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专家指出过奥密克戎挑选受害者的标准，也没有“足不出户”之外的办法。但是，足不出户，好像也不能避免病毒的随机拜访。
很多小区被封后，测一次就增加些“阳性”，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比如我的邻居就很神奇地阳了。全域静止后前两次核酸都没事，第三次阳了一个，邻居们都觉得很诧异。那时还没有团购，都躲在家里吃“库存”，就这么凭空“阳”了，大家只觉得有点瘆人，挺同情那位“阳人”。
“阳”了是很倒霉的。隔离点、方舱的环境，不必多说。我那位邻居，生龙活虎地进去，憔悴疲惫地出来。更麻烦的是人前脚走，后脚就有人进门“消杀”，颇为狼藉。那位“阳人”转阴回家后，生活也成了问题。这样的遭遇，怎能不让人同情呢？
同情之余，当然也担心自己被“阳”。哪有心情去责备人家呢？责备又有什么用，骂人家一顿，就不“阳”了吗？骂人家一顿，就可以不去隔离、家里不被“消杀”吗？
▲4月20日上海一处商圈外的工作人员（图/网络）
于情于理，都没有让受害人道歉的立场。讲得冠冕堂皇一点，我们的敌人是病毒，而不是病毒的受害者。更直观一点，让人恐惧的是“阳”了以后的遭遇，这并不是“阳”人加诸于我的，我又有什么理由责备他？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于他于我都是如此。
我们到底在恐惧什么？
时至今日，对于很多人来说，忧心忡忡的与其说是阳性后如何如何，还不如说是明天吃什么、下月房贷怎么办、解封后公司还在不在……这一类的生计困顿。
说到这些，总有“理性”的声音会说，“命都要没了，还想这些干嘛？”
可是，怎么能不想呢？换作“理性”们自己，会不想吗？我觉得他们真正要表达的是，“我的命都要没了，你们还想这些干嘛？”
“明天吃什么”的恐惧是急迫的，却是弱势的。“我的命都要没了”的恐惧遥远，但强势。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些强势的恐惧制造了弱势的恐惧。正如对新冠病毒的恐惧，让那些孕妇、急诊病人的恐惧显得无足轻重。
强势的恐惧可以转化为权力，任意指责他人的权力、强制别人牺牲的权力、滥用语言暴力的权力，归根结底都是制造恐惧的权力。因此，不幸者因恐惧而道歉，善良者因恐惧而走上了末路，无辜者因恐惧被牺牲掉了。
因为恐惧，制造更大的恐惧，真的理性吗？计数器精确计算着死于病毒的人数，无人计算死于恐惧的人数？
恐惧弥漫，充塞天地，一片沉寂。曾经的生机勃勃，不复踪迹。每个人都在战战兢兢等待一个玻璃试管的裁决，阴的继续苟且几天，阳的惶惶不可终日。没有人告诉我们哪一天才是尽头，谁也逃不出去。
不好意思，我又情绪化了。有正人君子声讨过文字传达情绪的罪过，这很有道理。情绪在他们看来是不值一提的，是可鄙的，是要以“理性”去镇压的。但我做不到，我也不会因此道歉。生而为人，有血有泪，知寒知暖，我不知道表达情绪有什么不对。
按照正人君子的说法，情绪表达是找不到出路，可是他们的理性又给出了怎样的出路呢？如果理性只是隔岸观火的冷静，只是“你们要理性”的教训，那也太过轻佻了。这样的理性，是市侩假装的。
真正的理性，是直面困境的勇气。“黑死病不进罗马城”，但我不在神圣的罗马，我在上海，很多人口中的咖啡市，是东方爱丁堡是小孟买。我能感受到他们的咬牙切齿和由衷狂喜，看他们手捧鲜花、前排就坐，等待最后的审判降临。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仇恨是缓解恐惧的止痛药，他们很需要。黑死病时代的犹太人，奥密克戎时代的上海人，都是仇恨的对象。
以理性之名，拥抱仇恨，就成了信仰。所以，上海没有信仰，因为不跟着他们一起仇恨，甚至不和他们一起恐惧。所以，要加倍制造恐惧。这是悲剧的起点，也将是悲剧的终点。这和病毒无关，只和恐惧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