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和新疆曾经是中国硬币的正反面。
上海是中国光鲜亮丽的一面，那里有摩天大楼、装饰艺术风格的公寓和蒸蒸日上的中产阶级，他们在巴黎购物，在日本京都闲逛。
新疆是中国黑暗的一面。新疆位处西部边境地区，面积是得克萨斯州的两倍，超过1000万穆斯林少数民族住在那里，他们遭到大规模拘禁、宗教镇压以及侵入性数字和物理监控。
自4月以来，上海的2500万居民在全市范围内的严格封锁中浅尝了新疆的待遇。维吾尔人在检查站排队以证明他们不构成任何安全威胁，而在大流行中，上海市民必然也要经历排队等待进行多轮新冠核酸检测，以证明他们没有病毒。
政府清零运动中的政治口号与新疆镇压行动中的口号相呼应。两地居民都受到社会管控和监视。新疆的居民被送入再教育营，而大约50万检测呈阳性的上海居民被送往隔离中心。
许多上海居民的经历并不能与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自2017年以来在新疆所遭受的残酷暴力相提并论。但他们都是愚蠢的政治运动的受害者，驱动这些政治运动的是偏执妄想、不安全感和过度专制。
“上海是一次社会管控的大演习，”关于新疆、西藏和监控话题的书籍作者王力雄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这个政权能管住上海这种复杂社会，管住中国也不会有问题。”
创作非虚构作品和科幻小说的王力雄自3月以来一直被封锁在上海。他害怕将来的中国比现在还要更加反乌托邦：一个监视每个人的数字极权主义政权，使每个社区就地成为集中营，并在未来的危机中以同样的铁腕控制社会，无论是战争、饥荒、气候灾难或经济崩溃。
在上海被封锁的地区，围栏被用来阻止人们外出。 Alex Plavevski/EPA, via Shutterstock
上海一位退休记者在微信朋友圈上写道，他不害怕病毒。他更担心政府会保留封锁期间使用的所有社会管控机制，将人当成牲口和罪犯对待。
慕容雪村近日出版了关于武汉封城的新书《禁城》，他说，他和他的朋友几年前就谈到了中国其他地区变得更像新疆的风险。但他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这场新冠疫情大大帮了中共的忙。中共非常聪明地抓住机会无限度扩张自己的权力。”
上海封城与新疆镇压最显着的相似之处之一是当局使用的政治口号。在新疆，用于拘禁大量维吾尔人而重复出现的一条命令称“应收尽收”。在上海，政府用相同的四字口号“应收尽收”表明了将50万人送进隔离中心的决心。
新疆镇压和上海封城都是政治运动，只能通过执政的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来解释：尽一切努力实现领导层的目标。
这就是为什么毛的大跃进导致了大饥荒，为什么文革陷入了十年的政治混乱和经济破坏，为什么独生子女政策给许多女性造成了创伤，让国家陷入了人口危机。每一次，领导层都动员整个国家不惜一切代价追逐一个目标。每一次，它都导致了一场灾难。
在新疆，“严打”运动将大约100万穆斯林送入再教育营，因为政府认为这些人行为不轨，例如不喝酒、做礼拜或前往外国。他们被审问、殴打并被迫接受无休止的灌输。
去年，新疆达坂城的一个拘禁营。 Mark Schiefelbein/Associated Press
在上海，当局将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人送往临时隔离中心。一些人已经从感染中康复并且检测呈阴性，但这并不重要。他们是2个月大还是90岁也不重要。一些隔离中心的条件非常糟糕，以至于在社交媒体上被称为难民营或古拉格。
两位年轻的专业人士通过在微信上发布播客、文章和照片记录了他们在隔离营遇到的一些老年人。他们遇到了一名无法使用便携式马桶的男性，他刚刚经历过一次中风，还有一名男性因药吃光了没有补充而失明，以及一名虚弱的95岁女性，人们不得不将她从公共汽车上抬到隔离中心。
这些老年人如果待在家里或医院得到适当的照顾，很可能会好得多。相反，因为政府下令“应收尽收”，他们最终被关进了隔离中心。
在新疆部署的社会管控机制将监控技术和基层组织结合起来，据学者和人权活动人士称，随着上海和其他地方进行封锁，中国政府正在坚定地朝着这一方向发展。
“确实担心中国会变得更像新疆或朝鲜，”人权观察高级研究员王松莲说，她在新疆的镇压问题上做过大量研究。“从2013年开始观察习近平，”她谈到中国最高领导人时说，“我认为新冠疫情控制几乎就像是深化镇压的里程碑。”
几乎所有中国人的手机上都有健康码，可以显示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并决定他们的行动范围。一些人担心政府会保留这个系统，在新冠疫情之后继续使用。例如，政府可以把健康通行证变成安全通行证，标记出“麻烦制造者”，以限制其行动。
像新疆的穆斯林一样，上海等许多城市的人民在封城中失去了权利和法律的保护。
河北省北部一个城市的社区工作人员要求居民交出钥匙，以便从外面把他们锁起来，这一事件成了大新闻。在上海，居民检测呈阳性后，社区工作人员用消毒剂喷洒公寓内部，尽管没有科学证据表明消毒剂可以杀死新冠病毒。在一段广为流传的视频和社交媒体微博帖子中，一名女性记录了一群警察如何破门而入，将她带到集中隔离点，尽管他们无法提供新冠病毒检测报告。根据她的帖子，数小时后她的新冠病毒检测为阴性，然而她已经在方舱里了。
南方城市深圳的一名律师告诉我，在居家隔离期间，他的公寓门前被安装了监控摄像头，今年一位邻居检测结果呈阳性后，他的公寓楼被锁住，这让他非常愤怒。他无能为力。他买了一架梯子，这样下次就能逃走了
上海，摄于上个月。 Alex Plavevski/EPA, via Shutterstock
一些律师和法律学者表示，一些疫情防控措施是明显违反法律的。北京法学教授赵宏写道：“法治的失序是一种远比生物学瘟疫更可怕的社会性瘟疫。”
领导层中没有人听得进去。他们也没有听取医学专家关于中国应该重新调整其清零政策的意见，因为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种比以前版本温和得多，尽管传染性更强。他们也不听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对潜在衰退的担忧。许多带有专业观点的文章都遭到删除
随着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的人失去权利，中产阶级经历了巨大的幻灭。
“这对中产阶级打击很大，”在上海长大的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事务教授裴敏欣表示。“中产阶级一直感到这是不可想象的，不可想像的现在发生了。”但他认为这可能是一次很生动的政治课。“自由这东西很怪的，你平时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是那么宝贵，最后你没了之后你才知道那么宝贵。”
孙哲是上海一家时尚杂志的编辑总监，他一直在反思自己的人生选择。“我都要考虑杜绝一切非必要消费。不想再努力工作。一切都是谎言，”他在自己经过认证的微博账户上写道。“以聪明、勤奋、幸运，得到的中产富裕体面人生，在轰轰烈烈的‘防疫’运动前，破碎了一地。”
“繁华也是为了点缀，”他还写道。“毕竟朝鲜也有豪华商场和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