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照片：上海一位正在执勤的防疫工作人员
（德国之声中文网）新加坡“端传媒”发表文章《疫时集体焦虑、政治抑郁，我们和中国精神健康社工聊了聊》，记者王二采访了致力于中国大陆精神健康公共教育的社工阿檬（化名），讨论疫下的集体性抑郁和背后的结构性因素。阿檬认为，疫情促进了大家对于公共生活的关注。这个时候很多集体性的抑郁或者更大层面上导致老百姓不快乐的原因，大家都会有一些主动思考。疫情之下，经济不好你被裁员了，行政低效，绿码黄码乱七八糟，你回不了家了，你不开心，你就会发现这东西跟你想得开、想不开没关系，跟这个社会有关系。自杀事件应该更多了，而且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已经没有办法再忽略。
阿檬指出，政治抑郁是一种临床症状，符合美国心理学会（APA）的抑郁症标准。表现为在大部分时间里持续感到情绪低落或烦躁，并有悲伤，空虚或绝望的想法和感受。也可能会持续对过去、现在和将来进行负面自我对话，这种状态会一直延续，甚至直接造成疾病的产生和发展。最终，这些症状会严重损害个体的社会交往、职业发展或其他重要的社会功能。“小粉红”也会政治抑郁，因为他们的受教育经历和成长经历让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就是会和自己想的不一样。这些痛苦也是很真实的。很多不仅仅是政治的事情，也夹杂着各种大时代里的个体迷茫。
陈日君被捕与梵蒂冈教廷的作为
台湾“风传媒”发表文章《陈日君被捕事件─爱国者治港，教宗也无能为力》，作者孔令信指出，陈日君荣休枢机主教被香港警方逮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梵蒂冈教廷的现实主义造成。教廷当然希望中梵能有更进一步的正式关系，然而忽略了香港当前的处境：从2014年起雨伞革命以及占中运动与“反送中”行动的人民“不服从运动”，已经被北京定位为“暴乱”，进而这次逮捕黎智英等人行动完全与“香港人争取民主自由脱钩”，将逮捕行动合理化为针对“香港的一批汉奸勾结华盛顿，在后者的操弄下试图持续搞乱香港”的“颠覆港府”的重大罪犯。《港区国安法》已成了“制裁”这些“与华盛顿勾结的汉奸们”最新的利器。如今再拘捕审讯陈日君等民主派人士，一如缅甸薄枢机所言，“香港曾经是亚洲最自由、开放城市，如今已变成一个警察国家。”没有新闻自由，而宗教信仰自由也正在流失之中。反过来中资的港媒（亲北京媒体）却是不断对教会进行文宣攻击，导致宗教领袖必须更多自我审查。
文章说，北京给李家超的首要任务就是“止暴制乱”。在羁押黎智英、黄之锋等民运学运人士之后，找上“612人道支援基金”就是要借着拘提陈日君、何韵诗等人来警告所有的泛民主阵营的人士与支持者，不要成为“乱港分子”；同时借此打击美英等国。北京与美英等国在香港的角力战中，借着《港区国安法》显然北京已占了上风。从香港教区和教廷都只能对陈日君枢机事件表达遗憾与关怀，即可见微知著。
中国官媒于5月3日发布快讯，称杭州国安局对“马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随后各方都在揣测其真实身分。台湾“上报”发表文章《为不是马云的杭州“马某某”正名》，作者留生指出，中共对杭州马某的500字公开稿对杭州马某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反习反共的代表画像：这是一个看着美国大片《勇敢的心》华莱士临死呼喊“不自由毋宁死”、拥有大量资讯、翻墙推特国内微博评论成长起来的80后年轻人，是一个最早冲破计划经济、拥抱资本主义，“特别能创业”的中国新一代创富商帮，白手起家后闯遍世界、知道世界是什么样、中国政治太落后的温州人，是一个具备工程思维、软体设计能力、逻辑缜密、知晓事物变化有因有果、知晓顶层设计一旦失误，整个经济、社会都会走弯路、都在走回头路的人。
看看马某某的作为，成立组织、制定政治纲领、颠覆国家政权、鼓动学生参与、筹备成立“大陆临时国会”、制定“法律制度”，可见他是标准的反对派。在西方，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一个政党，制定政治纲领，在竞选日PK，认同你的民众多，你就可以赢得选举，执政实现你的竞选诺言。作者认为，政治需要七嘴八舌，政治需要让步协作。杭州“马某某”无罪，他就是一个对中国有自己的看法的国人，不是叛国，只是想砸中共的饭碗，也代表了一批中国人、城市和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