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ISON DINNER/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现在有一种痴迷于文明举止的文化，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足够有礼貌，任何僵局或意见分歧都可以弥合。但现在是文明严重缺失的时代。没有什么比政治体制允许美国发生持续不断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更野蛮的了：拉斯维加斯60人死亡，奥兰多49人死亡，桑迪胡克小学26人死亡，哥伦拜恩13人死亡，布法罗10人死亡。死者包括成人、学童、音乐会观众、夜店狂欢者、杂货店购物者、教师。
得克萨斯州尤瓦尔迪的伤亡之惨重令人难以想象。至少有19名儿童和两名教师丧生。数字惊人，却不会改变任何事。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告知——无论是含蓄还是明确地——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忍受这种持续不断的暴力。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希望这些子弹不会击中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或我们的朋友和邻居。如果我们胆敢抗议，如果我们胆敢表达我们的愤怒，如果我们胆敢说忍够了，我们就会被教导文明的重要性。我们被告知要保持冷静，并将投票作为我们愤怒的发泄口。
野蛮行为贯穿于这个国家的历史，建立在被盗的土地上，由被盗来的生命用劳动建造。支配着我们生活的一纸文件实际上剥夺了一半以上人口的投票权。在选择代表时，它只计入了五分之三的被奴役人口。如果你想谈论野蛮行为，请让我们弄清楚这些根源有多深。
美国变得无法治理不是因为政治分歧或抗议或不文明，而是因为这个国家不愿保护和关心它的公民——它的妇女、它的少数族裔，尤其是它的儿童。
当政客们谈论文明和公共话语时，他们真正想说的是，他们希望人们在面对不公正时保持沉默。他们希望被边缘化的人接受，遭受压迫是不可改变的生活事实。他们想尽情享受他们所拥有的权力，他们永远不必妥协，永远不必面对自己的良心或本就没有良心，永远不必面对他们不作为的后果。
枪支暴力是他们自己不必担心的问题之一，因为他们相信这些灾难永远不会影响他们或他们的家人。相反，这些政客谈论保护我们的第二修正案权利——无论枪支游说团体想要什么，他们都会将第二修正案重塑成适应这个团体的东西，而不是宪法实际所说的东西。由于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占多数，对第二修正案的重塑可能会不受约束地持续猖獗下去。
当被问及解决方案时，共和党人说要武装教师并训练他们保卫自己的教室。我们会听到持枪的好人将如何勇敢地阻止大规模枪击事件，即使在几次大规模枪击事件中都有持枪的好人，但他们并没有阻止这些悲剧的发生。
这些政客给出的是陈词滥调、祈祷和经文。但是，对于制止下一次枪击事件或者美国平均每天321人中枪的现状——包括42起谋杀和65起自杀，他们并不关心什么是必须采取的措施。关键是，我们要清楚、反复、大声地陈述这个真理。我们不要让他们躲在空洞的言辞后面。他们知道我们看穿了他们的谎言。他们必须知道我们知道他们的真实面孔。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呼吁文明，就像他们在弗格森、基诺沙、明尼阿波利斯和路易斯维尔黑人被警察枪击或杀害后的抗议活动中所做的那样。当最高法院本月推翻罗诉韦德案的判词草案泄露时，他们呼吁文明。草案告诉育龄者，她们没有身体自主权。这很野蛮。
泄密事件发生后，一些法官的住所外发生了合法、和平的抗议活动。记者和政界人士开始倾尽全力谴责这些抗议活动是不文明的——好像抗议活动才是问题所在。《华盛顿邮报》社论委员会写道，大法官有权享有私人生活，公众抗议不应违反某些界限。
他们呼吁文明，但文明的定义是可塑的和不断变化的。文明成了任何能让他们不被质疑或不受挑战地行使权力的东西。
去年3月，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克里斯托弗·墨菲重新引入了背景调查扩展法案。该法案是一项合乎常理的立法，要求所有枪支购买者接受联邦背景调查，包括私人销售和转让。该法案没有发生任何进展。绝大多数选民支持背景调查，但国会中的共和党人连最低限度的枪支立法也要阻止。
他们的阻挠是卑鄙的渎职。不管这些人怎么说，他们都不是珍惜生命的人。他们重视权力和控制。这一点我们也必须清楚地、大声地、反复地指出。
2022年前145天至少发生了213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让孩子们参加枪击案模拟演习并背着防弹背包去上学。对这之中的文明缺失，促成这一事件的两个党派的政客们没有表达过真正的理解或关心。他们似乎毫不关心孩子们被指示向可能进入教室的枪手扔东西。他们关心的只有自己的政治利益。
周二早上，至少有19名孩子的父母将他们叫醒，帮他们刷牙，给他们做早餐，确保他们收拾好自己的小书包。他们走路或开车送孩子去学校，他们牵着孩子的小手。当这些孩子的父母向他们挥手，递给他们午餐并亲吻他们的脸颊时，这些孩子还活着。他们的生命是宝贵的，他们很重要。
美国最大的耻辱是知道无论再多的愤怒、抗议、破坏或损失都不会改变这个国家与枪支的关系或与生命的关系。将政策卖给出价最高者的懦弱政治制度不会有任何改变。语言不足以表达这种文明的缺失。
