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威者站在监狱道具后面，上面贴著海报展示47名入狱的民运人士
随著香港反修例示威衍生的案件一个一个审结，在短短这两年多之间，监狱和各级惩教所多了上千名囚犯。对政府和建制阵营而言，把这批涉及社会运动的犯人绳之以法，是阶段性地解决了政治动荡。但是如何管理大量在囚异议分子，是当局接下来处理的议题。
惩教署最近在公开文件中披露，正从三大方向对囚犯实行“去激化”措施，包括：认识中国历史及国民教育、心理及价值观重整、生涯规划及家庭关系重修。惩教署会指派专责的个案主管，评估在囚人士的“激进思想特征”，根据他们的“去激化”特殊更生需要，按部就班地去除激进思想，并定期检视他们的进度。当局表明，对象是2019年“黑暴事件”后大量牵涉严重罪行及思想激进的违法者，而“去激化”的目的是协助其摆脱激进思想及行为，重新建立正确的价值观。
在三个“去激化”方针当中，以中史及国民教育为新元素，有熟悉惩教事务的人士向德国之声确认，是当局首次在狱中推行《基本法》及《国安法》教育。署方称，会透过教授上述两部法律，以及国民教育、初中中史等科目，强化在囚人士的守法意识。
至于中国历史教育，据悉自去年已开始推行，曾经邀请亲政府的教联会副会长、现任立法会议员邓飞到所内向在囚人士“讲课”，也会播放亲中电视台的中国历史地理节目给他们观看。署方在文件中表示，在狱中推行“一切从历史出发”教育活动，以虚拟实境（VR）、电竞、工作坊等有趣的手法，提升他们的国民身份认同，“从而建立正确价值观及反思人生意义”。
自愿参与？
总括所有措施，惩教署宣称至今年2月28日为止，约有250名在囚人士曾经自愿参与“去激化”更生项目，形容他们反应正面及良好。署方会与不同的协作伙伴和持份者合作，把计划推展至更广更深的层面。
有释囚告诉德国之声，监狱之中难言有真正的“自愿”，小至日常起居、大至假释申请，在囚人士都要倚靠与惩教人员保持良好关系。他说：“我们是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一群，接收的资讯也不全面。狱中各种安排和活动，总会有些职员会对我们威迫利诱，那难道有敬酒不喝，喝罚酒吗？”
新的“去激化”教育覆盖面实际有多广，可以从在囚总人数作为对照参考。至去年九月底，香港有5465人正在各个院所服刑，这些惩教所包括监狱、戒毒所、教导所、劳教中心、更生中心和精神病治疗中心，依照法庭判定的刑罚分配至不同设施。除此以外，有大约2300人还柙于上述设施中，他们大多是候审期间被拒绝保释的被告，待遇与正式囚犯不完全一样。
根据港府提供予立法会的资料，截至今年一月底，共有10277人因反修例事件被捕。2810人被起诉，约三分二、即1858人已完成司法程序，当中1158人被法庭定罪。这批被定罪人士面臨的刑罚包括：入狱、缓刑、社会服务令、感化令等；迄今判刑最重的是一宗藏有TATP炸药案的被告，监禁12年。
另外随著《港区国安法》实施，也出现愈来愈多牵涉国安元素的案件。截至今年二月底，在各级法院已审结或处理中有关《港区国安法》的案件，共有85宗。国安相关案件的保释门槛更严格，而一旦罪成，量刑大多较其他公安条例下的案件更高。
软硬兼施
“去激化”项目当中，还有心理辅导、生涯规划和家庭关系重修等面向，都是既有的更生项目。不过当局近年设立了针对年轻囚犯的心理治疗，实行“正向”教育，扭转极端思维，减少他们重犯暴力罪行的机会。知情人士指，这类项目涵盖所有在囚人士，并非专为“政治犯”而设，一向由心理学家主理。狱中表现好的犯人可以参加，他们会进行小组活动和讨论，而且不用再做劳动工作。而在“去激化”方针之下，署方称会透过不同媒介，治疗成年囚犯“极端反社会暴力思想”等情绪及健康问题。
除了“教育”和“更生”，纪律部队以软硬兼施的手段应对这股“入狱潮”。有释囚表示，在反修例运动结束后初期，惩教人员的反应往往过犹不及，特别顾忌被控煽惑罪的人士。“职员会以为煽惑罪犯很容易迷惑人心，因而不许他们与其他囚友交谈，敏感日子监视得特别严密。”
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去年被依“煽惑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等罪名判刑入狱
警方也会持续接触已入狱的人士，有受访释囚告诉德国之声，有牵涉示威案件的年轻囚犯，一年内被警方国安处问话多于一次。以他所知，国安处警员通常询问他们“仇警”的起源、有否接受外国资助示威等问题。他说：“大多是套话、收集情报，虽然不是正式调查，但在囚人士也只能配合。”除此以外，有时候社工进行辅导的时候，也会问及政治取向问题。
有批评者把“去激化”项目类比新疆“再教育营”，担心香港监狱“新疆化”。有熟悉香港惩教事务的人士认为，两者不尽相同。“在项目内容方面，的确有相似之处，两者都是以较温和的名目和手法作为切入点，硬推某些价值观。”他向德国之声分析：“但要注意不同的地方是，香港这群受众是已经定罪的在囚人士，并非随便在外面抓人参加。”他相信在鹰派管治的大环境下，像“去激化”教育的惩教方式会持续下去，参与人数亦会增加，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实际成效仍然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