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尽管都说网络舆论“情绪化”，但这次日本网民的整体反应倒是比政治家冷静许多。大致分成了三种流派。
第一种反应是与政府和主流媒体基本一致，表示高兴与支持，但同时不忘关心“中国和俄罗斯的阻拦”。这算是我们一般说的“右派”的反应。第二种反应是提请政府关注日本的侵略历史，强调说“我们可是‘敌国条款’的对象”，言下之意是，日本当前的外交政策和对自己的战略定位，实际上与战后国际秩序是冲突的，不利于世界和平。这就是一般说的“左派”的反应。不过在这两种“常规”反应中，另一种反应却异军突起。一位网民借用最近的热门漫画《章鱼P的原罪》中的台词，发出灵魂提问：
这篇推文的热度立刻碾压了“左”、“右”两种态度，网民很快沉浸在“民族文化”——“动漫”——的狂欢海洋中，开始玩起了“日本到底有多弱”的冷笑话接龙游戏，对“日本入常”这个问题的讨论实质也终结了。这也代表了当前日本网络上相当常见的场景。
来自《章鱼P的原罪》日本网民对入常问题的“冷静”，一个重要原因大概是，其实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入常最不缺的，就是“美国总统的支持”。为了回应美国的期待，日本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在今天，当美国自己都因为利益不能得到充分满足，不时威胁要“退出联合国”另起炉灶的时候，日本作为美国的“重要盟友”，对加入联合国的兴趣自然也降低了。
早在1959年，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科隆报告（Colon Report）”就建议美国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为增加美国的冷战砝码，一为帮助日本保守派稳定国内局势，增强美日“亲善”。不过，此时距离二战结束仅十余年，美国也不会为此去冒挑战“敌国条款”与国内深厚反日情绪的风险。但是这也表明，美国此时已经认识到，支持日本入常，是一个可用的外交工具。
进入1970年代，美国在东南亚的扩张遭遇挫折，苏联逐渐转入攻势，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联合国席位，开始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权。失去了国民党政府一票的美国，自然将目光转向了日本。时任日本驻联合国大使鹤冈千仞回忆，约翰逊总统时期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戈德堡（Arthur Goldberg）曾向他口头承诺，如果日本提出入常申请，美国会予以支持。
到了尼克松时期，美国的态度公开化。1972年9月，美国国务卿罗杰斯（William P. Rogers）在联合国大会演讲时，表示日本已经是一个“主要国家”，应该参加到安理会，以“保障安理会维持其影响和权威”。1973年8月，田中角荣与尼克松会晤，在联合声明中明确提出，“日本是一个在世界事务中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必须保证日本在安理会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
尼克松下台之后，充满理想主义、有“老好人”之称的卡特甚至比他的前两任更加热情，也和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发表联合声明：“美国应该与日本合作加强联合国在世界的作用。美国总统认为日本具有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具备的资格和能力，并表示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与拜登附带条件的暧昧表态相比，尼克松和卡特的“承诺”显然是既清晰又强力。考虑到中美此时正处在邦交谈判中，这未尝不是美国总统对盟友的“补偿”姿态，可以算是一种早期的“亚太再平衡”。不过，总统说归说，美国国务院及以下却从未买账，坚持表示不认为日本具有入常的资格和条件。整个冷战期间，美国也从未采取实际的支持行动。
事后美国政府官员进一步对日本政府和媒体打补丁，表示“从美国方面考虑”，支持日本入常会招致大量法律、政治与战略上的麻烦。老布什的表态，看似是比其他总统消极，但却是直白地揭示了美国支持日本“入常”态度的一贯本质。一方面给自己的“盟友”日本赋予情感上的希望与快乐，宛如一种社交礼仪，保持日本对美日同盟的忠诚。但另一方面，美国并不付出实际行动，而让沉浸在“盟友”快感中的日本把自己入常失败的失望与怨念转移到其它国家身上。这样一个毫无成本的空气筹码，既可以促使日本主动真金白银地与美国合作，又给其他常任理事国或意图入常的国家凭空制造危机感，从而为美国争取在“联合国改革”议题中的主动权。
