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选举备受两岸关注，从政党的提名结果、候选人的选举策略、选民的投票倾向，到选后的政治版图变更，皆为各方观察重点。在此过程中，“制度设计”扮演了重要角色，台湾何以形成蓝绿两党独大的政党体系，又为何出现“配票”、“弃保”的选举策略，实与制度更迭高度相关。对此议题，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于4月13日举办“连震东先生纪念讲座演讲”，邀请到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业立，以“台湾选举制度的政治影响”为题，分析制度对台湾政党、选举的深度影响。此为系列报道第一篇（共二篇）。
选举制度影响政治运作
王业立指出，从“新制度论”的研究视角出发，目前的制度论研究可分为上游、中游与下游，上游聚焦制度的选择与设计；中游研究制度如何运作，例如半总统制下，总理与国会如何展开互动；下游则研究制度如何变迁与影响行为者的行为，例如在既有选制下，政党该如何提名、候选人该如何竞选等。
而不同选举制度，反映了不同的功能与价值选择。王业立表示，哈佛大学教授诺里斯（Pipa Norris）曾提出四个分析选举制度的指标：政府的有效统治，例如多数决容易形成两党体系，也就是容易产生议会席次过半的执政党，如此一来政策推动相对稳定；责任政治，也就是能使表现不好的政党下台；对小党的公平性，例如比例代表制下，小党的生存率能大幅上升获得支持；社会代表性，比例代表制下，弱势的社会团体也相对容易进入政坛，表达其诉求。
王业立补充，没有任何选举制度，可以同时满足上述四种标准，故选择何种选举制度，就反映了政体的“优先偏好”。王业立举例，台湾的立法委员（简称立委）选举于2008年后，正式改为“并立式单一选区两票制”，但113席的总席次中，区域席次多达73席，占了65%，不分区只占30%，其他则是原住民代表席次。这种设计导致台湾容易走向两党制，小党虽有生存空间，但不容易跨过5%的政党门槛，故可以看出来，当初设计选制时，是希望强化政府的有效统治，避免小党林立，降低政策推行效率。
王业立接着表示，选举制度既会影响政府组成，也会影响选民服务与投票率。王业立举例，例如采取比例代表制的以色列，全国席次都是比例代表制，没有区域席次，议员便不太有选区服务的需要。而在投票率部份，采取比例代表制的国家，其投票率往往会高于多数决制的国家，因为选民会认为，在投给政党的比例代表制下，自己的票较不会被浪费。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业立。（多维新闻）
台湾的三种选举制度
而针对台湾现行选举制度，王业立指出，在公职人员选举上，台湾如今有三种选制并行。
首先，在各级行政首长选举制度上，台湾采取“相对多数决制”（plurality），也就是“领先者当选制”（first-past-the-post system）。以2000年的台湾总统大选为例，5个候选人中，陈水扁的得票率是39.3%，其实没有过半，但因其为最高票，所以能当选。但近日登场的法国总统大选，就是“绝对多数决制”，也就是候选人得票率必须过半，才算胜选，如果第一轮无人能过半，就必须进入第二轮投票。而台湾除了总统外，从县市长到村里长，也都是“相对多数决制”。
第二种选举制度，则是“复数选区单记非让渡投票制”（SNTV）。所谓“复数选区”，是指应选名额不只一位；“单记”意味每张选票只能圈选1位候选人；“非让渡投票”，意指此一候选人的票数突破当选门槛后，也不能将多余的选票转让给其他党内同志，与日本相同；但在诸如爱尔兰、马尔他等地，便是“可让渡投票”，也就是候选人多出的选票可以转让。
王业立举例，1992年赵少康以无党籍身分参选台北县立委，一人拿下了23万票，足足多出第二名2倍以上，并可让7位候选人当选，但因台湾选制是“非让渡投票”，赵少康的票便无法转让，故实际上打击了其他泛蓝候选人的选情。
