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起来，90年代在加勒比海做船员的日子，简直就是人间地狱，我都不知道自己是靠什么坚持下来的。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除了累就是困。身上都是汗臭，不用洗澡倒地就可以睡着。
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小在国内城市长大的十七岁的孩子来说，真的是生不如死。那里完全是法外之地，不受任何法律道德约束。有的时候船长还会亲自动手，让我以为自己穿越到古时候的奴隶社会。
（2016年3月10号，我和横店公主关晓彤）
1977年，我出生于重庆一个非常小的县城。爸爸是一名国营企业的理发师，妈妈是营业员，我有一个大两岁的哥哥。因为父母都是正式工，所以我小时候的生活还是比较好的，没吃过什么苦。
我从小比较叛逆，调皮捣蛋，成绩也不好，所以常常会挨揍。初中进入青春期以后，更无法无天。以混迹街头为荣，拉帮结派，偷鸡摸狗的事没少干过。结果初二的时候和老师对打，被学校劝退。
当时我们家所在的那条街上，有好多的录像厅，整条街的录像厅我都可以免费看。父母怕我学坏，托人在一个建筑工地给找了份工作，每天和泥搬砖。我精力充沛，非常开心，而且还在工地上学了一些电工、电焊的技术，这也为以后的工作埋下了伏笔。
不过可惜的是，后来因为调皮捣蛋又被建筑工地开除了。
（8岁的我，拍照都和别人不一样）
被工地开除后，正好赶上台湾有家公司，在重庆当地要招一批海员。当时面试有三十多个孩子，他们挑选了十二个人，我和另一个朋友被选中。
当时的条件，就是选中的人必须先去医院体检、切除阑尾。因为阑尾炎在海上发作的时候很要命，来不及做手术，所以必须先切除阑尾才能上船。
那时爸爸妈妈的工资，加起来也就100多块钱一个月，我在建筑工地干的时候月薪是200多块钱，可是出国当海员是月薪150美金，简直是天文数字。
于是家里拿出了4000块钱的存款，为我办理护照，交押金、做阑尾手术。这笔钱，在当时可以在我所在的县城买一套房子。
1994年，十七岁的我踏上了去异国他乡谋生的道路。
（1995年第一次回港）
那是我第一次见世面，从重庆坐火车到广州，然后从广州坐飞机到香港，从香港到伦敦，从伦敦到委内瑞拉，再到特立尼达多巴哥，用了一个礼拜的行程。可一下飞机，我的美梦就破灭了。
在机场，我们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第一次看见了电动门、感应水龙头，感觉一切都很新鲜。出了机场，多巴哥就有人来接应我们。
记得当时是一个黑人开了一辆面包车，把我们十二个人像塞粽子一样，塞到面包车里。因为语言不通，又身处异乡，我们心里都很恐惧。
（1996年在公海捕捞作业）
到码头上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因为舟车劳顿我倒头就睡。
我和那个朋友被分到一条特别小的台湾船上。船载重大约70吨，从船头到船尾只有十几米长，高度也只有七八米，外表很破烂。工作内容是抓金枪鱼、鲨鱼，就是体积比较大的鱼。
第一次出海，从码头开到公海用了十天。这个过程中，所有的人都开始晕船，吃什么吐什么，持续了十几天，那种感觉真的是生不如死。
一个船就是一个小社会。船上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厨师在内，总共十八个人。因为国内船员少，所以我们饱受欺凌，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睡觉的时间很短，全年无休。不论刮风下雨，哪怕是七、八米高的风浪，我们都得工作。
（1997年第一个三年合同到期）
无数次内心都想打退堂鼓，可我们是交了押金出来的，没有一点退路。在那里没有尊严，生命被看得很轻。每天就是周而复始，机器人般的工作。
就这样在公海待了半年，靠港整修的时候，感觉从地狱又回到了人间。这一次又回到多巴哥，才看清楚这个所谓的岛国。
在航港内要整修十几天，我们也不管英文好不好，就和老船员一起出去玩。说是玩，其实就两个地方，一个赌场，另一个红灯区。
（1999年已经做副船长的我）
我那个时候只有十七岁，就知道混吃混喝，出去看热闹。有的船员就开始赌，到现在还有船员在那边，欠很多很多债还不了，只能在那边打工。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十几天好像很快就过去了。
很快又到了出海的时间，走掉几个外籍船员，又补充了几个新的大陆船员。可能我是城里的孩子吧，想法要稍微宽广一点点。我就思考，为什么别人能做到领导，我不能去尝试一下呢？
经过观察，当领导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要工作出色，第二要和高层的领导搞好关系，这样你的工作环境会稍微轻松一点。然后我就制定了一个计划，先把各种技能学到手。
（1999年在海上，做了大副很轻松)
