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日本，六个月的时候被母亲送回了中国，在国内上小学被同学嘲笑。十岁的时候回到日本读书，又因为不会说日语，被日本的同学捉弄。
当时年纪小，不懂得自己的父亲为什么是日本人？为什么自己和身边的小朋友不一样？这个身份让我的童年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流过很多泪水，但今天已经释怀。
（2017年我和妻子）
1990年的8月28日，我出生于日本福冈，有一个比我小8岁的弟弟。爸爸是日本人，妈妈是去日本留学的中国人，他们在日本从事IT行业。妈妈在日本留学期间认识了父亲，后来恋爱结婚后，便留在了日本工作。
我出生六个月后，为了更好地学习中国文化，妈妈把我送回了武汉姥姥家。一直到十岁去日本之前，我都是和姥爷、姥姥一起生活。
他们以前都是老师，性格温和，个人修养极好，把我当成儿子来养，生活上极尽宠爱，学习上张弛有度。我对中文的喜爱，就源于姥姥和姥爷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多时候，我感觉他们在我身上付出的爱，甚至超过了亲生父母亲。
（6岁的我和姥姥姥爷在一起）
我从六个月就开始在武汉生活，所以记忆中只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家乡在武汉。三岁和别的小朋友一样上幼儿园，七岁一起上小学，每天和同学一起做广播体操，周一的早晨一起唱国歌……
在二年级以前，我的生活和别的小朋友完全一样。有一天我和同班同学闹了点小矛盾，他脱口而出骂我是日本人。对于小小年纪的我，这句话的杀伤力是致命的。
在这之前，也总会看到邻居大人们背地里窃窃私语，我内心只是懵懂，并未仔细深究过。但同学的这句话，深深伤害了我幼小的心，让我感到非常的难过。
联想到了常年见不到面的父母，我想到了自己的另一个名字——松本一博，猛然明白自己和其他小朋友真的不同，身上确实有一半的血液是日本父亲的。每一个孩子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和家庭，但是必须承担这个事实带来的压力。
（2010年9月在日本上大学和同学）
我们这一代人，都是从课本中了解过去的历史。被同学贴上标签，我很委屈也很无奈，但也只能朝前看。
到了2000年，我接到母亲从日本打来的电话，大意就是她准备接我去日本继续学业。我当时很排斥，不愿意去，想继续留在中国读书，跟姥姥和姥爷一起生活。
一方面我不想离开姥姥、姥爷，也不想离开熟悉的环境；另一方面我也想念爸爸妈妈。年少的我无法抉择，最后带着万般不舍去了日本，从此世上少了陈博，多了个松本一博。
（2005年，我和我的老师）
初到日本，我一句日语都不会说，再加上陌生的环境和与父母的隔阂，巨大的压力笼罩下，我更加思念远在中国的姥姥和姥爷，每天都是咬着牙流着泪学习日语。学校的日本同学见我不会日语，常常会搞恶作剧捉弄我，那段日子真的是很痛苦，感觉生不如死。
更悲痛的是，2002年慈祥的姥姥去世了，那个把我当儿子一样养的老人带着对我的思念永远地离开了我。在我幼年有限的记忆中，有一个画面特别清晰，那就是姥姥为我准备早餐的背影。
我和爸爸妈妈回国奔丧，走在曾经熟悉的街道上，我仿佛看见小的时候姥姥牵着我的手去学校，还有下午放学，姥姥安详的坐在客厅里等我……只是时隔两年却物是人非。
我抱着黑白照片中慈祥的姥姥，眼泪止不住地流出来，满腔的悲痛化作撕心裂肺的哭喊：姥姥，为什么不能等等我，为什么不能等我长大？
（2012年我和崔永元）
进入初中以后，我的日语已经非常流利，和同学们已经没有区别。慢慢的有了自己的朋友，也开始融入了日本社会，喜欢上日本的生活。
其实长大以后再回头看，不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同学们并非有意欺负我，只是看我与别人不同，觉得好玩吧。他们用自己的方式逗我玩，并不是真正的出于恶意，当时认为难熬的日子，今天回头看好像也没有那么糟糕。
之前在中国生活，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梦想长大要成为一名作家。到了日本，我也喜欢上了日本的文化，经常会写一些日志和网友分享。我觉得文化没有国界，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应该分享。
（2020年8月1日我和央视主持人康辉）
2008年汶川灾难发生时，我正在日本读高中，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向学校申请了募捐活动。学校立刻就批准了，同学们都很积极的捐款，仅仅三个小时就筹集善款六十多万日元。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能为中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我感到非常的骄傲。之后我就开始了做义工的生涯。