王业立指出，过去的台湾民意代表选举，主要采取“复数选区单记非让渡投票制”。在这个制度下，小党的存活率高，能够反映少数的主张，但这一制度也因每位候选人的当选票数门槛不高，而容易导致同党同志操戈、派系政治严重、黑金（帮派与贿选）介入选举、候选人主张激进化、因无党籍政治精英过多而侵蚀政党政治等现象。
王业立分析，人们大抵认为，此一制度缺点大于优点，故在2008年正式修法改革，将立委选举改成“单一选区两票制”，即为台湾公职人员选举的第三种制度：“单一选区”意指每个选区选出一名，选区划分需每10年检讨重划；“两票制”，则代表每个选民手握两票，一票投政党，一票投给心仪的候选人。此次改革还有一最大差异，就是立委席次由225席降为113席，可谓减半。
王业立补充，虽说台湾的立委选举改为新制，但包括县市议员、乡镇市民代表等其他民意代表选举，采用的仍是SNTV的旧制。其他无涉公职人员的人民团体选举，则多采用“连记投票法”，例如农会、政党选举等。以国民党中央委员选举为例，其采用二分之一限制连记投票，也就是每人可投不超过应选名额1/2的票数，这种制度设计就极易导致买票、灌票、配票的情况。
赵少康曾在1992年的台北县立委选举拿下23万的第一高票，此一纪录台湾至今无人能打破。（多维新闻）
蓝绿对决与小党求生
王业立接着分析，根据杜瓦杰法则（Duverger’s Law），多数决制容易产生两党制，比例代表制则容易走向多党制，但台湾的情况，这个法则仿佛只说对了一半。在台湾的县市首长、总统选举场域，确实出现蓝绿两党对决的现象；但到了乡镇基层选举，两党对决便似乎效力不彰，候选人更多是比试动员能力、服务能力、所属派系。
王业立指出，回顾台湾总统、县市长选举历史，两党对决堪称主旋律。1994年赵少康代表新党参选台北市长，获得30.17%的选票，算是蓝绿对决的例外，但当年陈水扁也因泛蓝阵营分裂，以43.67%的得票率当选台北市长；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宋楚瑜以无党籍身分拿到了36.84%的票，也算例外，但那年陈水扁的得票率也不高，仅有39.3%，之所以能胜出，就是因为宋楚瑜这个例外。
但王业立表示，如果观察台湾的基层选举，也就是乡镇市长、村里长的选举，得票最多的往往都是无党籍人士，且比例一年比一年高，这其实有悖于政党政治的发展。以2018年村里长选举为例，无党籍人士得票率高达77.5%；而民进党已经执政，同年的村里长基层选举却只有5.31%的得票率。王业立也补充，当然许多基层的“无党籍人士”并非真的无党，其背后往往都有蓝绿任一势力的支持，但其毕竟不愿意挂上政党，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此外王业立表示，2008年的选制改革，大幅改变了台湾的政党体系。在2004年区域立委选举中，小党尚有生存空间，亲民党在225席中拿到了34席，台湾团结联盟（简称台联）也有12席；2008年，国民党在113席中拿到81席，民进党则有27席，小党在区域立委的当选席次可谓没有，亲民党、新党、台联无一例外。因为选制改变，政党之间的不比例性变得严重。
前台湾基进的立委陈柏惟。（多维新闻）
王业立再举例，以台湾2020年的立委选举为例，区域席次部分，除了蓝绿两党外，基本上小党都没办法胜选。例外就是台中二选区的陈柏惟，为台湾基进拿下1席，另有5席无党籍人士，其实也并非真的无党籍，而是泛蓝与泛绿的延伸，泛绿阵营就是林昶佐等3席，是在民进党礼让、且全力辅选下胜出；泛蓝的则是傅崐萁、高金素梅这2席。
王业立表示，2008年台湾选制改革后，无党籍与小党只能力拼县市议员等基层选举，因为其仍采用SNTV制，其余选举便基本上没有耕耘空间。故2022年11月26日的基层选举，可以看到诸如台湾民众党等小党都卯足全力，希望拿下席次后，可以在各县市成立党团，为日后进军立委做准备。
