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等了快60年，
才等来白宫“恩赦”。
在接到4月26日那个电话之前，亚伯拉罕·博尔登几乎以为自己这辈子是等不到这一天了。
叮铃铃——
一阵电话铃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电话另一端告诉博尔登，他已经被美国总统拜登赦免了。
听到这一消息，他一下子有些缓不过神——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了近60年。
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墙上和博尔登身上。和许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非裔美国人一样，博尔登在自家起居室里挂了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和前总统肯尼迪的肖像。
博尔登1935年出生在美国一个贫困的非裔家庭，在吹小号方面很有天赋，但在从林肯大学音乐系毕业后，他选择走上执法职业之路，并于1960年加入美国特勤局。
如今87岁的博尔登，和其他老人似乎没什么两样：穿一件深蓝色印花T恤，身形瘦弱，坐在轮椅上，腿上还盖着一块叠好的米色毯子。他两鬓花白，戴一副棕色眼镜，只有倔强的眼神似乎在诉说着他的不同寻常。
正是这样一位老人，成了美国第一位担任总统特勤人员的黑人特工，但又被举报出卖情报而锒铛入狱。多年来，博尔登一直努力自证清白。
接到赦免电话的当天下午，博尔登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虽然最初没能成功证明我的清白，但近60年后，我的坚持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希望我的赦免激励其他人继续为正义而战，并坚持真理。”
改变命运的对话
一切还要从1961年4月28日说起。博尔登清楚地记得，就是在这一天，他见到了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并开启了一段改变命运的对话。
当天，肯尼迪要参加一场在麦考密克广场举行的感谢晚宴。为确保总统安全，特勤局特工和芝加哥警察在宴会各地布置了精兵强将，博尔登就是其中一员。
博尔登回忆：“当时一些特工在总统附近找到了令人垂涎的位置，而我的任务是守卫一个地下室洗手间，该洗手间是留给肯尼迪专用的。”
当总统到达宴会地点时，就想要使用洗手间。就在这个洗手间，正要离开的肯尼迪和博尔登相遇，并开启了这样一段对话——
肯尼迪：“你是特勤局特工还是芝加哥警察？”
博尔登：“我是一名特工。”
肯尼迪：“博尔登先生，华盛顿特区的白宫特工中曾经有过黑人特工吗？”
博尔登：“据我所知，没有，总统先生。”
肯尼迪：“那你是否愿意成为第一个？”
博尔登答：“我愿意，总统先生。”
就这样，一个月后，年仅26岁的博尔登由肯尼迪亲自任命，成为第一个在白宫保护总统的黑人特工。
· 年轻时的博尔登。
事实上，在当时的美国，种族歧视问题非常严重，很多餐厅甚至拒绝接待有色人种。在这样的压迫下，与之相关的民权运动也达到最高峰。
而肯尼迪一直认为种族压迫是美国自由的污点。他提倡种族平等，是第一位在就职舞会上与黑人女性共舞的总统。而且，肯尼迪给予了美国黑人许多新权力，让他们拥有了一些特殊工作的就业权，甚至还给了美国南部的一些黑人选举权。
更重要的是，他支持马丁·路德·金推动民权法案，维护黑人权益。同样也是在他的任期内，黑人第一次被任命为大使、联邦法官等职。这引发了部分白人的不满。
· 肯尼迪1962年公开发表演讲。
据博尔登回忆，他在白宫值班的时候，肯尼迪曾拍着他的肩膀，自豪地称他为“特勤局的杰基·罗宾逊”（杰基·罗宾逊是美国职棒大联盟MLB的第一位黑人球员），当时他激动得几乎要哭出来，发誓要为肯尼迪献出自己的生命。
· 肯尼迪（左）与博尔登。
不过，肯尼迪对博尔登的偏爱却引来了特勤局一些人的不满。他们故意鄙视博尔登的黑人身份，甚至给他起带有侮辱意味的绰号。就这样，博尔登在白宫仅仅待了不到2个月，又因为受到排挤，被迫调回了芝加哥。
· 调回芝加哥的博尔登（左）。
和特勤局“硬杠”
对博尔登来说，被调回芝加哥的三年，更像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而1963年肯尼迪遇刺事件就是那划破平静的一道闪电。
1963年11月，肯尼迪夫妇在达拉斯巡游时，枪声突然响起。肯尼迪在送往医院的路上就不幸去世。
· 肯尼迪遇刺前的巡街场景。
当时，博尔登对特勤局的批评一度成为报纸头条——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几乎无人敢和特勤局“单挑”。
他却根据自己在白宫短暂的工作见闻判断，特勤局在安全保卫方面存在疏漏和懈怠。比如许多特工在值班时喝酒，用特勤局的车接送女伴或者去酒吧，甚至公开表达对总统的不满。