第二年我顺利地在日本上了大学，因为梦想当作家，所以专业选择了中国文学。在繁忙的学业之外，我还担任了关西大学留学生会长一职，每个月都会组织留学生参加交流活动，动员大家一起去养老院、灾区、幼儿园等地做义工，让中国留学生接触日本各个年龄段人群，帮助他们更好的了解日本的民俗文化。
因为热爱中国文学，也想回国陪伴年迈的姥爷，2011年我以留学的名义，回到了日思夜想的中国，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习汉语文化。更有幸师从毛丹青先生，不仅学到了书本上的知识，还认识了一大批国内的作家，让我对中国文学的热爱又增加了许多。
2011年在北大留学期间，日本发生海啸并引起了DZ，我们在学校组织募捐，很多的中国同学都参加了捐款，在中国的日本留学生非常感激，事后我带日本同学去了北京太阳村看望了那里的孩子，并给孩子们带去很多日用品和食物。
（2012年我和莫言老师）
第二年实习时，我去了国内一家杂志社做编辑，把亲历的日本民俗文化介绍给中国的人民，让老百姓了解二十一世纪真实的日本文化。
同时，还经常跟随毛丹青先生参加国内的文化交流，在上海宣传他的新书的时候，幸运的结识了诺贝尔获奖者莫言老师，顺便采访了十几位作家。可以说，是毛老师带我走进了中国文化的世界。
日本大学三年级学生就要开始准备找工作和决定将来的方向，我也不例外。在就业难的日本，学生找工作的过程也是异常艰辛，但不论多忙我都坚持写网络日志。
我的网络日志都是以客观的角度，记录自己发现的关于日本文化的细节，有学习大阪方言的小诀窍、日本公司面试技巧、调查日本学生对中国留学生的印象、弟弟的小学教科书……我用零碎的时间，为中国的留学生打开了一扇观察日本的窗口。
（2011年，我带日本留学生去北京太阳村看望孩子们）
我一直都把中国当做自己的故乡，现在只能用这种方式帮助故乡的人了解日本。希望将来有一定经济实力后，能给一些家境不好但希望来留学的中国学生，提供留学日本的机会。
之前在日本读书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他没有来过中国，我就想趁自己现在在北京，邀请他来中国游玩。樽田英树应邀来到中国，我带他畅游了上海、北京、合肥等地，天安门、上海外滩、长城……中国广阔的国土和雄伟壮观的建筑，让他叹为观止，感慨不虚此行。
樽田英树回国前和我说：“我舍不得离开中国，我喜欢中国。”看到日本好友对中国之行如此满意，我非常开心，打内心骄傲，希望能有更多的日本朋友了解中国。
（2012年我和大学同学）
我很想挣脱生命的外壳，可有太多的束缚阻碍着我。十年中国十年日本的生活，我无从割舍，两个国家都热爱，就像我爱日本爸爸和中国妈妈一样，不分彼此。我对两个国家的感情，就像我身体里的血液，融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013年我即将毕业的时候，国内又传来了坏消息，我敬爱的姥爷病逝了。
其实在姥姥去世以后，我已经发现姥爷的身躯不再像以前一样硬朗了，脸上布满了沟沟壑壑，头上白发也越来越多。所以我一直着急，想早一点毕业工作挣钱，孝顺姥爷。可我成长的速度，还是没有赶上姥爷衰老的速度，有什么能比“子欲养而亲不待”让人更痛苦呢？
（2020年6月14日我和中日友好协会的同学）
姥爷去世之后的那段日子，我一度很难过，日本的同学就经常找我出去散心。在一次郊游中，认识了一个中国女留学开始没有特别的印象生，只是礼貌地交谈。
后来有一次我生病了，她得到消息，每天下学都跑来给我熬粥煲汤。在她细心、体贴的照顾下，我很快痊愈了，这让我更坚信了之前想娶中国女孩为妻的想法。
随着了解的深入，我更心疼她的遭遇。父亲早早过世，孤身一人来日本留学，可想而知的艰难。我对她充满了怜惜，慢慢的彼此都有了好感，顺理成章的确定了恋爱关系。
（2011年日本海啸，我在北大留学和捐款的同学合影）
2013年大学毕业以后，我一直在日本一家上市公司做生产管理工作，她毕业也留在了日本。
交往一年以后，我们得到了双方家长的祝福，于2016年结了婚。后来有了3个可爱的女儿，我是宠女狂魔，只要有时间都会和妻子一起照顾孩子。
之前我一直在日本的企业做事，经常奔走于中日之间，慢慢就萌生了做贸易的想法。于是2017年辞职开始创业，选择了服装和生活用品类，我觉得这是快消品和必需品，应该有市场。
创业的路还算顺利，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在国内和日本分别开了好几家店铺。生意稳定，空闲时间我就做视频，分享美好的东西。我的梦想是经营好家庭，努力学习中文化的精髓，做一个有文化的商人。
（2021年春节女儿和两个小朋友）
我现在有时候会想，生命里某些充满怨怼的曲折，在后来好像都成了一种能量和养分。因为若非这些曲折，好像就不会在人生的岔路上，遇见别人求之而不得见的人和事，就像我在北外遇到毛丹青先生。
正是这些恰巧的遇见，被时间过滤之后，只剩下欢笑与泪水，感动与温暖，曾经的埋怨与委屈，都烟消云散了。
此生我注定都改变不了中日混血的身份，我也不再纠结，只会努力生活，用自己的经历、阅历、时间，把自己知道的关于中国和日本的文化分享出来，期待中日人民友好相处。
感谢您的阅读，我是中日一博君，喜爱中国文化，坚持做有品格的商人，然后成为梦想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