王业立指出，选举制度不只影响台湾的政党体系，更会影响候选人的竞选策略、选民的投票行为。例如因为行政首长采取“相对多数决制”，多数选举人的主张与立场，都会尽量“向中间靠”，以争取多数选民的认同，也就是所谓浅蓝、浅绿、中间选民。王业立举例，此次国民党可能推出的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就提出“中正纪念堂改名方案”，虽是为争取浅蓝乃至中间选民支持，却激起了深蓝选民的不满；正如陈水扁担任总统时，其也采取相对“向中间靠”的路线，令不少深绿台独选民非常不满。
国民党可能的台北市候选人蒋万安，因提议改名中正纪念堂而激怒不少深蓝选民。（多维新闻）
王业立补充，在台湾可以观察到，其实候选人“越向中间靠”，越容易被两边夹杀，但绿营支持者往往会“含泪投票”，蓝营支持者则反会“含泪不投票”，这种差异导致了两党的得票数差距。如此说法虽然还有待理论验证，却可以观察到这种现象。例如2006年陈菊与黄俊英对决高雄时，蓝营票区的票便没有开出来，由此开始了陈菊与民进党在高雄的长期执政。
但王业立进而分析，若在县市议员等采用SNTV制的基层选举中，便能观察到候选人“激进化”的现象，而非“向中间靠”。因为在这个制度下，候选人主要是与党内同志博弈，党内竞争胜过党际竞争，故往往出现同志反目、兄弟阋墙、每次选举都在喊抢救的怪象，人人都抱怨同志不择手段挖自己的票。
王业立指出，这种情形导致了严重的派系政治，且派系利益往往高于政党利益，因为派系选票或许更能确保候选人胜出，例如台中的红派、黑派，以及台湾南部非常强大的派系政治等。近期的高雄市议员初选，蓝绿两党便皆出现激烈的派系斗争现象。
看懂台湾选举·下｜配票、弃保与派系：胜选才是目的
台湾选举备受两岸关注，从政党的提名结果、候选人的选举策略、选民的投票倾向，到选后的政治版图变更，皆为各方观察重点。在此过程中，“制度设计”扮演了重要角色，台湾何以形成蓝绿两党独大的政党体系，又为何出现“配票”、“弃保”的选举策略，实与制度更迭高度相关。对此议题，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于4月13日举办“连震东先生纪念讲座演讲”，邀请到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业立，以“台湾选举制度的政治影响”为题，分析制度对台湾政党、选举的深度影响。此为系列报道第二篇（共二篇）。
政党目的是席次的最大化
王业立指出，由于台湾的县市议员等基层选举，采“复数选区单记非让渡投票制”（SNTV），故不仅同党候选人间高度竞争，政党的提名策略也需仔细斟酌，也就是要在提名额度、人选搭配上下功夫，才能求得席次的最大化。
王业立举例，台北市的大安文山区共有13席市议员，那么国民党该提几席？民进党又该提几席？首先不能提名太多，如果其政党能量能稳上5席，却提了6席，便可能导致选票分散，让当选人数减为3席或4席；但若提名少了，能上的席次自然也就少了。而这往往是两党的地方党部最伤脑筋的事情，就是如何适当决定提名额度。
王业立接着分析，决定提名席次数后，“人选搭配”就是下一阶段的问题。例如大安文山区13席市议员中，某一政党决定提名5席，便要避免出现5个博士，或是5个律师的提名结果，因为这会导致候选人的同质性过高，选民可能丧失兴趣，故需有人选搭配，也要安排不同派系的候选人。
王业立指出，正因上述情境，导致不少台湾的基层县市议员候选人，为求突出“鲜明形象”、加深选民印象，需要明确做出市场区隔，甚至打出激进的旗帜。例如有的议员便主打负责老人福利、托育福利，有的则专职军事领域，此外还有统独议题，也是在台湾政坛做出市场区隔的方法之一。
王业立举例，早年有位新党的台北市立委冯沪祥，便在选举时公开打出“支持统一”的旗帜。记者事后采访，其便回答这是为了与其他候选人做出市场区隔，因为当年并没有其他候选人如此主张，“只要有5%的选民支持统一，我就能当选，就算95%的选民不喜欢我，我还是能当选。”这便是复数选区下，旗帜鲜明意识形态策略的体现。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业立。（多维新闻）
