家是俄乌两国小麦的进口大国。2011年埃及曾因小麦价格上涨带动的通货膨胀引爆了“颜色革命”，由此陷入危机和动荡，令埃及民众尝尽切肤的“失序之痛”。如果国际小麦市场再度发生当年那样的困难，包括中东各国在内的粮食进口国是否会重蹈覆辙？
（二）经济全球化逆转
所谓经济全球化是相对于冷战而言的。在冷战期间，全球在经济金融领域存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个对立的体制，由此形成了两个平行的市场之间的经济冷战。而冷战的结束表现在经济金融领域，就是世界各国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两个对立体制和两个平行市场因之消亡，经济冷战因之结束。全球经济体制的一致性极大地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使全球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可贸易程度得到极大提高。在土地和劳动力难以跨国流动的情况下，生产要素贸易首先表现为资金的自由流动（即投资的自由化），以及全球金融的一体化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实质就是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贸易投资自由化为标志的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三方面变化。一是因投资自由化，资本可以遵循最小成本原则寻求与其他廉价生产要素结合。大批资本进入发展中国家，与其廉价劳动力相结合，形成了全球生产力配置。区别于传统的垂直或水平国际分工，这种新型全球生产力配置根据不同国家各自的自然禀赋，将不同产业环节配置在不同国家，整个产业链条横卧在世界各国之间。这一产业链条因其物理及产业性质形成了一致的制造标准，推动各国市场标准的统一，使国际经济金融治理更加深化、细化、机制化。
二是产业链条上所有环节几乎都可以外包代工，代工厂又可以将其环节再细分成零部件外包出去，这尤其突出地反映在电子产业上。例如苹果，无论其电脑还是手机，苹果公司主体仅负责研发和设计，其他环节均分包给不同厂商或服务商代工。这种几乎可以使产业环节无限细分化的生产与服务外包，不仅需要精准的生产管理，还需要精确的供应链管理，由此推动管理标准化、流程化，而契约精神又是其基础。
三是全球经济被结构化地整合成一个整体。在全球生产配置的布局和产业链供应链的整合下，世界经济形成三个相互独立但又相互依存的板块：包括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在内的亚非拉资源出口板块，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亚洲新兴制造业经济体板块，以美欧为代表的服务经济板块。资源出口板块将其丰富的自然资源纳入全球化，为全球尤其亚洲制造业提供能源和原材料保障。亚洲板块将其低廉且素质高的劳动力资源纳入全球化，为全球尤其欧美提供物美价廉的制成品。欧美服务经济板块则将其服务业优势，尤其是研发和金融服务业优势纳入全球化，不仅引领着全球产业的技术进步，而且还为其提供融资安排。从产业链的角度观察，这三个板块各自将其禀赋优势纳入经济全球化，用供应链串联了彼此，使世界经济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整体。这意味着，各国的政治经济政策制定，特别是制度规则安排需要相互协调，不能一意孤行。
由上，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世界经济变化既是格局的变化，更是机制的变化。体制的一致化、规则的系统化及操作的细腻化，使世界各国经济日益融为一体，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改善了增长质量。相较于此前，冷战后全球经济增速提高了一个百分点左右，这正是经济全球化的红利。与此同时，国际贸易增速快于经济增速，而代表国际投资的国际金融增速又快于国际贸易。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发展，尤其投资状况的改善，使产业链持续向发展中国家延伸，并使更多低收入人口进入工业化进程，实现收入增长。世界性的贫困现象大大缓解，即使在人均收入最低的撒哈拉以南非洲，贫困发生率也在大幅下降，中国则在2020年消灭了绝对贫困。这一切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俄乌冲突及其引发的全面制裁，正在颠覆经济全球化的底层逻辑，扰乱长期形成的全球产业链布局，威胁与之相适应的供应链安全。出于安全的需要，产业链会重组，供应链会缩短，国际政治甚至意识形态会成为全球生产力配置的第一考虑。久而久之，经济全球化会逆转，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将碎片化，重返由地缘政治倾向决定的“团团伙伙”的区域经济安排，甚至倒退到闭门造车的孤立状态。目前这一调整已初见端倪，未来还会进一步加速，这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新的风险。特别是在滞胀局面日益恶化的当下，供应链断链、产业链重组将导致全球经济陷入严重衰退，进而加剧贫富分化等国际社会既有的政治经济矛盾，给世界和平蒙上阴影。
▍俄乌冲突挑战的中国应对
（一）捍卫经济全球化
俄乌冲突及其引发的国际制裁的经济后果是去全球化。而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这决定了中国在国际多边治理体系中的捍卫者立场和改善者行为，构成中国面对俄乌冲突的基本态度。
建立在雅尔塔共识基础上的国际多边治理体系，先天性地含有东西、南北问题。东西之间是和平问题，虽然表现为两种体制和两个平行市场，但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对立，核心是谁战胜谁的问题。南北之间是发展问题，虽然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但本质上是现代化在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核心是工业化的问题。
“二战”后初期，东西、南北问题搅在一起，但东西问题占主导。在冷战的同时，美苏双方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这一“中间地带”扩展势力范围，并出现“代理人战争式”热战，时代的主题呈现为“革命和战争”。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也不得不做出“要准备打仗”的应对。上世纪70年代后，随着争霸对美苏两国自身的消耗，尤其是一大批亚非拉国家的独立，冷战出现了趋势性缓和。对中国而言，这既预示着不会再爆发新的世界大战，也使中国可以从“备战备荒”的战时经济准备转向正常的经济建设。
