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安法实施至今不足两年,香港净移出人数高达32万人。最新民调显示四分之一港人计划移民,其中非民主派拟撤离的比例上升。德国之声访问两名“蓝丝”香港人,了解他们为何宁愿背负“背叛”的罪名也坚持举家移民。



每四个香港人就有一人计划移民,疫情下香港净移出人数持续飙升,预计今年暑假会再创高峰

两个月前,55岁香港商人Chris(化名)完全没想过移民。两个月后,他已经在加拿大温哥华定居,“连我自己都觉得惊讶”。

Chris在香港土生土长,与太太育有两名子女,是典型的中产家庭。2019年反送中运动,他反对暴力示威、支持警方镇压抗争者,立场属于建制派的“浅蓝”,“不要什么都说要自由,不要妨碍经济令我没饭开(没生意)”。

他对德国之声形容,自己“心系中国但不是共产党”,不过也不希望政权倒台,恐怕中国因此陷入战争和内乱。他表示看好中国经济,尤其是港人在大湾区可以大展拳脚,有计划北上发展销售团队。

然而这一切在去年底改变。12月他陪同念中学的儿子赴温哥华升学,本来计划安顿好儿子就回港,未料香港政府因应Omircon疫情,1月初对英国、美国、加拿大等9国实行航班熔断机制“禁飞令”,他被迫滞留当地,归家无期。

期间适逢温哥华大风雪季节,起初非常不适应、归心似箭,后来为了打发时间去爬雪山、做义工、上兴趣班,认识更多本地人和文化,慢慢融入加拿大生活,并欣赏当地“政策以人为本,活得有尊严,尊重不同人的生活方式”。

同一时间,他隔海看到港府处理第五波疫情的手法,对当局彻底失望。“政府和高官以政治正确、不掉乌纱为优先,只著眼于压低确诊数字,交功课给上面,过程中不是以人的角度出发。林郑形容抗疫是‘在打仗’,其实意思是打仗总有人会牺牲,上头下了军令就一定要做到。”

“很多老人家被迫在寒风中、下著雨在医院外面露天排队,这一来毫无人性,二来也可能造成交叉感染。我会担心我93岁的外父和太太日后如果有事,他们的医疗和生活需求不被政策层面去照顾。”

他认为即使特首换成李家超,结果也一样,不看好香港未来数年局势。“特首换了,下面的行政团队还是一样,起码要3至5年才能换血。他接下这个烂摊子,未来几年又会消耗时间在政治任务,这会直接影响我的民生。我作为纳税人、是香港政府的客户,但产品很差又投诉无门,它改善不到产品,那我就转用另一家公司吧。”

Chris索性“就地移民”。受惠于加拿大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推出的“救生艇计划”,他在温哥华报读了硕士课程,今年7月入学,期间儿子可以在当地免费读书,最快14个月内毕业后可申请成为永久居民,到时连未满22岁、身在香港的女儿也可以一同申请。他坦言自己很现实,付2.6万加元(约1.9万欧元)学费就可以一家移民,“计算成本后觉得很划算”。



香港第五波疫情高峰期,老人要在寒风中露天等候床位

过去两个月10万人移出

根据香港入境处数字,2020年7月1日《国安法》实施之日起至2022年4月2日,由机场净移出的香港居民高达32万人,这相当于两个湾仔区的人口,连特首林郑月娥也在3月底承认,香港人才流失“是不争的事实”。

净移出人数在2022年加速飙升,单是今年2月和3月已有近10万人离开,较去年同期的1.1万人增加近10倍。香港学者梁启智分析,如此大幅增长与香港爆发疫情有很大关系,过往香港较世界其他地区安全,不少人愿意留港,但当香港不再安全,留港的理由就不复存在,而其他促使他们离港的理由也相对变得重要。

防疫政策令香港沦孤岛

对44岁建制派商人陈先生来说,疫情也是移民的导火线。他一直与中国内地关系密切,过去二十年在上海、山东等多地有投资及生产项目,但去年底开始筹备移民,明年初将与太太和两名7岁和3岁的孩子,搬到加拿大多伦多定居。他对德国之声说:“我挣扎了很久,工作上要放弃很多,但这一刻家人最重要。”

陈先生原打算待大女儿小学毕业、打好中国文化基础,才送她们去海外留学,但过去两年多疫情下,大女儿有七成时间都没有回校上课,“距离我当初希望她学好中文的目标有很大落差”。在防疫限聚令下,假日不能带女儿如常上教会、做义工,或每年一次出国旅游增广见闻,影响孩子的全人发展,遂决定提早动身移民。

香港第五波疫情似乎印证了他移民是正确的选择,他表示对港府管治水平非常失望,“有一年时间准備仍然这么不堪一击”,疫情也暴露了香港的尴尬定位,在国家政策和世界主流之间摇摆不定。“你要不就坚持清零、与内地通关,要不就全面开放、与外国通关,任择其一都可行,我都会支持——如果和内地通关我就和内地做生意,如果和外国通关我就和西方做生意。但香港两边都不接轨,变成四不像,沦为一个孤岛。”

相比之下,他认为外国“起码政策很清晰”,与病毒共存,让经济和生活回归正常,小朋友也可以上课。



计划移民的香港人当中,35%表示移民原因是考虑到“个人自由”

17%非民主派拟移民

有迹象显示,越来越多像陈先生和Chris这类中产建制派家庭,加入这一波香港移民潮。根据香港民意研究所今年3月底的民调结果,受访者中有计划移民的有24%,较半年前的调查上升4个百分点;调查细分民主派和非民主派支持者的回应,自称非民主派支持者有17%称有计划移民,较半年前上升5个百分点。

