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的生活就是我理想中的生活）
我1989年出生于河南农村。父亲是当地化肥厂的一名职工，母亲是一名医生。我有个弟弟，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现在在北京搞科研工作。
在我们家族里，我的太爷爷、爷爷、奶奶都是老师，父亲这一辈虽然成了工人，但是对子孙后代的教育理念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竭尽所能的让孩子们接受最好的教育。
（这是97年拍的全家福，前排中间穿花毛衣的小男孩是我）
那时候，同龄的孩子都是直接在村里上小学，离家近，不用父母接送。但是，父母为了让我和弟弟接受更系统和正规的教育，坚持让我们到县里读小学。
我对那时上学的情景还记忆犹新。通常是，父亲骑着摩托车送我和弟弟两个人去上学，因为距离比较远，骑车要走40分钟左右。
最难的是冬天，天不亮我们就得起床，母亲早早给我们做好早餐，吃完饭，父亲骑车带着我们出门。到学校的时候我和弟弟都被冻透了，要很久才能暖和过来。可想而知，父亲要骑车跑来回，他肯定比我们更冷。
我求学这么多年，初中时光是让我最难忘的。那会儿自己的学习顿悟能力不强，对于各科的学习都有点吃力。为了夯实基础知识，初二升初三的时候我跟父母商量想转校复读初二，他们很尊重我的意见，也相信我提升成绩的决心。于是，我又转到了一所私立学校。
（这是我在省实验高中的毕业典礼照片）
这所学校是新成立的，我们属于第一届学生，学校需要通过我们的学习成绩和升学率打开知名度，实现顺利招生。所以，从校领导到代课老师对我们的管理都非常重视和严格。
我们从早上5点起床开始，跑操、自习、吃饭、上课、吃饭、上课、自习，一直到晚上8点结束一天的学习，每天都是这样重复的。学校对我们学习和生活的时间安排非常紧凑，所有的时间都必须用在跟学习有关的事情上面，不会让我们多浪费一分钟。
初三时对我们的管理更是到了“变态”的地步。为了不让体育成绩拉低我们的中考分数，跑操时都是副校长开车在河堤上领跑。刚开始的时候一个小时跑下来每个人都是筋疲力尽的，坚持一段时间后，我们都适应了这种强度的训练。
（这是我跟省实验高中的同学在操场上的合影）
不难想象，学校对我们的体育成绩都如此重视，对于文化课的要求肯定更高。那时候我们总共8门课程分别由5个老师带教，几个老师风格整齐划一——要求我们背诵知识点和做题，对于老师指定的内容不会背诵的学生不允许进行下一项的学习。在这样的学习氛围中，几乎每一个学生都能完成老师们的要求，没有人掉队。
在这种高压学习制度的管理下，我们那一届的升学率直接惊艳了整个县城。一个只有30个人的班级，20多个考上了县一中，3个考上了市一中，一个考上了省重点高中，这样的升学率是当时整个县初中都不曾有过的。于是，这所新建的私立初中从此一战成名，生源不断。
（这是我来日本读语言学校时第一次打工的照片）
学校为了奖励我们认真学习的态度以及对学校教育的配合，在中考成绩出来之后带着我们所有人去北京玩了好几天，算是对我们的一种犒赏和鼓励。希望我们以后能在更高的平台上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实现更远大的理想抱负。
我作为那届考入省重点高中的学生，在经历这样严苛的教育管理后，也养成了自觉学习和精益求精的学习习惯，这为我以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不得不说，父亲是个很有远见的人。从我和弟弟开始读书时学校的选择，到升学的准备，再到领域学习的规划，他都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那时候中学重点学习的外语是英语，父亲觉得我可以再多学一门语种这样不仅可以拓宽我的眼界，以后就业时也会多一些选择。于是，初中毕业后，父亲把我送到了省重点高中的国际部学习日语，正是这个决定改变了我后来的人生轨迹。
（这是入职公司时为日本九州地区的新人开庆祝会的照片）
也许是从小就知道上学不容易，我和弟弟学习都非常刻苦，在班级里的成绩一直都是名列前茅。尤其是我弟弟，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学霸。
