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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 4 月 28 日，28 岁的澳大利亚人马丁·布莱恩特，一个曾在学校遭受霸凌的年轻人，走进了位于塔斯马尼亚州亚瑟港市的一家咖啡馆，亚瑟港曾是澳大利亚保存最为完好的囚犯定居地，现在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名胜——亚瑟港历史遗迹。
他从背包里掏出一把柯尔特 AR-15 步枪，开始射击。在咖啡馆和附近的礼品店枪杀了 20 多个人之后，他重新装上子弹，又在现场四处随意扫射。随后又劫持了车辆及人质。到他被捕的时候，他已经杀死了 35 个人，打伤了 23 个人。
澳大利亚和美国一样，是一个联邦化的前英国殖民地，长期以来一直自诩为一个粗旷的、个人主义的国家。狩猎和射击在那里很受欢迎。不过，与美国不同的是，澳大利亚的政府对民意的反应是积极的。其立法机关没有类似允许少数立法者阻止立法而阻挠议事的规则。
在澳大利亚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阿瑟港枪杀惨案发生两周后，联邦和州政府同意禁止半自动和泵动式枪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还采取了其他几项措施，包括补偿新被禁枪支持有者的回购计划，枪支持有者的集中登记，以及关于新法律的公众教育活动。
就在一年前，澳大利亚纪念了亚瑟港惨案带来的变革 25 周年。在一个拥有大约 2700 万人口的国家，仍然有很多私人持有枪支。在 2020 年，估计有 350 万支。但是大规模枪击事件的数量（即至少造成 4 人死亡的袭击事件）已经急剧下降。
在亚瑟港惨案发生之前的 10 年里，此类事件共发生了 11 起。从那以后的 5 年里，共发生了 3 起事件，最严重的一起是西澳大利亚的一个农民杀死了 6 名家庭成员。
应该指出的是，澳大利亚和美国一样，也有一个强大的枪支游说团体，直到 1996 年，这他们都成功地挫败了加强枪支法律的努力。
当时的保守派总理约翰·霍华德推动通过了对某些枪支的禁令时，枪支拥有者非常愤怒，以至于当他发表公众演讲时还要穿着防弹背心。但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都支持霍华德。
霍华德去年向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回忆道：“在亚瑟港事件之后，澳大利亚在恐惧和悲痛中团结在一起，我们必须做的事情得到了非常强烈的支持。”
澳大利亚发生的事情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范例，说明一个健康的民主国家如何能够对抗强大的利益集团，引入明显有利于国家的理性政策。
澳大利亚的成功故事也提醒我们，在枪支暴力和政治意愿方面，美国仍然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异类，即使面对所有大规模枪击事件中最令人毛骨悚然、最令人憎恶的杀害学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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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聚集在教育场所的儿童和其他年轻人开枪的冲动当然不限于美国。1996 年 3 月 13 日，43 岁的前童子军领袖托马斯·汉密尔顿携带 4 把合法拥有的手枪进入苏格兰的邓布兰小学。他枪杀了 16 名学生和 1 名教师。
1989 年 12 月 6 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工程学院，一个憎恨女性的 25 岁男子马克·莱皮纳，携带 mini-14 来福枪和猎刀在学院内枪杀了 14 名女性，射伤 10 名女性和 4 名男性学生和教职员工后开枪自杀。
就纯粹的残忍和肆意而言，这些枪击事件均可以与美国的任何枪击事件相提并论。不过，在这两种情况下，英国和加拿大的政府都做出了回应。
与美国相比，英国已经有了严格的枪支法律，但在苏格兰袭击事件之后，英国颁布了更多的控制措施。不到一年，英国首相约翰·梅杰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就禁止了除 0.22 口径手枪之外的所有手枪。托尼·布莱尔领导的继任工党政府也禁止了这类枪支。
加拿大对蒙特利尔大屠杀的立法回应没有那么迅速，也没有那么彻底，但最终仍施行了包括了购买枪支的 28 天等待期、扩大背景调查、国家注册系统，以及禁止大容量半自动武器弹夹等一系列严控措施。
近年来，加拿大政府进一步加强了枪支法律。2020 年，精神错乱的 51 岁牙科技师加布里埃尔·沃特曼在新斯科舍枪击案中使用 mini-14 来福枪杀死了 22 人，特鲁多总理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 1500 种“攻击型”武器，包括 AR-15和 mini-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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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以色列，一个被美国枪支爱好者称为另一个"全副武装"的民主国家，其枪支管制法律也比美国严格得多。在那里购买枪支需要政府许可证。获得这一执照的条件包括满足最低年龄限制（未服过兵役的人为 27 岁)，通过枪支安全测试，以及获得医生的身心健康证明。
在以色列，许多申请被拒绝，甚至那些申请被批准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也被限制只能购买一只手枪，且子弹数量不得超过 50 发。
德克萨斯州乌瓦尔德的枪手萨尔瓦多·拉莫斯在 18 岁生日后几天就合法购买了两支 AR-15 步枪和 375 发子弹。
证据再清楚不过了。虽然其他国家还没有完全消除大规模枪击事件，但他们已经实施了改革，将其转变为罕见的、异常的事件，而不是这个国家的日常事件。
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都认为我们疯了，这有什么奇怪的吗？远远望去，证据表明我们确实如此。然而，究其原因，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大规模的精神错乱。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攫取，是一种在阻挠议事的帮助下巩固现状、阻止迫切需要的改革的制度。在我们解决这些系统性问题之前，什么都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