当中国一旦转向经济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首先要改革经济体制，中国由此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改革开放之路。所谓改革，就是以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由计划主导的国家工业化转向由市场引导的普遍工业化；所谓开放，就是按国际惯例办事，将工业化进程纳入经济全球化之中。中国的改革开放摒弃计划和市场“姓社姓资”的对立思维，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原则，以经济发展论体制短长，在理论意义上消解了东西对峙的经济体制根源。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还为此前同样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苏东国家以及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榜样，鼓舞着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全球的深化，从而在实践意义上瓦解了冷战的经济体制基础。因此，中国改革开放对世界的意义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崛起，更在于推动经济体制东西对立的终结，促进了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换。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对世界的历史性贡献，使中国国情能为世界所理解，为中国经济融入世界创造了前提条件，中国因此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
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使中国日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贡献者。一方面，中国已成为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此次全球新冠疫情危机中，中国制造业的世界作用得到特别的彰显。中国出口逆势而上，2021年出口同比增长29.9%，出口份额占全球比重已达到1/7左右，支持着许多国家渡过疫情难关。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也是居民收入提高的过程。1978年中国人均GDP仅为385元人民币，用当时的汇率折算约合156美元；2021年中国人均GDP已达到8.1万元人民币，用现在的汇率折算约合12551美元。更重要的是，这一增长过程也是社会发展的过程。人均收入的持续提高以及绝对贫困的消灭，使中国的消费市场规模几乎与世界第一大消费国美国相若，中国已连续12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贡献着最为稀缺的市场资源。
正是由于深化改革开放的巨大努力，中国也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因此也是利益攸关者。国际上流行用外汇储备的多寡来衡量一国在国际经贸活动中的获益程度。在加入WTO前，中国虽通过多种政策鼓励创汇产品的生产与创汇产业的发展，但外汇仍十分紧张。加入WTO后，2004年中国外汇储备就超过1万亿美元，此后不断跃升，高峰曾达到4万亿美元，目前维持在3万亿美元以上，是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这一巨额外汇储备的形成是中国经济深深嵌入世界经济的结果。中国是全球产业链中主要的生产中心，并因此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产业环节之间的零部件（中间品）的贸易量十分巨大，并随着产业的细分和链条的延长而与日俱增。结果，中国成为开放程度最高的世界大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重曾一度高达67%，目前仍维持在34%左右。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世界工厂是全世界投资的，中国的外汇储备是由全世界在华企业的出口顺差形成的。因此，中国经济超越了传统民族经济的范畴，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
这意味着中国国家利益已与全球化绑在一起。维护并改善以规则为核心的国际多边治理体系，推进经济全球化包容式发展，既是在维护和改善人类福祉，也是在捍卫和增进中国的国家利益。这构成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立场，也应是应对俄乌冲突及相关制裁的出发点。从目前的态势看，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俄乌尽快停战都是最佳解决办法。区别于某些国家一味诉诸制裁，中国应成为促和者，避免无理性轮番制裁对规则的破坏，防止对国际多边治理体系及经济全球化造成过分伤害。
（二）重构国际治理体系
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即使俄乌停战，恢复和平，世界也回不到过去了。全球性的多边国际治理，很可能因地缘政治倾向的引入，而分化为由大国主导的区域政治经济安排。这一局面的出现，不仅是因为俄乌冲突给国际体系留下的伤疤使其破镜难圆；更重要的是，俄乌冲突使国际多边治理体系中原有的缺陷更加暴露无遗，也使其不能破镜重圆。
现行的国际多边治理体系是建立在发达对不发达基础之上的，南北差距既是治理的依据，也是治理的对象。由于发达国家先于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其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建设经验就成为经典，变成发展中国家必须遵循的圭臬。国际治理规则依此逻辑，形成了治理的单向性。与此同时，由于这些规则如此重要而不可违背，对离经叛道者需要加以制裁，而非我同类，其心必异，则需要除之而后快。这种非黑即白的治理方式，构成了治理的不包容性。国际多边治理体系中的这种单向性和不包容性，很大程度上正是冷战的西方根源。由此，以“向前看”的视角，摆脱历史的恩怨纠缠，从全球化的角度超越冷战思维，以和平与发展为原则，巩固现有国际多边治理的阵地，尤其是区域治理平台，从不同类型国家平等竞争出发，改善在现代化道路上各国交流合作机制，以实现共赢、巩固经济全球化成果——这些才是面对俄乌冲突挑战，跨越俄乌冲突陷阱，面向未来的建设性态度。中国应该成为倡导者。