他跟我读的是同一所高中，因为学习成绩突出而且对化学非常感兴趣直接考进了化学竞赛班。在参加全国化学奥林匹克竞赛时获得了一等奖，直接被保送到武汉大学化学系。大学毕业后去英国读的研究生，回国后被北京一家单位聘请过去搞科研工作。
我从小就很喜欢研究机械类的东西，在看过《四驱兄弟》、《四驱小子》等动漫后对机械的兴趣更浓厚了。后来了解到日本在机械技术方面的研究比较成熟和强大。
而且，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日本离中国更近一些，留学成本也比较低。于是，高中毕业后我直接来日本学习机械技术。本来想留学结束后就回国工作，没想到在日本一待就是15年。
（这是我有了孩子后的第一张全家福）
高中毕业那年我刚18岁，初来日本最大的感受是恐惧，对陌生国度的恐惧，对未来生活的恐惧。
虽然我高中时就在学校寄宿，但是我并没有学会所有的生活技能，尤其是做饭。来到日本以后，我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吃饭。
日本的物价很高，一个苹果都要十几块钱人民币，对于我们这些家境普通的留学生来说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消费得起的。为了更好地生存下去，我不得不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国家学习独立和成长。
当时我们那所高中里一起来日本的有40多个人，我跟3个比较好的同学住在同一个寝室。大家都面临同样的吃饭难题，我们就一起研究做饭。但是大家对于做饭一窍不通，只能一边摸索一边尝试。
（日本的水果贵得离谱，水果自由并不容易轻易实现）
那时候网络和短视频并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想吃什么一搜就行，当时我们只能靠自己对吃过的食物的印象和想象去做。经过反复的尝试和“研发”，我们四个人终于在吃了一个多月的夹生米饭之后找到一点点做饭的灵感。
关于那段“吃不好”饭的日子，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是，我们来日本一个多星期，一口肉都没有吃过，顿顿吃米饭和青菜。当时我们几个都让肉馋得不行了，可是又不舍得出去吃。这时候，有一个湖北籍的同学自告奋勇地说，他经常看家里人做回锅肉，看着很简单，可以尝试着做给我们吃。
虽然我们都对他做回锅肉的能力表示怀疑，但是这种怀疑最终被肚子里的馋虫打败了。于是，我们一致同意买肉回来让他做。我们确实太想吃肉了，并且对那位同学寄予了厚望，兴奋地买了一大块五花肉。
（这是来日10年，还留在日本的同学在京都聚会的照片）
然而，想和做之间永远隔着一条实践过的鸿沟，那一次我们吃到了人生中最难忘的回锅肉。他的手艺直接毁灭了我们对回锅肉所有的想象和期待。直到现在，我们几个聊天的时候还会说起那年的夹生米饭和那一顿回锅肉。
后来，我们跟着隔壁的同学学会了做咖喱，于是我们又吃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咖喱饭。直到来日本3个月后我办理好了打工证，到了一家日本人开的川菜料理店，我的吃饭问题才得以解决。因为老板让我试菜的原因，我的体重从60kg一下子飙升到了80kg。
（这是在京都四川料理店里跟对我特别照顾的日本厨师长的合影）
我在考入日本国立大学之前，在京都的关西语言学院学习了两年日语，平时在餐馆打工时也能跟日本人正常交流。但是，大学里老师们都是全日文授课，我听的时候很吃力，尤其是涉及到一些专业领域的名词时，我更是完全听不懂。
好在大一时，专业课不多，大部分都是基础课程，勉强能跟上学习进度。大一结束时，我的各科成绩刚刚达到及格线。到了大二，所有课程都变成了专业课，学习难度增大很多。
为了不遗漏老师讲的知识点，我主动跟班里几位学习成绩较好的日本同学做朋友，下课时就借他们的听课笔记一字不差地抄，回到宿舍后再仔细翻阅资料学习笔记内容。那年是我学习进步最快的一年，无论是日语水平，还是学习成绩。
（大学毕业后入职汽车企业时参加入社式的照片）到了大三，我的压力就减轻了很多，不仅能轻松地跟上所有课程的学习进度，大二挂科的两门专业课也完成了补考。
读书的时候，每逢节假日我都会出去做兼职，一是想多赚点生活费，二是想体验日本的生活。我在关西语言学院读书时就开始在中华料理店后厨打工，干了2年；大学期间，我利用假期又在度假酒店做了3年门童。大学毕业后，我直接入职一家变速箱生产企业负责变速箱的设计。