“弃保”与“配票”是什么
至于选制对台湾民众投票行为的影响，王业立也提出分析。
首先，在总统、县市首长等“相对多数决制”选举下，“弃保”（Strategic Voting，即策略性投票）现象非常明显。例如赵少康在1994年台北市长选举时，便喊出“泛绿已经操作弃黄（黄大洲）保陈（陈水扁），因此泛蓝必须弃黄保赵。”台湾的县市首长选举但凡出现3个以上的候选人，便容易出现弃保现象。
王业立再举例，马英九也在1998年喊出了“尊王（王建煊）保马”，最后成功当选台北市长，只赢陈水扁不到5%，如果当年新党选民不弃保王建煊，马英九或许不会当选，而陈水扁也不一定会在2000年参选总统。如今台北市长人选虽还未定，国民党的蒋万安与民众党的黄珊珊间，也已喊出“弃保”话语，不论是“弃蒋保黄”，还是“弃黄保蒋”。
但如果在复数选区制下，王业立指出，选人便重于选党，因此会出现“配票”（Vote Equalization）行为。政党配票的目的，是希望让选票平均，而非出现1992年的赵少康这种“超级吸票机”，反而导致其他党内同志落败。但候选人也会担心落选，因此除非政党动员，否则基本上很少有候选人会“主动配票”给别人，例如1995年民进党的沈富雄曾在台北市南区的立委选举中，主动配票给其余候选人，导致自己“吊车尾”选上。
王业立补充，“配票”有很多种形式，早期国民党采用“责任区配票”，也就是基于地方党部、黄复兴党部等形式，组织配票动员机制；台湾民主化之初，民进党、新党等新势力的基层动员力不如国民党，便发展出新的配票模式，称作“强制配票”。
赵少康曾在1994年的台北市长选举中操作弃保，但最终仍是陈水扁胜出。 （多维新闻）
王业立举例，在1995年的台北市南区立委选举中，应选9席，民进党提名4席，国民党提名5席，新党提名3席，合计已经超过9席。当时民进党便被批评，其实力根本只够提名3席，提到4席可能导致选票分散，最后只当选2席。但民进党提出一种名叫“四季红”的强制配票模式，也就是在缺乏基层组织的情况下，号召选民“依出生日期”自动配票给沈富雄、叶菊兰（台湾党外运动者郑南榕遗孀）、颜锦福（前台北市议员颜圣冠之父）、黄天府（民进党大佬黄信介之弟）4位候选人。最后奇迹出现，民进党4席全上，当年新党也气势正盛，3席全上，也就是国民党只上2席。此次民进党、新党的“强制配票”模式，成了台湾复数选区的“典范”。
王业立指出，直到今日，台湾的县市议员选举中，各政党仍会发出配票通知，不论是依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字号尾数、血型或星座，种种模式不一而足。但配票就像弃保，有时候会成功，有时候会失败。例如有的候选人不愿合作，就会开始挖同志墙角，喊出“告急”、“抢救”、“就差你一票”等口号；有时候派系因素太强、候选人形象差异太大，也会导致政党配票失败。但尽管如此，王业立预告，2022年底的台湾基层选举，各政党仍会打出自己的配票名单，这套老召不会丢。
王业立表示，其实不只政党会发动配票，有些台湾的家庭也会自动配票。例如有的偏蓝家庭，就会在国民党、新党间协调配票比例，这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打乱政党的配票机制。故台湾政治史上，时常出现下述情况：喊出告急的，最后成为最高票；选前民调高的，可能反而高票落选。
此外王业立指出，由于台湾现在逐渐走向两票制，故也产生“分裂投票”的现象，也就是总统与立法委员，分别投给不同的政党。以2020年选举为例，民进党的全国不分区得票率是33.98%，区域立委得票率是45.6%，蔡英文得票率则是57.13%，与不分区的票相差近24%，意即有的选民虽投给蔡英文，但政党票并未投给民进党，可能投给时代力量、台湾基进甚至国民党。而国民党同年的不分区得票率，为33.36%，与民进党只差了一点点，所以都是各分到13席，与总统大选中，蔡英文的一面倒获胜差异很大。
