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陈博,松本一博@中日混血一博君,中日混血儿,现定居日本。

我出生于日本,六个月的时候被母亲送回了中国,在国内上小学被同学嘲笑。十岁的时候回到日本读书,又因为不会说日语,被日本的同学捉弄。

当时年纪小,不懂得自己的父亲为什么是日本人?为什么自己和身边的小朋友不一样?这个身份让我的童年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流过很多泪水,但今天已经释怀。

(2017年我和妻子)

1990年的8月28日,我出生于日本福冈,有一个比我小8岁的弟弟。爸爸是日本人,妈妈是去日本留学的中国人,他们在日本从事IT行业。妈妈在日本留学期间认识了父亲,后来恋爱结婚后,便留在了日本工作。

我出生六个月后,为了更好地学习中国文化,妈妈把我送回了武汉姥姥家。一直到十岁去日本之前,我都是和姥爷、姥姥一起生活。

他们以前都是老师,性格温和,个人修养极好,把我当成儿子来养,生活上极尽宠爱,学习上张弛有度。我对中文的喜爱,就源于姥姥和姥爷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多时候,我感觉他们在我身上付出的爱,甚至超过了亲生父母亲。

(6岁的我和姥姥姥爷在一起)

我从六个月就开始在武汉生活,所以记忆中只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家乡在武汉。三岁和别的小朋友一样上幼儿园,七岁一起上小学,每天和同学一起做广播体操,周一的早晨一起唱国歌……

在二年级以前,我的生活和别的小朋友完全一样。有一天我和同班同学闹了点小矛盾,他脱口而出骂我是日本人。对于小小年纪的我,这句话的杀伤力是致命的。

在这之前,也总会看到邻居大人们背地里窃窃私语,我内心只是懵懂,并未仔细深究过。但同学的这句话,深深伤害了我幼小的心,让我感到非常的难过。

联想到了常年见不到面的父母,我想到了自己的另一个名字——松本一博,猛然明白自己和其他小朋友真的不同,身上确实有一半的血液是日本父亲的。每一个孩子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和家庭,但是必须承担这个事实带来的压力。

(2010年9月在日本上大学和同学)

我们这一代人,都是从课本中了解过去的历史。被同学贴上标签,我很委屈也很无奈,但也只能朝前看。

到了2000年,我接到母亲从日本打来的电话,大意就是她准备接我去日本继续学业。我当时很排斥,不愿意去,想继续留在中国读书,跟姥姥和姥爷一起生活。

一方面我不想离开姥姥、姥爷,也不想离开熟悉的环境;另一方面我也想念爸爸妈妈。年少的我无法抉择,最后带着万般不舍去了日本,从此世上少了陈博,多了个松本一博。

(2005年,我和我的老师)

初到日本,我一句日语都不会说,再加上陌生的环境和与父母的隔阂,巨大的压力笼罩下,我更加思念远在中国的姥姥和姥爷,每天都是咬着牙流着泪学习日语。学校的日本同学见我不会日语,常常会搞恶作剧捉弄我,那段日子真的是很痛苦,感觉生不如死。

更悲痛的是,2002年慈祥的姥姥去世了,那个把我当儿子一样养的老人带着对我的思念永远地离开了我。在我幼年有限的记忆中,有一个画面特别清晰,那就是姥姥为我准备早餐的背影。

我和爸爸妈妈回国奔丧,走在曾经熟悉的街道上,我仿佛看见小的时候姥姥牵着我的手去学校,还有下午放学,姥姥安详的坐在客厅里等我……只是时隔两年却物是人非。

我抱着黑白照片中慈祥的姥姥,眼泪止不住地流出来,满腔的悲痛化作撕心裂肺的哭喊:姥姥,为什么不能等等我,为什么不能等我长大?

(2012年我和崔永元)

进入初中以后,我的日语已经非常流利,和同学们已经没有区别。慢慢的有了自己的朋友,也开始融入了日本社会,喜欢上日本的生活。

其实长大以后再回头看,不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同学们并非有意欺负我,只是看我与别人不同,觉得好玩吧。他们用自己的方式逗我玩,并不是真正的出于恶意,当时认为难熬的日子,今天回头看好像也没有那么糟糕。

之前在中国生活,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梦想长大要成为一名作家。到了日本,我也喜欢上了日本的文化,经常会写一些日志和网友分享。我觉得文化没有国界,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应该分享。

(2020年8月1日我和央视主持人康辉)

2008年汶川灾难发生时,我正在日本读高中,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向学校申请了募捐活动。学校立刻就批准了,同学们都很积极的捐款,仅仅三个小时就筹集善款六十多万日元。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能为中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我感到非常的骄傲。之后我就开始了做义工的生涯。

第二年我顺利地在日本上了大学,因为梦想当作家,所以专业选择了中国文学。在繁忙的学业之外,我还担任了关西大学留学生会长一职,每个月都会组织留学生参加交流活动,动员大家一起去养老院、灾区、幼儿园等地做义工,让中国留学生接触日本各个年龄段人群,帮助他们更好的了解日本的民俗文化。

