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隔离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某同事调侃语）的待遇，回到家后的我，不仅没有了免费午餐，还要给全家做饭。傍晚时分，接到指令，我从配菜、做饭、洗碗到收拾完毕，一顿操作猛如虎，花了2个多小时才搞定。
这还不算完，刚从厨房出来，好久没出门锻炼的老婆已经换上了跑步装备，她一边整理行头，一边吩咐我陪孩子玩。我一想，确实好久没陪儿子了，在愧疚情绪的支配下，于是我又陪了儿子一个小时。老婆跑完回家，我又接到和儿子一起洗澡的任务，折腾完毕，一看时间，10点了。
▲广州珠江新城城市风景（图/图虫创意）
我原本的计划是，趁着结束隔离的热乎劲，把最后一篇笔记给写了，也就完事了。然而，隔离结束当天，白天服务工作，晚上伺候家庭，中年男人躺平后，也懒得动笔了。
到了今天早上，我提前给老婆打了一针疫苗，告诉她晚上我要写东西。这剂疫苗效果不错，晚上我做饭，她洗碗，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就连书房也留给了我。
01
关于这段隔离经历，从时间维度上，我正式入住隔离酒店为4月10日凌晨2点多，而离开隔离酒店则是4月20日下午1点。也就是说，隔离时间刚好是10天。
为什么不是14天，我此前以为我是4月6日与确诊患者密接的，所以算下来，到4月20日即满14天。但实际上是政策变了。从4月13日起，包括广州、上海、厦门在内的8座城市已经开始缩短防疫隔离试点，像我这样的密接红码，也就从原来的隔离14天，缩短为隔离10天。
这项政策在主流媒体上并没有得到广泛传播，但却在防疫一线得到了落实。相信对于地方来说，这是一项聊胜于无的政策，因为一定程度上给地方财政减轻了压力。
隔离的最后一天，我猛地发现，本来有20个人的“5楼送餐群”，只剩下了9个人。一个女群友主动加了我，她问我什么时候可以走，以此推断自己何时可以解除隔离。但那是上午9点多，我还不知道答案。直到10点半，酒店工作人员才通知我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我可以走。
图/作者供图
从我和酒店工作人员的对话可以看出，我并没有什么好激动的，我有一颗平常心。我想，相对于开始隔离时的情绪激动，我之所以可以在解除隔离时平常视之，是因为隔离期间，我享受到了不错的待遇和有一个不错的自我调节能力。
就前者来说，我已经另外撰文梳理过，政府每天在我身上花费的住宿、餐饮、防疫投入，少则一百多元，多则三四百元，我们实际上过着比社会平均生活水平要高的生活。
就后者来说，我总结了一下，能够让我整整10天的隔离时间变得不那么枯燥、烦闷，除了保持工作这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四件套：茶具、瑜伽垫、音响、书籍。
一套价格百余元的功夫茶具，加上几包红茶，饭后也好，工作疲惫时也罢，喝茶而不是茶，给了我稳定的心境。
图/作者供图
隔离第二天就买到的瑜伽垫，使我在狭小的空间内得以做一些简单运动，辅之以每餐只吃一半主食的举措，10天里我减去了4斤赘肉，为此老婆十分嫉妒。
伴随我多年的音响，让我重温了许多经典粤语歌曲，有几次，我一边听着草蜢乐队的曲子，一边自由蹦跶着，如果对面住宅区有人拿望远镜窥探到我，肯定会认为我是个疯子。
书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我在数个晚上阅读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去理解留法和留苏经历对他认识的影响，以及他是如何处理改革开放初期一系列党内争议的。
免费食宿和较好的自我调节，让我被隔离这件事本身变得非常微妙：一方面，被限制自由的隔离当然是值得同情的，所以起初几天有很多人在朋友圈或通过小窗特地来慰问我；但另一方面，除了不能自由活动，隔离又令我获得了“饭来张口”的待遇和宝贵的个人时间。
02
当我将这些时间花在写日记、看书、运动和朋友聊天上，这好像又是忙碌的现代人所羡慕的状态。
这一点就像如今的上海，上海固然在一场悲剧之中——这座城市历史上从未有如此多的人陷入饥荒，但对于很多平日里十分繁忙的上海人来说，这场每天睁开眼可能就是14天的第一天的防疫状态，使许多人认识了自己的邻居，有了社区生活，甚至还和土地打上了交道，与自然贴得更近：从小葱到番茄，从豆芽到生菜，且种这些还都不需要“春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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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个人境遇中的小确幸，绝大多数都是苦中作乐。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人身上就是一座山，个别人迷上了爬山，剩下的人因此被压在了山下。
在10天的隔离中，我也了解了几位隔离群友的情况。群友33和妹妹在吃火锅结账的时候，确诊患者正好进店，他们共处了2分钟。好在33的工作是客服，所以可以继续在线办公，不至于失业；群友Lisa去商场买化妆品，结果和确诊患者不期而遇，她在私营企业上班，原本一天300多元的工资，隔离期间只有100元；同样被要求来隔离的，还有这家化妆品店的两个导购，由于疫情的影响，他们怀疑自己在隔离结束后就会失业。
个人境遇各有不同，但考虑像我这样的隔离者目前在广州有上万，几乎都是免费享用广州市政府提供的住宿、餐饮服务，我们每天占用财政开支高达数百万。也因此，可以推断出的是，我们隔离期间的轻松舒适，实际上构成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变成了官员们的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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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据统计，目前全国GDP前100的城市，存在全城或部分区域的封控情况的城市达到了92座。
上海市卫健委主任邬惊雷积劳成疾，“幸运”地住院了，但在很多其他城市，城市的主政者，卫生系统的负责人，以及广大基层的公务员，他们有的承受着巨大的防疫压力，有的还要承受不小的财政压力，还不能轻易退缩。他们看似权力巨大，但同时也被逼到了命运的角落。
我清楚地知道，我的十天隔离生活背后，我的轻松自在其实没有意义，因为广大一线防疫人员早已过了坚持坚持再坚持的精神阶段，他们几乎是麻木地在维持着自己的姿势。
03
在我结束隔离前一天，一位医护人员来做核酸，他针对我的左右鼻孔、手机、门把手做了6次采集。
采集鼻拭子时，他的态度很糟，连续呵斥我不要摘下口罩，要求我只将鼻子露出口罩即可，但嘴巴不能露出。这个要求我也不理解，我一度把门关上拒绝配合。
他在门外威胁我如果不做责任在我，我冷静了一会儿，打开门，按照他的要求配合。彼时，我发现不仅他的声音略带哭腔，他的两只手也不停地在颤抖。
见此情形，我的愤怒消失了，代之以同情，我带着关心的语气问他怎么了，为什么手一直在抖。他却没有正面回应我，只是默默地用棉签涂着门把手。
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他不仅仅是一位服务在一线的防疫人员，也是当下中国状态的一个意象：穿着不便的防护服，背着沉重的压力，既不能摆脱现状，又无法看清未来，他甚至没有资格哭泣，只能将愤懑压在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