2020年1月11日，蔡英文连任台湾总统选举。（多维新闻）
蓝绿两党为何都有提名纠纷
演讲结束后，有听众提问蓝绿两党的党内提名纷争，包括国民党的罗智强是否能在桃园“空降成功”等，会否影响民众的投票行为？
王业立指出，蓝绿两党的提名策略，在过去几年改变非常多。民进党早期是除了民调外，还有党员调查等意见评估，近年则改成了100%全民调；国民党也逐渐走向全民调，可以说是两党殊途同归。但若认真阅读两党的提名机制，其实都有写一条，就是“以协调为原则”，如果协调不成，再办初选，初选则以民调为主。故两大党目前，其实都还是以协调为主，不成功的话才会走到初选那一步。由此视角来看，其实目前的蓝绿两党虽在桃园、屏东出现提名纷争，却都没有违背党内机制，且全世界各政党其实都以协调为主，很少像台湾这样，还办党内初选。
王业立表示，蓝绿两党如今的党内初选，其实就是比拼所谓的“动员能量”，也就是不只比民调，还要比谁更能动员支持者待在家里等民调电话，并且讲出“唯一支持某某某”；另外因为新人不见得有知名度，故初选往往还是高知名度者之间的较量，或是声势较弱的人必须与有知名度的前辈结盟，获得推荐。王业立指出，如果初选过程斗得太凶，也可能让选民感到厌烦，转而投给其他小党候选人，因其或许认为小党会比较清新。但这部分还缺乏科学证据，需要再详细研究。
另有说法指出，目前国民党在桃园市市长人选提名上黑幕、内斗不断，可能导致民进党获利，王业立对此说法持保留意见，一来国民党人选还没出来，二来距离选举还有一段时间，国民党在桃园的势力既有蓝营板块、原住民，更有宗亲会，要整合这些势力时间还够。此外台湾民众党在桃园其实也斗得很凶、民进党也尚未推出候选人，故还要再观察。
国民党议员罗智强有意参选2022年的桃园市长选举，与以朱立伦为代表的党中央发生冲突。 （多维新闻）
台湾选制改革能否根除派系
另外也有听众提问，台湾的选制改革能否根除派系政治？对此王业立分成两个层次来答复。
首先，在立委选举上，台湾已经采取并立式单一选区两票制。民众党曾提案，希望把“并立制”改成“联立制”，也就是以政党得票率分配总席次，扣除当选的区域席次后，才是不分区的席次数。但若采用“联立制”，王业立表示，看德国经验就知道，台湾势必走向多党制，也就是要组成联合政府，德国在二战后便从来没有一次单一政府过半，全是联合政府，这或许就是为何民众党要提出这个改革的原因，因为这样有利小党生存与发挥影响力。
但王业立接着分析，台湾现在是逐渐走向总统制的半总统制，若要改成联立制，便可能导致立法院没有任何政党能过半，也就是会出现强势总统，配上多党林立、无法制衡总统的议会，其实与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案例类似。如此制度搭配是否合适，值得深思。
至于县市议员等基层选举，是否能改成单一选区两票制，杜绝派系干政的现象，王业立表示此议题一直有在讨论。但这也会有一些问题，一来在地方选举上，政党政治的现象还不明显，民众未必能接受选制如此修改，当然也有人主张，就是要以此方式教育民众政党政治的意义；二来，在立委全国不分区选举中，结果也与当年改革时的期待不同，过去人们希望能在不分区名单中置入专业团体、专业代表等，但如今蓝绿两党的不分区名单，还是充斥政治分赃的现象。
王业立反问，若连立委选举都如此，未来基层选举也改成两票制，是否又只是创造了新的分赃管道？另外以台北市为例，若未来要改成不分区议员多少席，区域议员多少席，还要重划选区，且如此一来，议员职能会否与村里长无异？
王业立总结，选举制度能否改变派系影响力，在地方层次上或许很难发挥效用。而在立委选举上，也可以发现，中南部县市还是很多地方势力选上不分区立委，“全县型派系”有在式微，但以不分区立委为山头的新派系，却正在崛起、方兴未艾。因此选制改革可以说是改变了派系风貌，却没有去除派系政治的运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