因为热爱中国文学,也想回国陪伴年迈的姥爷,2011年我以留学的名义,回到了日思夜想的中国,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习汉语文化。更有幸师从毛丹青先生,不仅学到了书本上的知识,还认识了一大批国内的作家,让我对中国文学的热爱又增加了许多。

2011年在北大留学期间,日本发生海啸并引起了DZ,我们在学校组织募捐,很多的中国同学都参加了捐款,在中国的日本留学生非常感激,事后我带日本同学去了北京太阳村看望了那里的孩子,并给孩子们带去很多日用品和食物。

(2012年我和莫言老师)

第二年实习时,我去了国内一家杂志社做编辑,把亲历的日本民俗文化介绍给中国的人民,让老百姓了解二十一世纪真实的日本文化。

同时,还经常跟随毛丹青先生参加国内的文化交流,在上海宣传他的新书的时候,幸运的结识了诺贝尔获奖者莫言老师,顺便采访了十几位作家。可以说,是毛老师带我走进了中国文化的世界。

日本大学三年级学生就要开始准备找工作和决定将来的方向,我也不例外。在就业难的日本,学生找工作的过程也是异常艰辛,但不论多忙我都坚持写网络日志。

我的网络日志都是以客观的角度,记录自己发现的关于日本文化的细节,有学习大阪方言的小诀窍、日本公司面试技巧、调查日本学生对中国留学生的印象、弟弟的小学教科书……我用零碎的时间,为中国的留学生打开了一扇观察日本的窗口。

(2011年,我带日本留学生去北京太阳村看望孩子们)

我一直都把中国当做自己的故乡,现在只能用这种方式帮助故乡的人了解日本。希望将来有一定经济实力后,能给一些家境不好但希望来留学的中国学生,提供留学日本的机会。

之前在日本读书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他没有来过中国,我就想趁自己现在在北京,邀请他来中国游玩。樽田英树应邀来到中国,我带他畅游了上海、北京、合肥等地,天安门、上海外滩、长城……中国广阔的国土和雄伟壮观的建筑,让他叹为观止,感慨不虚此行。

樽田英树回国前和我说:“我舍不得离开中国,我喜欢中国。”看到日本好友对中国之行如此满意,我非常开心,打内心骄傲,希望能有更多的日本朋友了解中国。

(2012年我和大学同学)

我很想挣脱生命的外壳,可有太多的束缚阻碍着我。十年中国十年日本的生活,我无从割舍,两个国家都热爱,就像我爱日本爸爸和中国妈妈一样,不分彼此。我对两个国家的感情,就像我身体里的血液,融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013年我即将毕业的时候,国内又传来了坏消息,我敬爱的姥爷病逝了。

其实在姥姥去世以后,我已经发现姥爷的身躯不再像以前一样硬朗了,脸上布满了沟沟壑壑,头上白发也越来越多。所以我一直着急,想早一点毕业工作挣钱,孝顺姥爷。可我成长的速度,还是没有赶上姥爷衰老的速度,有什么能比“子欲养而亲不待”让人更痛苦呢?

(2020年6月14日我和中日友好协会的同学)

姥爷去世之后的那段日子,我一度很难过,日本的同学就经常找我出去散心。在一次郊游中,认识了一个中国女留学开始没有特别的印象生,只是礼貌地交谈。

后来有一次我生病了,她得到消息,每天下学都跑来给我熬粥煲汤。在她细心、体贴的照顾下,我很快痊愈了,这让我更坚信了之前想娶中国女孩为妻的想法。

随着了解的深入,我更心疼她的遭遇。父亲早早过世,孤身一人来日本留学,可想而知的艰难。我对她充满了怜惜,慢慢的彼此都有了好感,顺理成章的确定了恋爱关系。

(2011年日本海啸,我在北大留学和捐款的同学合影)

2013年大学毕业以后,我一直在日本一家上市公司做生产管理工作,她毕业也留在了日本。

交往一年以后,我们得到了双方家长的祝福,于2016年结了婚。后来有了3个可爱的女儿,我是宠女狂魔,只要有时间都会和妻子一起照顾孩子。

之前我一直在日本的企业做事,经常奔走于中日之间,慢慢就萌生了做贸易的想法。于是2017年辞职开始创业,选择了服装和生活用品类,我觉得这是快消品和必需品,应该有市场。

创业的路还算顺利,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在国内和日本分别开了好几家店铺。生意稳定,空闲时间我就做视频,分享美好的东西。我的梦想是经营好家庭,努力学习中文化的精髓,做一个有文化的商人。

(2021年春节女儿和两个小朋友)

我现在有时候会想,生命里某些充满怨怼的曲折,在后来好像都成了一种能量和养分。因为若非这些曲折,好像就不会在人生的岔路上,遇见别人求之而不得见的人和事,就像我在北外遇到毛丹青先生。

正是这些恰巧的遇见,被时间过滤之后,只剩下欢笑与泪水,感动与温暖,曾经的埋怨与委屈,都烟消云散了。

此生我注定都改变不了中日混血的身份,我也不再纠结,只会努力生活,用自己的经历、阅历、时间,把自己知道的关于中国和日本的文化分享出来,期待中日人民友好相处。

感谢您的阅读,我是中日一博君,喜爱中国文化,坚持做有品格的商人,然后成为梦想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