在日本工作期间，我跟同事之间的相处是很愉快的，彼此之间的合作也非常默契。因为从事的也是自己喜欢的职业，我整个工作状态是很积极和快乐的。唯独让我不好接受的是日本人对待工作的态度。
（工作之余的亲子欢乐时光）
从工作效率上来讲，日本人是比咱们中国人慢得多。在我们看来，只需要两三个小时就能完成的工作，日本人会用一天的时间来完成。在日本企业文化中开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遇到问题首先要开会，几乎不考虑这个问题的轻重缓急。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给客户提交的量产图纸出现了问题，客户要求20点之前把修改后的图纸再传过去。当时离我们下班还有十几分钟，这时候科长召集说先休息一下，十分钟后开会。
开会时，科长根据客户反馈的问题给我们进行任务分配、打印，接近19点的时候才完成分配。然后每个人解决完自己负责的那部分后再分别找担当、组长、科长、部长盖章确认，最后在接近20点的时候发给了客户。
（这是自我隔离期间带孩子一起打造的鸡窝）
其实，我研究了客户反馈的那个问题，预计用30分钟就能解决。但是，在日本人的工作意识里，只要是合作完成的工作，任何一个环节的修改、变化，所有人都要参与进来。这也许就是他们所谓的严谨，在我看来真的有点浪费时间。
另外，日本也是一个注重品质和享受的国家，很多日本人在工作晋升方面没有什么远大的目标和清晰的规划。
因为在很多日本员工看来，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自己只要做好自己该做的就行了。他们对于工作，从来不会大包大揽，更不会逞强，该做的会做，不该做的也绝不多做。
这是我一直都不能理解，也没有学会的工作态度。在我的骨子里，我觉得做任何事情都应该是全力以赴，精益求精的，而且人就应该不断地挑战自我，实现突破，这样充满干劲和激情的人生才是热气腾腾且有意义的。对于工作，我一直有自己的规划和追求。
（这是我们在日本农村买的房子，空间极度舒适）
如果没有疫情，我可能会在我的工作领域里一直深耕下去，但很多事情不是心里想就能够实现的。就像这突如其来的疫情，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就把所有人的生活打乱了。
2020年的春节我们是在中国过的。当时我太太先带着孩子回了山东娘家，我忙完日本这边的工作才赶回去。本想去山东接他们一起回河南老家过年的，没想到疫情来得这样凶猛，大年初二开始封村，不让进出。
我意识到这样耽误下去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会被打乱。于是我放弃了过完正月十五再回日本的计划，直接买了正月初五返回日本的机票。
从中国起飞之前经历了各种障碍和检查，但那时候日本疫情还没有出现，落地之后的行程和安排还是比较顺利的。
（这是我们自己在家里打造的小菜园）
回到日本的家之后，我们全家进行了自我隔离。因为见识到了中国人民对待疫情的恐慌和谨慎，加上周边居住的老年人居多，我向公司说明情况后自觉进行了14天的居家隔离。
这14天我们过得并不容易。之前家里没有储备足够的食物，只能靠回国前冰箱里剩余的东西和院子里种的蒜苗、菠菜等来维持我们每天的营养所需。
那是我第一次在这样一个富足的年代感到生活的匮乏，从那以后我对居安思危这个词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和领悟。
隔离结束后，我带着太太和孩子出去好好吃了一顿大餐，算是对这14天的紧张和窘迫的一种安慰。然后，我们又去超市疯狂采购各种食物，经历了这波封锁和隔离后，我开始对充满不确定性的生活有了未雨绸缪的意识。
（这是自我隔离结束后，带老婆和孩子出来吃饭的照片）
然而，就在我刚刚放松对疫情的警惕时，日本的“钻石公主号”邮轮带回了数百名新冠确诊患者，从此，日本疫情便一发不可收拾。
令人痛心的是，日本人根本意识不到这次疫情的可怕程度，尤其是从邮轮上下来的人们照样去约饭、泡澡、健身，完全没有一丁点隔离的自觉性。
最让人失望的还是日本政府佛系的抗疫态度。无论是最高行政部门，还是地方政府，对于疫情的防控没有采取任何行之有效的措施，甚至还觉得隔离和封锁是在小题大做。这让我十分不理解和万分失望。