博尔登公开表示：“我早就告诉美国特勤局局长，如果有人对肯尼迪总统产生了暗杀的企图，那将会是成功的，因为特工要么没有反应，要么反应迟缓。局长告诉我他会调查的，但之后没有下文了。”
在博尔登看来，肯尼迪遇刺案很可能还和特勤局的种族主义有关，“这个国家是种族主义的温床，对肯尼迪总统和马丁·路德·金等人的怨恨已经渗透到特工中”。
“肯尼迪总统觉得，将包括黑人在内的美国人民团结在一起是他的使命。”博尔登说，“但他早就明白，这样的价值取向会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我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到这一点——他害怕被暗杀。”
· 博尔登与肯尼迪夫人（右）。
同时，博尔登还进一步放话说，要向负责调查总统死亡的沃伦委员会透露有关总统缺乏适当安全措施的信息。
1964年5月，就在他准备将这些告诉沃伦委员会时，却先收到了来自芝加哥的指控——博尔登将机密文件以5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犯罪团伙的头目。同月，特勤局将他解雇。
就这样，博尔登一下子从“特勤局的杰基·罗宾逊”变成卡夫卡笔下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人。
他坚称自己是因试图揭露特工机构内部的不当行为而被诬陷的，“那些种族主义者想用这种方式让我‘闭嘴’”。
为了证明这一点，博尔登向当局反映，一天下午，他从芝加哥的办公桌上抬起头时，看到天花板上挂着一条绞索。
· 1964年，博尔登走进法庭。
然而，他的诉求没有被采纳。他的第一次审判因审判团意见不一而未能下判决。第二次审判中，尽管有关键证人承认应检察官的要求撒谎，但他仍被定罪。经过两次审判，博尔登最终于1965年被定罪，并被判六年有期徒刑。
听到这样的判决结果，博尔登在法庭现场眼含热泪：“如果我的被捕曾让美国的任何机构感到尴尬，那是因为我的陈述是真实的。”
入狱后不久，博尔登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如果这种误判可能发生在我身上，也可能发生在其他任何人身上。”他指定将这封信给马丁·路德·金，但并不确定这封信能否被送达。
博尔登不知道的是，1968年4月，马丁·路德·金已经被种族主义者暗杀，而此时的他还在服刑。
在博尔登的记忆里，自己被监禁期间，监狱官员一度试图宣布博尔登精神错乱，甚至将他关进精神病区，但博尔登坚称自己不是疯子，监狱方面最终未能得逞。
· 马丁·路德·金生前照片。
特赦不等于无罪
1969年，博尔登在监狱服刑约39个月，并于两年半的缓刑后获释。他出狱后曾担任汽车质量控制主管，直到2001年退休。
在此期间，博尔登一直没放弃证明自己的清白。在家人的鼓励下，他2008年出版了一本回忆录《迪利广场的回声：白宫特勤局第一位非裔美国人的真实故事》，里面详细介绍了自己对正义的不倦追求，并感谢家人“给了我意志，让我度过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
值得一提的是，迪利广场正是肯尼迪遇刺的地点。可以说，肯尼迪遇刺的这一天，一直都在困扰着博尔登。
·博尔登在自传签售会上。
1978年1月，博尔登向众议院暗杀问题特别委员会的调查人员讲述自己在肯尼迪遇刺案中的经历。该委员会于1979年3月发布的最终报告指出，特勤局在达拉斯履行职责方面的确存在缺陷。
与此同时，博尔登不断向当局请求赦免。为了筹集相关资金，博尔登甚至重拾老本行，在芝加哥各地举行一系列音乐独奏会。
据报道，在尼克松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博尔登首次向白宫申请赦免，此后这一诉求几乎常态化。
通常，在提出赦免申请后，美国司法部会对其进行审查。最终，如果联邦调查局认为这一说法有价值，便会开始调查此案。
然而，博尔登的诉求不仅从未得到官方支持，美国媒体连对他本人的情况都很少予以报道。
此次拜登的特赦令，也是基于博尔登每天都在努力回馈社会，并为社区做出贡献，更重要的是，他还“因为在 1960 年代公开反对他在特勤局面临的种族主义及挑战不公正的勇气而不断努力，获得无数荣誉和奖项”。
然而，这些并不意味着博尔登被宣布为无罪。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也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据报道，60%的美国非洲裔认为他们经常在求职和购物时被歧视，在住房申请、贷款办理、保险领取等问题上所受歧视也屡见不鲜。更骇人听闻的是，非洲裔遭警察杀害的概率是白人的3倍。
由此可见，博尔登的特赦，还仅仅是一个非常微小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