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脱胎于克格勃负责国内反情报工作的第二总局，传统上并不以对外情报搜集为主，但该局作为俄罗斯现政权的根基，得以不断向其他领域发展。其辖下第五局在此过程中成为对乌克兰情报工作的中心。
2. 情报工作对军事行动的价值是重要的，但其价值也不应做过高估计。同时，情报机构也不可能替代战略决策者与作战指挥官做出最终的判断。
3. 高度依赖承包商是俄罗斯情报系统存在的重大隐患，随着对抗烈度的提升，以及国际局势日益紧张，这种隐患可能会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
近期，西方媒体报道称，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解雇了大约 150 名联邦安全局官员，并逮捕了包括联邦安全局第五局（行动信息和国际关系局）局长谢尔盖·贝塞达及其副手阿纳托利·博柳赫等人。据《泰晤士报》称，这次针对情报系统的“清洗”，是因为该部门向克里姆林宫提供了有关乌克兰局势的错误信息，导致随后俄军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遇到重大挫折。
传闻被逮捕的俄联邦安全局第五局局长谢尔盖·贝塞达
事实上，最早从3月11日，也就是开战后的第16天，俄罗斯调查记者安德烈·索尔达托夫（Andrei Soldatov）就在接受《纽约时报》报道中发出了这个消息，随后，美国国务院官员也向《纽约时报》证实了这一消息。也就是说，这一消息从公布至今至少已经一个月了。这一个月中，俄罗斯方面并没有对此进行辟谣或澄清，反倒是在情报战上栽得跟头一个接一个——通话被窃听，刺杀行动泄密，620名情报人员身份被公布到网上。
一百多年来，西方媒体对苏联/俄罗斯情报部门一贯不假辞色，这种态度可能从这个组织还叫契卡的时候就开始了。这种态度里包含憎恨、恐惧、厌恶等等，但很少像现在这样轻蔑。苏联解体后的三十多年来，这个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机关究竟发生了什么，是否真的像传闻的那样，对俄军的挫折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呢？
俄罗斯情报机构的前世今生
事实上，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主业并不在国外。
除俄总参谋部麾下的军事情报总局（格鲁乌）以外，俄罗斯政府有两个并行的情报部门，分别是负责国外情报工作的对外情报局（Служба внешней разведки），俄语缩写为СВР，英文缩写为SVR；以及负责国家安全保卫工作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俄语简称为ФСБ，英语简称为FSB。
这两个机构都是苏维埃时代安全机构的继承者。它们的前身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岁月，并有着一连串威名赫赫的名称：
1917-1922年，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消除怠工特别委员会（简称“契卡”）
1922-1934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简称“别格乌”）
1934-1946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
1946-1953年，苏联国家安全部
1954-1991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
十月革命后，被称为“钢铁般的菲利克斯”的捷尔任斯基在暴动工人和士兵之间组建“契卡”时，他那钢铁般的意志、组织与手段，就被注入到这个组织之中。其后七十多年来，无论敌友，均对整个组织闻风丧胆。
从1918年起，坐落于莫斯科梅尚斯基区的卢比扬卡大厦就成为了这些机构的总部，73年之间，无数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在这里灰飞烟灭。在苏联时代，“卢比扬卡”与“克里姆林宫”一样，代表着影响世界的权力。
在1991年苏联解体前，克格勃拥有5个总局（第一、二、三、八总局与边防总局）、18个业务局与若干个保障单位，工作人员总计48万人，肩负着苏联的政治、经济、军事与边防等各个领域的安全工作。在克格勃下辖各局中，势力最大的是第一总局和第二总局。他们分别相当于克格勃的“剑”与“盾”。