问及受访者的移民原因,35%人回答是“个人自由”,“家人的前途”和“香港的政治”分别有16%。​​另外被问到对未来政治环境的意见,只有27%受访者表示有信心,58%受访者表示无信心。

在香港经营移民顾问公司的胡康邦对德国之声表示,2020年《国安法》实施后生意额每年增加近四成,现时每月平均接获500宗移民查询、40至50人签单,近日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宣布参选后,查询个案也立即增多。他直言:“我们就是香港的寒暑表。”

胡康邦透露,客户当中约十分之一估计是建制派,或有中国内地背景的人,即早年移居香港的内地人,当中不乏上市公司主席。“从殖民时代、英国的制度,到现在中国的制度,无论你喜欢哪一种,今日的香港的确是改变了,这些人也看到这个改变,认为始终是外国比较安全,无论是财产还是人身方面的安全。”

他说没有子女的夫妇倾向“用钱买居留”,投资葡萄牙、希腊或土耳其等地的项目,每年在当地住几天就可以永久居留,最低入场费仅28万欧元。有子女的家庭则因为教育制度而选择英语国家,其中爱尔兰成为踏脚石,“尤其是在中国内地出生的人,没有BNO,他们想帮子女拿到爱尔兰护照,日后可以去英国读大学”。



国安课程已渗透香港学校,从幼稚园到大学“滴水不漏”

忧港变单一

事实上,温和建制派也不愿忍受国安法时代下的动荡。陈先生多次强调安全和稳定,指出香港回归25年“应该改的都改了,但越改越差”,管治水平也不济,“之后会不会国内派些高手来管治呢?到时又会有另一波震荡”。他表示长远来说仍看好香港,期待和内地有更好的融合,但在香港稳定下来之前会避险。

移民到温哥华的Chris则重申反对暴力、“最讨厌看到人吵架”,但现时政策只是把政治矛盾强行压住,并没有解决问题,比如“完善选举制度”后香港立法会清一色建制派。“我一向讨厌民主派,但也投过票给民主派候选人,因为我觉得议会不可以只有建制派的声音。民主派很不济,但就算他们十句有九句都是废话,只要有一句有建设性,对社会都是有价值的。没有反对声音,权力是会腐化人的。”

教育也变得单一,他担心随著中国与西方日益对立,香港在“国安任务”下只会“教一边”,两名子女“仍处于发展的窗口期”,不希望他们思维受限。“我不反对国民教育,但反对只有‘伟大了我的国’的教育,如果刻意贬低人家,不停说美国佬、英国佬怎麽不好,下一代的眼界只会越来越窄,少了一份谦虚去欣赏和学习别人的长处。现在的教育制度很窒息,因为年轻人反政府,就用教育令他支持政府和国家,这是功能性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学生的成长好。”

资讯环境也变得封闭,Chris说向来讨厌《苹果日报》,认为该报如涉煽动而被关闭是“合理做法”,但此举所造成的寒蝉效应,导致立场新闻等网媒相继停运,他并不乐见。“传媒应该建设性批评、文明地骂,但国安法下人人都怕中招,什么都自我审查。以前香港百家争鸣,骂共产党的、亲共的、亲台的、文人办报的,什麽报纸都有,连跑狗、跑马都有报纸!没有人管你,就是香港最好的时候。”



《国安法》引发的这一波移民潮,大部分人是“有去无返”

被深蓝批“叛国”

不过上述想法,Chris对记者表示很少跟身边朋友分享,其移民过程也非常低调,因为身边不少深蓝人士“思维太单一”,认定移民就是不忠诚、背叛,或者是一个愚蠢的决定。

他说曾向一位蓝营朋友透露移民意向,对方用了很多时间“晓以大义”。“她不断跟我讲未来是大湾区机遇,有爆炸性的机会,一定要留下来发展云云。我之后都不会跟深蓝多讲,费事解释那么多。”

育有两名幼女的陈先生也表示,深蓝人士標簽移民的人是“叛国”,但他自言没有包袱。“因为身边的朋友都知道我是理性的人,我是为了小朋友的将来而走。我爱国是另一回事,我在加拿大也爱中国。”

不像“黄丝”走难心态

九七移民潮的港人不少是抱著“买保险”的心态,打算取得外国国籍后回流,属于“移民不移居”,但不少学者分析指《国安法》引发的这一波移民潮,大部分人是“有去无返”。

不过对于两位“浅蓝”建制派而言,他们并不打算永久离开故土。陈先生强调自己的根永远在香港,有朝一日会回来。“如果稳定了香港,疫情也过去了,我会想回来,老了也想返香港退休。我也相信小朋友在外国学习完,长大后可以回国内工作、发展,吸收了别人的好东西,再贡献自己爱的地方。”

Chris也形容“我不是典型移民”,不像很多“黄丝”抱著“走难心态”,把香港的东西连根拔起,到外国“寄人篱下,settle for the less(退而求其次)”。他无意出售香港房产,会在香港保留基地,甚至不忘到大湾区发展的梦想,“如果香港真正融合9+2大湾区,同时保持与国际的交流,我希望可以把西方的先进思想引入内地为他们做coaching”。

他期望《国安法》会像六七暴动后港英政府实施的“游荡罪”一样,“当社会不再担心有暴动,就不会再执行这条法律,而不是被‘拿著鸡毛当令箭’作为尚方宝剑”。在这场风波过去后他会考虑回去,但在此之前,他已用脚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