在俄乌冲突萌发前的2013年，针对现行国际多边治理体系包容性不强的缺陷，中国就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治理理念：共商、共建、共享。这使“一带一路”超越了西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桎梏，上升为一种具有中国智慧的新型国际治理安排。共商，是本着儒家“中庸之道”的传统，以和为贵。世上虽有矛盾，但谈比打好，通过协商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共建，是根据中国经验，“发展就是硬道理”，虽然经济发展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却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共享，既是人类的普遍追求，也是当今世界现实困境的解决之道。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贸易和投资都自由化了，产业布局也因之全球化了，但劳动力仍不能自由流动。这正是经济全球化的收益无法在不同国家以及各国内部各阶层之间公平共享的重要原因。这说明，只有坚持2016年G20杭州峰会的共识，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中心位置，各国共同商量、共同建设，才是应对各种困难的正途。简言之，发展成果为各国所共享，是解决不平等问题的题中应有之意。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顺应了世界潮流，体现了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意愿，因此被广泛接受，并于2017年联合国第71届大会通过决议，正式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理念。
中国所处的东亚地区，是有条件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经济金融治理理念，建成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标杆地区的。俄乌冲突的重要后果之一是地缘政治再次回到国际舞台，美国治下的单极世界秩序“礼崩乐坏”，将为多极世界所取代。至少在经济金融方面，世界会分化为由地区大国主导且相互区别的区域经济安排。如果这一判断成立，那么无论出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设想，还是为了维护中国自身的利益，经略周边，加强东亚经济合作，就成为中国的现实选择。
在世界各区域中，东亚地区有着独特的经济合作基础。“二战”以来，东亚各经济体逐渐形成了产业上下游彼此衔接的雁行结构，造就了从日本海到南海的完整的生产和供应链条，被许多学者称为“亚洲地中海”经济区域。在这一区域，产业链首尾相贯，主要由中间品贸易构成的区域内国际贸易占比高达50%以上，形成了与其他经济区域的明显区别，并因此使东亚各经济体有强烈的合作意愿。相应地，东亚地区很早就形成了形式多样、性质不同的经济合作机制，如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理事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等，中国都是成员。
冷战结束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这一合作提供了广阔的腹地和深厚的产业基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则凸显了各经济体加强合作的重要性，虽然各国体制不同、发展方式各异，但报团取暖的共识推动着本区域经济合作向纵深发展。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到10+3合作机制（东盟十国＋中日韩），再到十五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正式生效，合作范围不断扩大，合作领域持续拓展，合作层次稳步提升，成为去全球化逆潮中亮眼的风景线。
面对俄乌冲突后的世界，RCEP建设的意义尤其重要。2022年开始生效的RCEP是当前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覆盖世界人口的30%、全球GDP的29.3%和世界贸易的27.4%。而中国又是RCEP中最大的经济体，占其人口的65%和GDP的一半。从市场份额来看，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RCEP的一半，是RCEP的最大市场。从产业链来看，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重化工业体系，整体上处于RCEP产业链的中上游，可与RCEP其他成员国形成上下游互补关系。这决定了中国不会与RCEP成员国发生正面的产业竞争，反而将为RCEP成员国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及延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如果RCEP成员国共同发挥好中国这一独特优势，将使RCEP成员国的合作深化到产业链和供应链等微观层面，而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国家层面投资贸易自由化的宏大叙事。反映在实体经济上，因产业链各环节相互衔接，RCEP将不单是国家之间的官方承诺，而且还会成为各成员国企业的行为约束，并相应地形成自律性的商业秩序。反映在金融活动上，供应链各环节的相互需要，不仅将使RCEP各成员国之间的中间贸易不断扩大，而且也将为纠正“货币错配”的本币化供应链金融创造条件，并为保障区域性金融安全的货币制度奠定基础。
凡此种种，使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中国有条件团结成员国，建设好RCEP，使其成为具有生命力的可持续发展的平台，既是成员国之间长期合作的制度化安排，更是微观层面民间经贸活动秩序的形成与完善。由此，发展将置于RCEP的中心位置，“涓滴效应”将使合作共赢成为可能，共商、共建、共享将成为内生的治理理念。RCEP将以新的国际合作模式示范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