担任“剑”角色的第一总局，负责对外情报搜集工作，下辖行动规划与分析局（P局）、反情报局（K局）、行动与技术局（C局）等8个分局，掌握着面向全世界的20个区域处（第一处至第二十处），其中，针对美国的是第一处，针对中国的则是第六处。苏联解体前，第一总局在全球拥有200多个情报站，13000多名成员。曾经的克格勃主席、后来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安德罗波夫曾向手下抱怨，每天涌入那么多情报，不知道是真的有必要，还是只是为了满足最高领导人掌控世界的想法。
而担任“盾”角色的第二总局，负责反情报工作，下辖分析（A局）、技术与行动（N局）、无线电反侦察（R局）等4个分局和21个针对特定方向的处级单位（第一至第二十一处），其中负责对美反情报工作的是第一处，负责对中国反情报工作的则是第十六处。在苏联解体前，第二总局也拥有超过10000名成员。
在1991年八一九事件后，积极参与此次失败政变的克格勃被追究责任，负责军事反情报的第三总局被划归国防部，负责技术通讯的第八总局被划归政府通讯与信息局，政治保卫、密码、电子情报等各局与特种部队被分拆给其他各部，宗教与意识形态审查等局被废止存在。至10月22日，整个克格勃被撤销，余下的第一、二总局与边防总局分别组建苏联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与边防委员会等三个机构。克格勃在法律程序上最终的废止时间是1991年12月3日，再过23天，就是苏联停止存在的日子。
在俄罗斯联邦成立后，苏联中央情报局转变为了俄罗斯联邦对外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则调整为俄罗斯联邦反情报局，边防委员会转隶俄罗斯国防部成为俄罗斯联邦边防部队。1993年，俄联邦叶利钦签署法令，将反情报局更名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2003年3月11日，俄联邦总统普京签署法令，将俄联邦边防部队与克格勃前第八总局改编而来的政府通讯与信息局编入联邦安全局。相当于原克格勃的第二、八总局和边防总局重新合流。但同时，俄罗斯联邦情报局则继续保持独立存在。至此，俄罗斯在情报与安全领域的二元结构形成。当前，俄联邦对外情报局仍拥有超过1万名雇员，而俄联邦安全局因为拥有庞大的边防军，总员额则高达25万人以上。
虽然，对外情报局与安全局是两个平级单位，都直接向俄罗斯联邦总统负责，但在实际上，因为三个因素的存在，导致联邦安全局的地位，实际高于对外情报局。这三个因素是：
第一，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这一决策结构下，自2008年起，该委员会秘书长即由前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担任。该机构的职责是“辅助俄罗斯联邦总统，并制定国内、外交和军事安全政策”，是俄罗斯国防与外交战略缔造的枢纽，其正副主席即为联邦总统普京与总理梅德韦杰夫。
第二，自2008年以来，出于现实的反恐怖主义需要，也出于争取国际战略中的回旋余地的考虑，俄罗斯开始将国内外的很多具体问题纳入“反恐怖主义”这个大篮子里，并建立了国家反恐怖主义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还是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在这个以国家安全为核心任务的架构中，联邦安全局自然承担了主要作用，而对外情报局居于次要地位，其排位不仅低于外交部与国防部，甚至也低于内务部与紧急状态部。
第三，联邦安全委员会的第五任局长，是弗拉基米尔·普京。
第三点的作用可能是根本性的。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乌克兰的行动
联邦安全局第五局名为行动信息与国际关系局，Служба оператив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связей，俄语缩写为СОИМС，英语缩写为SOIMS。是联邦安全局中专门负责海外情报搜集和分析的部门。该部门在设计时的任务是，为安全局的行动提供情报分析保障，并与国际情报机构进行沟通。在冷战后，尤其是恐怖主义肆虐的21世纪前二十年，情报交换的重要性明显提升，这也是这个局最初设计的核心目标之一。该局第九处是分管乌克兰方向的专门机构，也是此次西方媒体认为“捅娄子”的主要部门。
