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早些时候，上海一家方舱医院张贴的横幅。 Ding Ting/Xinhua, via Associated Press
北京市宣布检测到一波新冠病毒疫情后，官员们立即向民众保证，无需恐慌。他们说，食物供应充足，封控措施不会影响到市民的生活。但住在北京的自由撰稿人依芙琳·郑不打算心存侥幸。
她在上海的亲戚都劝她要么离开北京，要么储备食物。郑女士数周来读了不少上海人在社交媒体上发的帖子，它们记录了上海一个月封控生活下的混乱和痛苦。她出门去买食物时，看到许多邻居显然也有同样的想法：一些商店的货架已被扫空。
“一开始是担心上海，因为家在上海，朋友们都没有好消息，”郑女士说。“北京也开始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降临到我头上。”
上海封城已进入第四周，民众的愤怒和焦虑对中国强大的宣传机器构成了罕见的挑战，而宣传机器是中共压制异见的主要工具。随着奥密克容变异株继续在全国蔓延，官员们也在为大规模严厉封控来抵抗疫情的做法进行辩护。官员们一直在推动中国抵御新冠病毒的必胜主义叙事，称只有中国政府才有抵抗病毒、战胜病毒的意愿。
但民众看到的是越来越多这种做法代价高昂的证据，他们更愿意接受一种关于愤怒、沮丧和绝望的叙事。公众的愤怒如果得不到控制，可能会给中国领导层带来自疫情暴发以来的最大政治考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已把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寄托在成功控制新冠病毒大流行上，这个信息在今年秋季前只会被进一步放大，届时他可能获得前所未有的第三个任期。
北京宣布检测到几例新冠病毒感染者后，担心封城的人们周一迅速将超市的食品抢购一空。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自上海封城以来，民众就一直对这种严厉措施不满。封控已导致食品短缺、医疗救治延误、集中隔离设施条件恶劣等问题，甚至还出现了用铁栏杆对居民住宅进行封门的事情。官员们回应这些问题的惯用手法是删掉批评帖子，让官方媒体充满大量正面报道，并指责外国势力造谣生事。但官方的回应非但没有平息愤怒，反而激起更多民怨。
民众把他们拍下的日常生活情况，比如腐烂的食品、与当地官员大声争吵等影像编纂起来，反驳当局讲述的抗疫有条不紊、人们愉快配合的叙事。居民们携手行动，转发网上遭到删除的内容，其转发速度和巧妙程度曾一度让审查者们应接不暇。就连一些政治和学术精英也暗示，政府有关上海封控的宣传正在损害其公信力。
政府惯用叙事控制工具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与上海作为金融首都的地位有关，那里住着许多精通互联网的精英。但这种失败也凸显了人们所抱怨的问题的紧迫性。它们不是抽象的政治评论，也不是宣传机器擅长压制或引导舆论的那种一次性新闻故事。人们抱怨的问题事关生死存亡，其紧迫性不是审查能轻易删除的。
“实际上这几年官方，在微博上的宣传，社交媒体上的宣传还是挺成功的，至少是说很少见这么强烈的反对的声音，”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媒体与政治的新闻学教授方可成说。“所以从这个指标上来看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演示，这不是一个常规的情况，肯定是一个和平时的情况非常不一样的这样的一种舆论的温度。”
上海的抗疫工作者。封城已进入第四周。 The New York Times
上周末，许多人在网上转发一段记录当地民众所经历的当局失败做法的视频后，上海的愤怒和悲伤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段名为《四月之声》的视频只有六分钟长，视频给上海天际线的黑白画面配上过去一个月里记录到的各种声音：居民大声要求政府提供物资；儿子恳求让生病的父亲住院；一名基层干部用哭腔向沮丧的来电者解释，她也很累，也无能为力。
这段视频最初由一个匿名用户发在社交媒体上，很快就遭到删除。但网民们为了躲开审查者，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他们把视频的画面倒过来发；把视频嵌入其他图片中发；或者把这段视频的配音用到不相关的视频上发。甚至还有一个绕过审查的办法，让坐在蟹堡王快餐店里的海绵宝宝在卡通电脑上看这段视频。
压制异见所需的审查规模“这次太大了”，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互联网自由的萧强说。他把删除这段视频以及来自上海的其他抱怨的做法比做网上大规模抹去对李文亮的悼念。李文亮生前是武汉的一名医生，曾因对疫情发出警告受到警方训诫，后死于新冠病毒。
“虽然审查比两年前更高效了，但这次也显示出了它的局限性。审查并不能解决问题的根源。人们看到政府竟然会错到导致灾难的地步，”萧强说，并指出已有人开始抱怨政府的清零政策可能适得其反，不切实际。
北京周二宣布将对居民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后，排队等待超市开门的民众。 Carlos Garcia Rawlins/Reuters
官媒赞扬了为感染者或密切接触者建造的大型方舱医院后，民众马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两名最近从方舱医院出来的上海年轻居民在上周的一个播客中描述了他们看到的情况，比如老年患者或残疾患者使用蹲坑厕所的困难，或恳求被送往真正的医院。
据该播客主持人在博客上发的帖子，那段播客及相关文字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就被审查了，但在被删之前已有超过1000万次的阅读量。
当局另一个惯常做法是，把负面新闻归咎于意在破坏中国的外国势力。但这个做法也未达到预期效果。一个攻击美国人权记录的话题标签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开始走红后，有人对它稍加修改，让其变成一种抱怨中国的方式，在标签下列出最近封控带来的问题，讽刺地把这些问题归咎于美国。电影《爱乐之城》的原文片名La La Land是“幻想世界”的意思，因为一些网民用其来暗指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对外国记者说过的一番话，该片名也遭到审查。赵立坚告诉外国记者，能够在抗击疫情期间生活在中国，就偷着乐吧。
有时，公众对官方做法的怀疑态度已强烈到迫使当局做出回应的地步。
本月早些时候，上海东方卫视宣布，将举办一场明星云集的综艺晚会，用歌舞来颂扬政府的抗疫行动。但在网上出现了愤怒的反应后，东方卫视推迟了该节目的播出。“ 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东方卫视在其微博上写道。
大量采购的北京民众。笼罩这座城市的焦虑情绪显示出，上海的封控给中国强大的宣传机器带来了罕见的挑战。 Jade Gao/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几天后，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段视频，其中有顾客从上海一家超市成堆的蔬菜前走过的画面。许多网友指责该画面是摆拍的，理由是他们连家门都出不了，不能去买食物。上海市政府最终不得不为视频的真实性发表声明。
虽然上海官员的舆情控制效果有限，但北京的官员们还是在尝试同样的做法。官员在上周末删除了一些显示菜店货架空空、收银台前排起长队的照片和文章。
但就连那些肩负着传递官方信息重任的人，也未能逃脱上海封控引发的不安。
周日，位于北京的一个国家电视频道的记者刘欣在Twitter上用英文发帖，称她已囤积了食品，还发了货架空空的图片，并写道，“轮到北京了”，“让艰难的时刻到来吧”。（她在第二天删掉了该帖，改发了一家商店库存明显充足的照片。）
其他官媒则选择完全不直接承认对封锁的担忧。
随着北京一些居民争相购买备用冰柜，以储备更多食物，官媒《北京晚报》发了一篇有关家电购买量激增的短报道。报道称，有商家在周日一天就卖出了300多个冰柜，相当于通常一个月的销量。
但文章对疫情只字不提，而是写道：“冰柜热销，主要原因是冷柜容量相对小一些，价格也便宜，可作为家用冰箱的补充。”
上海一个封控小区，隔着门交谈的两人。 The New York 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