1993年7月，日本第一次对安理会改革提出正式回应，表示准备尽一切可能履行在安理会的责任。这被视为日本正式开启“入常”的起点。
这个“勇气”无疑有新任美国总统克林顿鼓励的因素。从竞选到上任，克林顿及其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就多次表示支持日本入常。并且，和云山雾罩的前任们不同，克林顿明确地给出了理由，他希望联合国改革把美国的会费分摊比例从30.4%降至25%，而日本与德国，这两个富裕——且美国可以保障不会与自己产生巨大战略分歧——的国家相应要承担更多的金钱责任，那么就“有资格”入常。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甚至在1995年的联大会议上表示，“美国不会同意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除非它能导致上述两国（德日）获得席位。”可以说，克林顿时期，美国第一次对日本入常有了实际的支持——为了减少美国的财政负担。但是，随着总统更迭，美国的态度不出意外又“荡”去了另一个方向。小布什上台后，美国对日本入常的态度呈现出显著的矛盾。美国外交口仍然保持“支持”的态度，但小布什却始终不予明确表态。而在行动上，美国一再阻挠为安理会“扩常”问题设置具体的时间表，同时于2005年7月，公开在联大上强硬反对日本、德国、印度和巴西共同提出的四国扩常方案（内容为，要求增加10个安理会席位，包括6个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和4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
小布什的这个态度，也许有“家学渊源”，但更重要的还是，美国对日本入常本来就是要保持口惠而实不至的暧昧。日本入常固然有利于增强美国的力量，但安理会大国间协调、美国国内二战记忆的阻力，还有其它更“高级”的欧洲盟友意见也是美国必须考虑的。
何况，21世纪初期的日本，国力底子仍然雄厚，又处在国家战略转型期，尽管重大问题仍然与美国保持同步，但在具体问题的投票上，在1999-2004年间，有50%与美国不一致。而小布什在任期间，美国正热衷于抛开安理会用兵，因此对于安理会改革，即使是“盟友”，也不会完全信任。
2005年也是至今为止日本争取入常最为上心、出力最多的一年。日本选择了与德国、印度和巴西结成争常联盟，声势浩大。同时，也许是试图复刻1970年代第三世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景象，自首相小泉纯一郎以下，日本政府、企业与民间组织积极游说非洲。
因为非洲国家和日本没有历史与现实的明显冲突，又是日本经济援助的重点对象，日本朝野信心满满。但结果却是，在当年8月4日的非洲联盟首脑会议上，有三分之二的代表反对四国联盟提案。同时在联合国内，以意大利、巴基斯坦、韩国、阿根廷等组成的“咖啡同盟”，也提出自己的方案，极力反对增加常任理事国。
在如此多方的反对下，联合国“扩常”议程被搁置了下来。不过在日本的社会历史记忆塑造中，这次“挫败”被主要归咎为中国的阻挠了。
2006年12月5日，在东京商业区，身着和服的销售小姐展示日本传统工艺品——板球拍。拍上的人物分别是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日本首相夫妇。（新华网资料图）这次之后，日本放弃了与其它国家“捆绑入常”的方案，开始了“曲线”入常：首先，继续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争取支持；其次，保持自己在非常任理事国竞争上的绝对优势，继续推动联合国“改革”，扩大自己在改革中的发言权；最后，继续对第三世界国家开展经贸交往与“援助”，争取这些国家对入常的支持。
只不过，目标赶不上变化。随着近年来日本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与发展中国家的“亲善”越来越难以开展，而美国也不时显露出甩开联合国机制，另行打造区域秩序的意图——从奥巴马时候的TPP，到现在的“小北约”机制尝试——日本的战略目标，也就渐渐从“入常”转变为协助美国构建“中国包围网”。目标更明确了，当然，也更狭小了。
所以，此次拜登访日，再次做出了“联合国改革时支持日本入常”的承诺，日本媒体与政府也热情地回应。然而内心是否真的高兴，外人就无从知晓了。毕竟对现在的日本而言，既然已选择了与美国“完全一致”，是不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除了一个名头，又有什么实质差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