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封城期间，不少国人熟悉的“老外”离开了中国。调查显示，许多在华外国人表示他们正重新考虑自己在中国的未来，外企也对中国市场的前景忧心忡忡。
4月27日，封锁中的上海，道路空荡。Credit...Alex Plavevski/EPA, via Shutterstock
英国摄影师安东尼·里德走了，比利时网红锡兰走了，CNN的驻华记者戴维·卡尔弗也走了。他们都曾是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在这里工作、生活，成为这所城市五彩斑斓的都市光谱中的一部分。但在上海封锁期间，他们都已经离开，或者用锡兰的话说是“逃离”。他们在停摆的上海费劲周折搞到机票、走出寓所、来到机场，离开了这个他们说自己曾经爱过的城市。
他们只是最近离开或想要离开上海的外国人中的几个例子。根据上海英文媒体That’s Shanghai最近的一份调查，85%在上海的外国人说这波封城让他们开始重新考虑自己在中国的未来，将近一半的人说想要立即离开或在一年之内离开。根据路透社报道，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在最近的一个论坛上说，在中国的外国人疫情期间已经减少了一半，到今年夏天可能将再减少一半。“包括英国人在内的欧洲人，现在连8万人的鸟巢体育馆都填不满了，”他说。
想走的不只是上海的外国人，也不只是个人。根据时报的报道，中国欧盟商会1月份的调查还显示在华欧企大多数对前景持乐观态度，仍然愿意扩大在中国的投资；5月初公布的最新调查却显示，92%的欧企表示他们的供应链受到了中国防疫措施的影响，超过四分之三的公司认为封城使中国的投资吸引力下降。像苹果这样曾经在中国市场所向披靡的公司也预计中国销售额将大幅下降，一些欧美公司开始考虑将部分业务从中国转移出去。
在华外国人这波“返乡”潮的出现显然与中国疫情期间的严苛封控政策有关，长时间不能出家门的憋闷和对吃喝用度断档的担心，或许都让他们感到“此处不可久留”。
如果只是这样，也许倒无需太过担心，疫情早晚会过去，走了的可能也会再回来。虽然大部分居民还无法自由行动，但现在上海官方已经逐渐释出解封的信号；中国驻美大使馆也刚刚宣布了相对宽松的新赴华前检测政策，形势有望出现转机。但在华外国人的离开并非全都与中国的清零政策直接有关。
曾撰写“中国三部曲”的《纽约客》杂志作者何伟(Peter Hessler)也已经离开了中国。他最近撰文讲述了在四川大学执教的经历，总结说“中国的敏感点太多了，任何外教都必然会越界”。他也不可避免地越了界，在他与一位学生就政府是否有必要限制言论自由发生争论后，他的书面点评被人匿名放到了网上，因此遭到攻击。他在文章中引用了微博上针对此事的一条留言：“让何伟在我们学校教书是实打实的叛国。”英国摄影师里德4月份离开上海后，讲述了自己在中国14年间，从“拿着相机在路上并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惊讶”到到处被质疑、甚至被指为“美国间谍”的戏剧性变化。
2020年4月，疫情在中国得到很好的控制时，时报的一篇报道记录了中国随之而来的民族情绪高涨对外国人的冲击。从沈阳的粥店挂出“热烈祝贺美国疫情、祝小日本疫帆风顺长长久久”的条幅，到北京的办公楼不许外国人入内的规定，“中国已经控制住新冠病毒在国内的传播，随着这个病毒肆虐其他国家，中国的成功在国内激起一股融合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的狂热，其咄咄逼人的程度是许多人数十年来未曾见过的，” 时报的报道中写道。如果对这种民族情绪放任不管，“它可能会让中国在国际上更孤立。”
现代中国在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后，中国人得以走出去感知外部世界，而无数对中国充满着好奇的外国人也来到了中国，正是透过何伟们的写作、里德们的摄影以及更多在华外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观察与感知，中国才得以向世界呈现出更加立体鲜活的形象。如果外国人和外企都选择离开中国，真实的中国故事将由谁来讲述呢？中国经济又是否将只剩下“内循环”这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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