很多人看到联邦安全局第五局出事的消息时，都会觉得这是老牌情报组织的“翻车”，但其实并非如此，第五局虽然属于一个历史悠久的组织，但却是个新衙门。前克格勃第二总局结构内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职能单位，这个局是1998年普京担任联邦安全局局长时新建的单位。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这个局最初扮演的是一个“情报处理中心”的角色。但现实的复杂性总是远远大于预期。
在普京时代到来后，联邦安全局作为普京权力的重要根基之一，不断得到强化，其触角也不断伸展到新的领域。在2000年之后俄罗斯遇到的新安全挑战中，联邦安全局都发挥了比原设计更大的作用。这个情况也出现在第五局身上。
从2004年开始，乌克兰政府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反复摇摆。为了对乌克兰政局施加影响力，对冲北约与欧盟在乌克兰的东扩努力，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也开始采取措施。
事实上，早在2014年2月18日乌克兰广场事件爆发的次日，俄联邦安全局第五局负责人谢尔盖·贝塞达就出现在基辅，并试图与当时的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会面，但遭到了拒绝，又过了一天，亚努科维奇与反对派签署政治危机解决协议后出逃，乌克兰新政府成立，朝野开始急速转向西方，俄乌关系也随之极度紧张化。俄罗斯无法再通过议会政治与民间手段影响乌克兰政局的走向。是年，俄军出兵克里米亚，随后顿巴斯也发生了剧烈的冲突。
关于贝塞达在基辅滞留的几天究竟做了什么，乌克兰质疑他参与在2月18日的暴乱中谋杀抗议者，而俄罗斯方面则声明，贝塞达当时的行程是为了保护大使馆和侨民的安全。但乌克兰并不买单，对贝塞达发出了逮捕令。随后，欧盟也在此问题上对乌克兰表示支持，并在7月26日，将贝塞达列入欧盟制裁人员清单。
2014年危机之后，联邦安全局开始增加在乌克兰的工作，而统筹这一工作的，正是其第五局。乌克兰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并不在原克格勃一总局与俄军总参谋部情报局的工作范围内。同时，乌克兰有大量的俄罗斯族人口，与俄罗斯之间的社会联系也非常深厚，也便于安全局在境内境外同时展开工作。
由此，形成了以俄联邦安全局为主导的对乌克兰情报工作。
客观评估情报战失利的影响
情报战本质上是一个黑箱，很多具体的措施甚至对于上级部门都是不可知的。对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情报战的效果，我们只能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去理解。
2月21日，亚努科维奇向抗议者屈服，并签署协议，乌克兰形势发生巨变。次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通宵召开安全委员会会议。23日，克里米亚首府塞瓦斯托波尔爆发亲俄示威，27日，摘除标志的俄军接管了克里米亚州议会，并同时分兵占领克里米亚全境。3月1日，在顿涅茨克也爆发了亲俄示威，4月6日，同样的事情在卢甘斯克发生。不久后的4月12日，卢甘斯克与顿涅茨克先后爆发了战斗，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顿巴斯战争揭开序幕。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八年，但那两个月时间里，乌克兰大地上发生的事情我们仍无法厘清。但从效果上来看，俄罗斯的行动必然有着清晰的情报和公关保障。
在现代民族国家成长的历史上，军事压力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催化剂。而顿巴斯战争无疑为乌克兰进行缓慢而持续的国家动员提供了机会，也极大地压缩了俄罗斯通过宗教与文化认同开展情报工作的空间。
2014年初春俄罗斯的雷霆一击，是在突发变局之下，为了让棋局继续走下去的险棋。但在那之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情报工作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但反过来看的话，2014年初春的行动也并不是一种常态，情报系统有自身的工作逻辑。
事实上，并不可能有某一份文件能清楚地表明一方后续所采取的所有行动。因为真正落实下去的行动，是在双方的对抗之中形成的。即便当年南京国防部的命令被同时发给延安和徐州，粟裕仍需要凭借自己的观察与分析判断战局的走向。情报是作战的保障，而不是作战的核心。情报系统或许会发挥出令人惊叹的效果，但更多的时候，它的作用其实是被过高估计了的。