我在家人和广大热心网友的提示和引导下开始囤积食物和口罩等物资。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感谢中国网友在这次抗疫中给我们一家提供的各种非常有价值的点子和建议。从囤积物品的种类、数量和存放方式上事无巨细的对我们进行线上指导。
（这是我结合中国网友的建议分两次囤积的食物）
那段时间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关注疫情变化和囤积物资。通过这件事，也让我切身感受到了网络里的温度和跨越山海的关怀，只有中国人才会如此真心实意的帮助自己的同胞。
随着疫情的蔓延，我开始感到焦虑和恐慌，除了出门采购生活必需品，我几乎不与外界进行任何联系。与此同时，我向公司提出了离职。
我的工作是做设计，经常需要出差到客户那边做报告，出行方式主要是电车和新干线，与人群接触密度特别高。公司在这一块工作并没有给我们采取什么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安全起见，我跟太太商量后向公司递交了辞呈。
在那段充满恐慌的日子里，我才真正意识到除了保护好我的家人，给他们足够的安全感和陪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值得我以自己的健康和安全为代价的事情。
（疫情让我失去了工作，但是我因此也拥有了很多陪伴家人的时间）
辞职以后，我全部时间都用来陪伴家人。以前都是我太太一个人照看孩子，收拾家务，我只负责上班挣钱，体会不到她的辛苦，也感受不到见证孩子成长的快乐。当真正开始融入家庭生活的时候，我才知道最踏实的幸福都是家庭里生产出来的。
没有了工作，也就没有了收入来源，我们只能花存款。这一点要非常感谢我太太的理财意识和对我们生活的规划，让我们在没有收入的日子里也不至于过得拮据和窘迫。
通过这次疫情，更加让我确定当初选择在日本农村买房子是个明智的决定。
当时，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我背井离乡来到这么远的地方学习，工作，最后却选择在农村买房生活？其实，在我看来，一个人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生活，他选择的都是一种生活方式。
（日本同事来家里帮我一起搭建“工程浩大”的鸡窝）
我本身属于比较随性的那种人，不喜欢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相对于街道狭窄、房屋拥挤以及上下班高峰期一眼望不到头的地铁站，我更喜欢农村舒缓又宽阔的节奏和空间。
尤其是辛苦工作一天以后，我特别享受那种恬静又舒适的时刻，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才能彻底卸下一身疲惫。
我们在日本农村买的这套房子，住宅面积加院落总共600㎡，各种手续办完总花费不到200W RMB。这对于工薪阶层的我们来说是可以负担得起的，既不用背负高额的房贷压力，还能保证生活的舒适度和品质。所以，我觉得这生活方式更适合我。
（日本农村的环境很好，空气新鲜，节奏缓慢，生活很惬意）
日本农村里居住的大都是一些老头、老太太，大部分年轻人都选择去东京、大阪、名古屋、福冈等大城市生活，这一点跟咱们中国农村的状况有点像。住在这里的老人们都非常和善，他们会把自己种的瓜果蔬菜分享给周围的邻居，邻里之间的相处非常和谐。
有时候我会把在日本的生活状态以短视频的形式发布到网络平台上，一是想记录这些有趣的生活片段，二是想让大家了解两个国家一些不同的生活方式。没想到这些视频获得很多网友的喜爱。
我们在日本农村买的这个房子，不仅生活空间齐全，还有个空间足够大的院子。我跟太太商量把院子改造一下，改成具备花园和菜园功能的院落。
一方面我们可以在院子里种一些时令蔬菜和水果实现自给自足；另一方面，随着孩子的成长，我们也可以饲养一些小动物、种植一些花草给他打造一个天然的儿童乐园。
（家里养的小动物是孩子最好的玩伴）
这个想法得到太太的支持后，我便开始联系造园公司进行咨询。他们根据我家院子的面积和结构给的报价是300W~500W日元（折合人民币20W左右），我觉得价格有点高。于是，我决定自己动手进行改造，反正我现在时间很充裕。
