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MON WINTER/THE NEW YORK TIMES在美国，这是一个悲观的季节——事实上，是一个悲观的时代。
悲观有多种表现形式。进步派悲观主义认为，这个国家正在走向头戴“让美国再次伟大”帽子的法西斯主义，或者是新版《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保守派悲观主义认为，从小学到五角大楼，所有的机构都被觉醒革命占据。黑人悲观主义认为，黑人一直被系统性的、无法消除的种族主义排斥在外。白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悲观主义认为，这个国家和他们几代人熟知的价值观正被自以为是、中饱私囊、对他们不屑一顾的精英们劫持。
还有中间派的悲观主义：我们正在失去制度能力、文化规范和道德勇气，这些都是在社会的几乎各个层面达成务实妥协所必需的。零和竞争现在成了我们的默认设置。
各种悲观主义可能会得出相互矛盾的结论，但它们都建立在不可否认的现实基础上。2012年，美国大约有4.1万人因吸毒过量死亡。去年，这一数字超过了10万。2012年，每10万人中有4.7人被谋杀。去年，该数字估计达到了约6.9人，增长了47%。十年前，你很少听说劫车的事。现在这种事已经司空见惯。入店行窃也是。在疫情之前，美国的心理健康水平就已急剧下降，2007年至2019年期间，青少年重度抑郁发作增加了60%。我们对封锁和学校关闭所造成影响的了解表明，情况已经变得更糟。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但你已经明白了。即使没有日常的迹象让你想到卡特时代的通货膨胀，这感觉也已经很像另一个卡特式的萎靡时代，再加上一个不受欢迎的总统，他往往会激发更多的同情，而不是信心。
那么，为什么在谈到美国时，我仍然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因为当我们充满韧性的时候，我们的敌人却是脆弱易碎的。当我们设法灵活变通的时候，他们却只能保持原状，或是分崩离析。
本周，有两件事有力地提醒了我们这一点。在莫斯科， 普京按惯例发表了5月9日的胜利日演讲，在演讲中，他怀念一个一定程度上经过虚构的过去，只为维持眼前完全是虚构的谎言，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继续一场对他不利的战争。
普京迟钝地发现，羞辱、颠覆和摧毁的力量，远不及魅力、激励和建设的力量——后者几乎是自由国家与生俱来的。克林姆林宫或许还能以强势手段取得某种可以称之为胜利的东西。但它的回报将主要是它所制造的废墟。乌克兰的其他地区将找到繁荣发展的方法，理想的情况是成为北约和欧盟的一员。
与此同时，在上海，超过2500万人仍处于严格封锁下，这是一个现实世界中的反乌托邦，盘旋的无人机通过扬声器警告居民“控制你灵魂中对自由的渴望”。现在还有人认为，中国对大流行的处理——它的骗局、平庸的疫苗、明显失败的“清零”政策，以及现在这种给最富裕的城市带来饥饿和药物短缺的残酷封城——是世界其他国家的榜样吗？
尽管中国在过去45年取得了不可否认的进步，但它仍然是一个沉迷于培养夸大幻想的波将金式政权：关于国内和谐（借助庞大的监控系统和监禁营）；关于技术创新（借助前所未有的知识产权盗窃）；关于不可阻挡的经济增长（借助操纵统计数据）。这种幻想可能会为北京赢得地位。但它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对真相的系统性否认，甚至其政权本身也无法得知真相。
相信自己宣传的统治者不可避免地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其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再看看普京，他真的相信自己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
这又把我带回美国。就像独裁统治宣传自己的优势却隐藏自己的弱点一样——无论是对人还是对己——民主国家的做法恰恰相反：我们沉迷于自己的弱点，甚至忘记自己强大的优势。这是我们悲观主义的根源。但矛盾的是，这也是我们最深刻的力量：拒绝把目光从我们的缺陷上移开，我们不仅承认它们，而且开始修复它们。
我们重新考虑。我们开始适应。在充满弹性的灵活中，我们找到了新的成长方式。
我们在削弱右翼煽动者、驳斥左翼空想家、促进种族公正、扭转犯罪浪潮、重振政治中心和重振美国理想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我们的问题可能很困难，但它们既不是无法解决的，也不是新的。
那些没有我们的自由的人就不会这么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