据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的研究员尼克·雷诺兹和杰克·沃特林在2月25日撰写的文章，援引了俄联邦安全局第五局第九处在2022年2月，委托调查公司在乌克兰各地进行过一次民意调查。这份调查非常有意思，它展现的信息，这些信息所勾勒的图景，其实与我们在这七周的经历是相互印证的。
这次民意调查中的一些结论，与普京在2月24日开战前的电视讲话中的观点有很高的相关度。这次民调展现出乌克兰基层治理的失败，和对政坛普遍的不信任态度，这也是普京在那次讲话中对乌克兰社会所表现出的理解。
具体而言，在这次调查中，2月初的乌克兰人总体上对未来持悲观态度，对政治态度冷漠，不信任政客、政党或大多数乌克兰国内机构。他们的主要担忧是，疫情影响下压倒性的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两者都展现出持续上升的势头。足有44%的乌克兰人认为在2月可能会面临交不起水电费的问题。而乌克兰人对总统泽连斯基持信任态度的占27%，而不信的却占到了67%。而乌克兰军队则受到乌克兰人很高的信任，达到了68%。地方政府的相对信任度较高，超过了40%。然而，其他机构的信任度则很低，警察为28%，乌克兰情报部门为23%。对中央拉达（乌克兰议会）和政党的信任度则极低，分别为11%和8%。而在2月初，90%接受民调的乌克兰人都知道俄军正在进行大规模集结，但其中大部分都不相信俄军会真的开战，而51%的乌克兰人对军队能击败俄军抱有信心。
坦率地讲，这份报告中的数据，根本算不上失真。情报机构对这份民调的判读可能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但这种主观性，本也就是战争的指导者和作战指挥官应当面对的挑战。也没有一个合格的决策者会在情报面前放弃自己的判断。无论在情报学上，还是军事学上，情报都只是判断的依据之一，而不是行动的秘籍。
俄联邦安全局五局九处向俄联邦总统提交的情报究竟为何，这一点其实本身并没有那么重要。如果只是情报系统说乌克兰不会抵抗，俄军政要员们就认为真的不会抵抗，那么，他们落入眼前这种困境还真的是“自然”。
但这并不是说，俄罗斯的情报系统完全只是更高层级战略误判的替罪羊。这一系统有自身的严重缺陷。
供应商情报战
时代变化了。
在冷战期间，大国情报部门的官员犯下严重的错误，很可能会消失在自己部门的审讯室里。而在现代，同样严重的错误会导致的后果，可能仅仅是甲方不付款。这是一个情报飞速变成商品，连同情报分析都被产品化的时代。这种由承包商打情报战的状态，在当今全世界都非常普遍。但俄罗斯尤其严重。
这种情况的直接诱因，就是苏联的解体。在苏东剧变之初，曾经震动世界的红色帝国情报网也变得朝不保夕，其成员或者被裁撤，或者迫于生计主动离职，连普京在九十年代初都在考虑开出租车补贴家用。大量克格勃的情报人员，开始变成情报掮客，组建了各种各样的情报公司或技术保障公司，利用之前的人脉，继续吃情报这碗饭。比如前面提到的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各地进行的民意调查，也是通过当地的承包商执行的。
在2020年，著名反俄罗斯联邦政府的黑客组织——Digital Revolution（数字革命），就通过入侵情报机构或者政府站点，窃取资料和数据从而公布世间。该组织先后三次盗取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承包商数据，包括Quatum、SyTech和0Dday Technologies等三家网络技术公司，俄联邦情报局与这些机构签署协议，用以组建一个物联网僵尸网络，目的是追踪自媒体来源，或劫持民用传感器网络进行监视。这三家公司只是最终落实到的供应商中的一部分，在商业承包逻辑中常见的分包与转包，在这次泄密事件中都有体现。但这样的商业逻辑，最终引发了俄联邦安全局互联网情报工作的大曝光。
大量使用承包商参与情报工作，对于当前的俄罗斯而言，其实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这样的现实，让俄罗斯能以可接受的成本维持一个庞大的情报网络，但其忠诚度与安全性也必然存疑，而反应速度更是难以满足高强度对抗的需求。这种体系之所以能出现，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过去三十年的国际冲突相对比较缓和。但随着俄乌战争的爆发，国际局势加速紧张化，这个系统的短板开始变得愈发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