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年里，企业和消费者受益于跨境联系，这种联系令电子产品、服装、玩具和其他商品保持稳定充足的供应，也有助于将价格保持在低位。
但随着疫情和乌克兰战争持续影响贸易和商业关系，这种繁荣时期似乎正在发生部分逆转。企业开始重新考虑在何处采购产品和增加库存，即使这意味着效率下降和成本上升。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意味着从经过精心优化的全球化脱离出来，这样的趋势会对通胀和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经济学家们正在讨论，最近的供应链动荡和地缘政治冲突是否会导致全球生产的逆转或重新配置，被安排在海外的工厂是否会搬回美国或其他政治风险较小的国家。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许多商品价格长达数十年的下降可能结束，甚至开始上涨，这可能会推高整体通胀。自1995年左右以来，汽车和设备等耐用品抑制了通货膨胀，而服装和玩具等非耐用品的价格往往只是缓慢增长
这些趋势在疫情暴发后的2020年底开始变化，航运成本飙升，供应短缺与强劲的需求产生矛盾，推动汽车、家具和设备价格走高。虽然很少有经济学家预计过去一年的物价飞速上涨会持续下去，但问题是，商品价格至少略为增高的趋势是否还将持续。
答案可能取决于脱离全球化的转变是否继续下去。
“肯定会是一个不同的世界——或许是一个通胀可能更高、生产率可能更低、但供应链更有灵活性、更健全的世界，”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上月在一次活动上被问及是否可能脱离全球化时表示。
不过，鲍威尔说，目前还不清楚情况会有多大的变化。“我们还不清楚全球化是否正在逆转，”他说。“很明显，它的速度放缓了。”
在大流行之前的全球一体化时期，美国人买的很多东西都更加便宜。电脑和其他技术提高了工厂的效率，它们以史上无与伦比的速度生产运动鞋、厨房桌和电子产品。企业将工厂转移到工资更低的海外，从而削减生产成本。钢铁集装箱的采用以及越来越大的货船，使得产品能以惊人的低价从孟加拉和中国快速运往西雅图和图佩洛，以及两者之间的任何地方。
但这些变化也对美国工厂工人产生了影响，他们看到许多工作岗位消失了。对全球化的政治反弹帮助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上台，因为他承诺将工厂带回美国。他的贸易战和不断上涨的关税鼓励一些公司将业务转移出中国，尽管通常是转移到越南和墨西哥等其他低成本国家。
从2020年底开始，由于生产限制与高需求发生冲突，洗衣机、沙发和其他大型产品的价格大幅飙升。
自那以来，通货膨胀依然在加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一步扰乱了供应链，近几个月来推高了天然气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并推动美联储密切关注的通胀指数在截至3月的一年内上涨了6.6%。
这是1982年以来的最快通胀速度，在包括欧元区和英国在内的许多发达经济体中，物价涨幅达到了几十年来的最高水平。
许多经济学家预计，未来几个月耐用品价格涨幅将大幅降温，这应该有助于平抑整体价格涨幅。3月份的数据显示，涨幅开始变得温和。美联储加息可能有助于抑制购买，因为贷款购买汽车、机器或家居装修用品变得更加昂贵。
但是，鉴于公司和各国已经了解到的情况，主要产品的价格是否会恢复新冠疫情之前的常态，仍存在疑问。
前还不清楚工厂在多大程度上向国内靠近。管理咨询公司科尔尼发布的“回流指数”在2020年和2021年为负值，表明美国从低成本国家进口了更多的制成品。
但更多公司表示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而美国高管也对制造业回流美国持更乐观的态度。
在美国从事仓库和工业设施租赁的杜克房地产公司预计，这种变化将在未来几年成为需求来源，尽管改造可能会花上一段时间。该公司首席运营官史蒂夫·施努尔上周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客户“现在正在为他们的供应链寻找抵抗未来风险的保障”。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恩戈齐·奥孔约-伊卫拉在接受采访时说：“一些产业正在回流，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奥孔乔-伊维拉博士说，数据显示，大多数企业正在通过增加库存和在低成本国家寻找更多供应商来降低风险。她说，这一过程最终可能会使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较贫穷国家更深入地整合到全球价值链。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周一在米尔肯研究所全球会议上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消费者长期以来一直享受着进口商品的低价，但这种“奢侈”是“建立在非常脆弱的东西之上的”。
她补充说，美国人不仅仅是消费者。他们也是必须在全球人才市场竞争的工人，全球化“确实侵蚀了普通美国人的机会和工资”。
“我认为，在全球化2.0方面，我们需要进行这些艰难的对话，”戴琪说。“一个更有弹性、更强大、更可持续的未来的样子将是不同的，在感受上也将是不同的。”
一直在努力解决大流行供应链问题的福特汽车正在研发、制造自己的电池——包括在美国本土制造。在该公司上周的财报电话会议中，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从中长期来看，做好原材料、加工、前驱体和精炼保障，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建立电池生产工厂，是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
公司也开始面临将零件运输碳排放的真实成本纳入价格的压力，这可能促使他们将工厂搬到离消费者更近的地方。
美国制造联盟主席斯科特·N·保罗表示，经济和政治风险以及碳排放成本计算正在鼓励公司逐渐将其生产转移到离美国更近的地方。
“我看到的这种趋势只增不减，”他说。
长期的人口变化使劳动力更加昂贵从而推高价格，这也可能加剧全球化放缓或回落的影响。据联合国估计，到2050年，全球六分之一的人将超过65岁，高于2019年的十一分之一。
数十年来，全球劳动力资源库使员工变得廉价易得，而老龄化则意味着近期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劳动力短缺可能会持续数十年。这可能会推高工资，公司可能会通过提高价格将高昂的劳动力成本转嫁给客户。
伦敦经济学院名誉教授查尔斯·古德哈特谈到大流行时期的价格和劳动力问题时说：“人口结构和全球化的逆转意味着其中很大一部分可能是永久性的——显然不是全部。”古德哈特在2020年与他人合著了一本书，认为世界正处于人口逆转的风口浪尖。
“可能在未来两到三年内，结构性力量会提高通胀，”他说。
有些人不同意。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指出，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部分地区有大量工人可被雇佣。几十年来，日本的通货膨胀一直很弱，尽管其人口结构更加老龄化。
他说，从长远来看，全球化的衰退也不一定会增加通货膨胀。通过放缓增长，它可能导致需求减少和价格上涨。
但总体而言，全球化、商品价格和通胀的交织轨迹将会受到经济学家的密切关注。
“人们过去常说这是一个百万美元的问题，但我想现在是十亿或万亿美元的问题，”前纽约联储经济学家、现任巴西资产管理公司Kapitalo Investimentos研究主管卡洛斯·维亚纳·德卡瓦略说。他说，全球一体化正在变化，气候问题日益严重，在这种背景下，世界有可能正在进入一个以通胀上升为标志的新经济时代，但这并不一定发生。
“这些东西是很难在正发生时识别出来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