又一次校园枪击案后，一个得州华人妈妈的悲伤和恐惧
虽然枪案发生的小学距离我们所在的休斯敦郊区甚远，但作为一个母亲，看到孩子们在本该感到最安全的地方被残害，我仍然感到痛心和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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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人在罗伯小学附近为枪击案遇难者献花。Credit...Ivan Pierre Aguirr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周二下午，我不断接到朋友的问候。“得州又有大规模枪击了，离你们那儿远吗？”“你家娃还好吧？”我反复回答：枪击案发生在得州南部与墨西哥交界的小城尤瓦尔迪，与我们所住的休斯敦郊区相隔甚远；我11岁女儿所在的初中已经加强安保。对于“又有枪击”不算意外，但看到这场自10年前桑迪胡克小学大屠杀以来美国最致命的枪园枪击案死亡人数不断攀升，而且遇难的学生多数年龄和我心爱的宝贝相仿，我们仍然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孩子放学回家后，我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紧紧搂住她，久久不愿把她放开。
最让人痛心的是，从桑迪胡克到尤瓦尔迪已经过去了10年，一些新闻的细节仍然可以互相映照。桑迪胡克事件后，时报的报道描述说，家长们在小学转角处消防站的后屋里不安地等待着消息，“一名警官走进来，说出了父母们最担心的事情：他们的孩子离开了人世。随之而来的哀号声，从外面都可以听到。”而在尤瓦尔迪枪击案中，时报记者写下了在现场观察到的景象：“当我到达作为学校社区中心的市民中心时，天已经黑了。那是一个闷热的夜晚，还有几个小时将有雷雨滚滚而来，家人都聚集在停车场的汽车周围。都是些大家庭，叔叔、阿姨、祖父母、堂兄弟姐妹。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听到了他们的孩子失踪的消息。人们在哭泣，拥抱在一起，那种痛苦是可以听得到的，就像它在空气中撕裂一样。一些家长听到消息后挣扎着走回自己的车里；他们倚靠着所爱的人。有一个女人跪了下来，整个人蜷在车里的乘客座位上。她在抽泣，直不起身来。”
对于悲剧，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恐慌和逃避。在我女儿所在学区的脸书家长群里，有家长表示，就在最近几天，周边初高中也出现了学生口头威胁枪击的事件。中学生可能缺乏自控力，新冠疫情后美国又出现了青少年精神疾病日趋严峻的问题，加上得州枪支管理过于宽松，一旦枪支落入危险人群手中或出现模仿犯罪，将会再次酿成惨剧。只是又能逃到哪里去呢？就在最近10天里，美国就发生了不止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其中5月14日发生在纽约州布法罗的种族主义屠杀导致10人死亡，5月15日在南加州导致一死五伤的事件则是华人枪手进入台湾教会作案，这些甚至都可以称得上是美国枪支管理相对严格的州。
在一些北美华人论坛里，疫情期间已经深感周遭犯罪率上升的华人受到此次枪击案的冲击，又一次开始讨论搬到别国的可能性。而在中国国内的社交媒体上，有些因疫情封控和随之而来的经济政治压力动起了移民或留学心思的人也开始考虑，是不是应该把美国从目的地国家清单上撤下来。
然而，即使是在相对安全的加拿大和北欧，也并不完全能杜绝大规模杀戮。哪怕是在严格禁枪的中国，近年来针对学龄儿童进行的无差别袭击也时有发生。这不禁让人想问一个终极问题：究竟“润”到哪里才能获得平安与幸福？
从数据上，我也许能找到一些聊以宽慰的统计。在美国，大规模枪击事件不是造成人员丧生的主要原因；而校园大规模枪击虽然引起了广泛的报道，但校园对于孩子们来说仍然是“最安全的地方”，在校园被害的可能性远低于交通事故、中毒或溺水。
但是，恰恰因为孩子们在本该感到最安全的地方被残害，这一切才尤为让人痛心；而在很多研究已经在枪击持有率过高、枪支管理过松与大规模枪击之间建立了联系的情况下，美国的议员们在每次类似事件发生后，除了同情和祈祷毫无作为，没有像英国、澳大利亚、挪威等国那样出台不同程度的限枪法案，这更让人失望。
尤瓦尔迪事件中遇难的孩子们都在七到10岁间，家长们回忆这些孩子是“喜欢上学的宝贝”、“是一个爱她朋友的小女孩”、“是喜欢穿粉色的男子汉”、“是精力充沛的棒球和足球运动员”。未经历这样的痛楚，谁也不可能感同身受，但作为母亲，我曾经无数次想象这种痛苦。
这样的痛苦，会在孩子们学校的主动射击演习中一次次被提醒。记得女儿上小学一年级时第一次参加这种演习，我还以为是消防或者龙卷风演习，直到她向我介绍步骤是“逃跑、躲藏和抗争”。她还告诉我，在演习中，老师反锁住教室的门，拉上窗帘关上灯，让孩子们静悄悄地躲在黑暗的教室角落，这时她的一个同学轻轻啜泣了起来，因为她穿的是一双只要走路就能发光的鞋子——那是一双孩子们都喜欢和羡慕的鞋子，但这个6岁的孩子突然意识到，在有坏人袭来时，闪闪发光、好似有魔力的鞋子可能会让自己和身边的同学老师成为目标。对潜在枪击的警惕甚至可能会内化，我的一个在洛杉矶的朋友说，她孩子所在的小学进行过一次扩建，新教室是几个活动板房，学生们在参观教室时，最主要的不满是，“这间教室没法反锁，很容易被攻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