我是小孩没人在意，为了掌握技术，就拍机械师的马屁。两年以后第三次出港，老机械师走了。又来一个山东的机械师实习，我又继续按我的套路和他搞好关系，当时我也算是老船员了。
有一次，我们船的一个螺旋桨，有个重要部件损坏。如果要更换部件的话，就得在海上漂流半个月，回港也得浪费十几天。当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我说：“可不可以让我试一下。”我用建筑工地学的技术，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战成名。大家终于发现了我存在的价值。
当时整个船全部停工，都看我表演，我自然而然地就有一种众星捧月的感觉，经过我的电焊打磨，再电焊再打磨，把那个东西修的我认为差不多了，装上去还能用，大大的缩短了我们等待的时间。
一条船在外面，人员、工资、税金，包括燃油各方面的消耗挺大的，因为那次的突出表现，我直接被提升为机械师助手，就是二管轮，工资由150美金暴涨到400美金。
(加勒比海上，我和大陆的船员）
从那天起，我在船上的日子舒服多了。
又一次出海的时候，船上调来一个大副，性格非常暴躁，为了讨好台湾船长，欺负我们中国的船员，经常动手打人。气势比船长还大，老子天下第一的那种感觉，所有的船员都被他揍过。
很多船员都受不了，但是敢怒不敢言。最后大家找我商量，这个事儿该咋弄？要不然还没回国可能就被他打死了。其实这事儿我可以不用参与，因为他没有欺负我。可觉得他欺负自己同胞，我就不能坐视不理。
（我们打到的金枪鱼）
我想了一个月，组织所有的船员写了一封联名信，然后寄到总公司。结果很理想，公司换掉了船长和那个大副，我们的团结迎来了胜利。
后来船上又来了一个新船长，也是台湾人，大约50岁左右，脾气非常好。大副位置空缺，由于我在船上有了一定的号召力，就开始兼任，过了几个月正式做了大副。
那一年我才十九岁半，是全公司最年轻的一个大副，工资一下就提高到七百美金。再加奖金，折算人民币一个月可以拿到八千块。
月薪八千块，年收入达到了十万。在1997年，相当于国内一个小老板的收入。钱多了，人就开始飘了，每次靠港就出去逛街消费，各种场所都去过。日复一日重复着水手的生活，浑浑噩噩地过日子。
真正觉得中国人在世界站起来，是1999年的国庆大阅兵。世界各地都转播了那次的阅兵节目，我们在多巴哥也看到了，一下就震动了全世界。当我们再出去的时候，腰杆就比之前直了，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很骄傲。
（2006年回国后和父亲合影）
后来国内出来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整条船除了主要的干部是台湾人，剩下的基本上都是大陆人。为了遏制船员赌钱，我打过人；为了替同胞出气，我也揍过外籍船员。
就这样跑船七年，后来合作了三年多的船长要回台湾，我也不想做了，就于2001年回到了国内。
阔别七年回到家里，就像从外星球回来一样，家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连家都找不到。后来找了个人力三轮车，告诉他大概在哪个位置，才把我拉到家。
因为想给妈妈一个惊喜，当时就没有打电话。我在楼下和邻居讲话，他们也不认识我，印象中也应该没我这个人了。
看见餐馆门口贴的招聘信息，服务员月薪300块钱。我突然又觉得在家里挣钱好难。在外面虽然是辛苦，但是那个钱是家里的多少倍？
（2010年带孩子旅游）
在家里待了十来天，突然接到台湾老船长的电话，说他又去那边公司，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基本上没怎么考虑，就说可以。就这样在家休息了二十多天，我又踏上了多巴哥的土地。
2004年发生了一场海啸，很严重那种。我突然觉得，如果我死在那个海上，挣这么多钱给谁花呢？然后那一年我就决定回国了，这个海员的生活做到头了。
然后我向公司申请辞职，公司极力挽留，说再干几年我就做船长了，一个月工资有两三万美金。当时也是血气方刚吧，有了这种想法，就干脆利索地辞职了。
回国以后每天在街上转，发现房子便宜，手里有钱，就直接买两套房子，剩下的就存在银行。
那年我二十七岁，家里人觉得我到了成家的年龄。介绍对象的可以说是踏破门槛。我也是见过世面的人，知道过日子需要什么样子的，就选了个比我小九岁的女孩子交往。
（2010年去深圳之前）
一年以后，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装修公司，弄点小工程，以装修和建筑为主。生意也还不错，大概月收入有万把块钱。
我的野心比较大，想把公司做大做强，就提议不分红，把钱攒起来，弄个物业公司或者其他项目。但是其他合伙人不同意，觉得把钱放在兜里才放心。由于经营理念不同，我就撤了股。
在家待了两年多，老婆生完孩子后想出来上班，我没让她去，还是想自己做点生意。于是2009年初，我们投资四千块钱开了一家夜宵店，以卖面条和凉菜为主。
刚开始生意很惨淡，一天卖个两三百。因为我们两个对餐饮也都不懂，边学边干，很辛苦。经常跑到人家那去看人家怎么做，然后自己回来再改进。就这样维持了三四个月，生意慢慢地好转。每天的营业额从七八百到一两千，最后到两三千。