然而，改造院子的过程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从设计方案到买材料，再到施工都是我和太太亲力亲为的，过程其实非常辛苦。
但是几个月后，看着我们亲手改造的院子里，花开的正盛，各种蔬菜、水果、家禽一片繁荣热闹，那种辛苦和疲惫全都一扫而光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挺感谢疫情给了我这个融入家庭生活的机会。人对自己习以为常的生活都是麻木的，尤其是结婚有了孩子以后，为了给他们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工作上，缺少了对他们的陪伴。
（夕阳里的一家三口）
想当初，我跟我太太通过日本朋友的介绍，刚刚确立恋爱关系的时候，她家里人是持反对意见的。她家在山东，我家在河南，两地相隔600多公里，即使以后回国见面也很不方便。
我其实特别能理解她父母的感受，孩子在异国他乡这么多年，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想让他们留在自己的身边，这种想法并不自私。
想要说服他们同意我们在一起，我首先要让他们相信，他们的女儿跟我在一起会很幸福。在所有父母的心里，孩子的幸福是他们最终的心愿。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父母加深了对我的了解，也看到了我们想在一起的决心。他们开始认可和接受我，他们态度的转变让我非常欣喜和感动。
于是，我告诉自己一定要让太太过上好日子，让她父母放心，让她自己永远相信自己的选择没有错。这种想法也成了我最大的工作动力。
（这是我跟我太太的结婚照）
我是一个理科男，没有什么浪漫的细胞，恰巧我太太属于那种神经比较大条的女人，对我从来没有什么苛刻的要求，一直都很照顾我，尊重我。
我觉得正是这种互补，让我们之间少了很多摩擦和争吵，每天的生活虽然平淡，但是却蕴含了诸多感动和温暖。后来，我们结婚有了孩子，她主动放弃工作做了全职家庭主妇。
其实，当初她在职场的时候也是非常认真敬业的一个人，而且她喜欢在工作中寻找成就感。但是，因为孩子需要人照顾，她选择了回归家庭。我觉得这是她的一种牺牲，让我特别感动和心疼。
于是，为了回报她的这种牺牲，我更加努力的工作。我想让她和孩子感受到我对他们的爱，想给他们更多的安全感，想让他们感受到更多的幸福。我从来不觉得这个过程是辛苦的，相反，我乐在其中。而且，我们现在的生活就是我理想中的生活。
现在的日本正在经历第六波疫情，每天都有三四万的新增病例。也许是日本人对于政府在疫情管控方面的不作为已经麻木了，没有人在意每天又新增了多少病例。
（这是孩子在幼儿园玩游戏时的照片）
人们对一场台风的恐慌甚至远远超过对疫情的恐慌。台风来的时候人们会到超市疯狂囤货，连矿泉水都会被扫光。但是，对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的疫情，人们却毫不在意。
还有去年日本政府不顾国内强烈的反对声音，在疫情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强行召开了本届奥运会。这届运动会不但没有给日本带来经济效益，反而让日本因为防疫措施不当饱受国际诟病。
由于这次运动会超过97%的比赛都空场举办，运动员得面对空空荡荡的比赛场馆，也成为历史上现场最冷清、最尴尬的一届奥运会。
现在我的工作主要是帮国内日语教育机构录听力练习题，帮日本和中国的朋友翻译资料，偶尔会帮国内的一些粉丝代购一些东西。
我做这些事情在得到朋友和粉丝们的认可和感谢时会觉得很快乐。但是，内心深处，我还是希望能从事热爱的机械设计工作。我始终认为，技术是一个国家实现快速发展的第一生产力。
（这是孩子的幼儿园同学来我家里看小动物的照片）
我计划在孩子读小学之前回国，那个时候父母就60岁了，我应该回到他们的身边照顾他们。这么多年我都在外面求学、工作，没有机会在他们身边尽孝，如今他们老了，我也该履行我作为儿子的义务了。
尽管在日本的生活让我感觉很满足和幸福。但是，我还是希望在我掌握了一些成熟的技术设计能力后能回到中国，为中国机械技术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