（2010年在深圳做保安）
生意稳定后，我又把隔壁的铺子租下来，扩大经营。最巅峰时，五块钱一碗面，一晚上最多卖过7000块钱，纯收入有4000块。
那个时候刚三十出头，突然一天可以收入好几千，我又开始飘了。结交狐朋狗友，每天KTV、夜总会，该去的地方不该去的地方都去了。
外面莺莺燕燕一勾引，我和老婆两个就开始闹矛盾。后来我一冲动，就把店以每年十万的价格转租给了别人。那时我觉得自己需要冷静一下，想离开家去外面闯荡。当时有两个想法：一是去横店，二是去深圳。
由于身上没几个钱（钱都老婆管），我就选择先去深圳，挣点钱再说。为了落脚我选择了做保安。
（2015年在横店做群演）
做了保安以后，业主说帮他们卖房子，可以拿到二三十万的佣金。正准备摩拳擦掌大干一场。家里媳妇打电话说她说话很困难，医生告诉她要做手术，我思考了两天便辞职回家。
老婆手术很顺利，回家休养了一段时间，我就开始准备出门。想着回深圳之前，先去趟横店。当时内心非常激动，小时候录像厅里的情节，好像马上要重现。有一个声音从心底冒出——横店，我来了。
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事实上踏上横店的第一天，我再一次感到了茫然。客车司机把我放在路边，才看清这里只是一个乡镇街道，但是房价并不低，开了一间房要140元。仿佛又回到了刚去深圳的样子，如果不尽快找到落脚点，我几天就得破产。
（2016年我和网红音乐人吴秀可）
为了尽快找到落脚的地方，选择了一个拉面馆，拿出行走江湖多年的本领，和老板娘套近乎，成功获得信任后，被以5000块的高薪聘请做拉面师傅。
落脚点有了，我就开始寻找和电影有关的机会，从一天150块钱的群演做起。其实拍戏是次要的，主要是想多认识几个人，因为我觉得圈子是决定一切。
我使出浑身解数，拼命去找看得顺眼的人套近乎，后来就和一个幕后的场工成功搭上了线，还被邀请暂时住到他那里。
（2016年我和陈之辉老师在工作室）
找到新路子，我就辞掉了面馆的工作，转为场地幕后，开始了正儿八经的横漂生涯。
在任何一个地方，阶层决定了圈子和发展。通过幕后工作，我又成功的搭上了两个演员，并且通过他们的关系，认识了很多人。就这样我一边工作，一边花钱请大家吃饭，不放过任何一个结识大人物的机会，后来成功的由一个群演、场工，变成了演员导演。
从当上演员导演那一天开始，我的圈子就由群演圈子，迈向了幕后制作圈子。开始了我在影视圈的开挂之路。
影视圈是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在剧组担任好一点的职务，所有跑组的演员都会来拍你马屁。不管这个剧有多烂，都渴望能署上自己的名字，能多一点台词。
（2016年4月剧组演员合影）
慢慢地我就认识了很多电影公司老板和幕后团队，包括横店的、北京的、上海的、河南的，圈子一下就开阔了。
那一段时间，我很享受在这个圈子里的生活。拍综艺、拍电影、拍广告，突然觉得明星经纪人离我近了，那明星也不遥远了。
好像一个蜘蛛网一样，从一个点，一下就扩张到整个演艺圈，我突然觉得自己神通广大了，有点呼风唤雨的感觉，骨子里那种不安分又开始作乱。
2016年我用在横店挣来的钱，和朋友合资在合肥开了一家传媒公司。
当时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就规划了几个项目，开业的时候请了合肥当地比较知名的主持人，还邀请了几个老戏骨捧场。能做到这个地步，我觉得前面的路一片光明，自己一定会在影视圈大有作为。
(2016年，我和张春年老师）
可正当我的传媒公司要起步时，国家对文化传媒行业乱象开始了整顿，全国一下倒闭了两千多家传媒公司。很不幸，我的公司也是其中之一。
那时候投资人锐减，市场萎缩，没有苦撑下去的意义。我的这场饕餮盛宴还没开始就结束了，所有投资化为乌有。
这个行业地震不是个人能挽回的，况且我们还是个名不经传的小公司，小的连抵抗力都没有。苦苦坚持了差不多大半年之后，我不得不心有不甘地打铺盖卷回家了。大老板的梦，刚起了个头就醒了。
在这期间，我和老婆关系有所缓和，回家休息了两年，确实找不到更好的出路。我一寻思，还是把面摊收回来自己干，抓抓儿子的教育。因为这几年我不在，儿子的学习不是很好，马上要上初三了，到了关键时刻，我就决定在家里陪孩子。
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梦想，大多数都没有机会和条件去付诸行动。而我，想做的都尝试过，即便是以失败告终，也有很多回忆在里面。人活着不就是一个过程吗?所以，我从来不曾后悔自己的选择。
（2016年朋友聚会）
我不觉得自己是个好人，小的时候偷鸡摸狗，上学和老师打架，当船员欺负弱者，生存也是用尽手段，可这些都是表象。
我只是不想默默无闻的过一辈子，我想做事，想更多的体验生活，在人世间留下足迹。
每个男人心里都装着一个江湖，都幻想自己是天降正义，大部分人走着走着就丢了。生命苦于无常，生活困于如常。年少轻狂的时候，我常常很傻，多年之后，我常常装傻，这就是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