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绑在床上不能翻身，身体痒了都挠不到，天花板落下的蜘蛛离脸只有几厘米，但我根本没法躲开...”
27岁的武田美里回忆起自己13年前的体验，依然没法抑制住内心的恐惧。
因为患有进食障碍，14岁的她被送往东京市内的某所医院，遭到了长达77天的囚禁。
事情开始于初二那年的冬天，美里在和同学聊天后，无意中诞生了想要减肥的想法。
青春期的孩子对一切风吹草动都极为敏感，一句“你体重比我想象中还要重”，就足以成为努力的动力。
但努力不总是有效，只要体重稍微增加，她就会过度控制卡路里的摄取。很快她的例假就出现了问题，身体无力，精神状态也跟着直线下滑。
父母很担心她的情况，将她送到了医院就诊。
“虽然当时不懂医学知识，但我认为既然医生说是厌食症，就必须治疗。而且听说是自愿在开放式病房住院，就很放心地同意住院了。”
“大家都为我的身体担心，我甚至感到很高兴。那时在想，住院期间可以给朋友写信，和家人见面，还想和同病房的孩子搞好关系...”
没想到，这才是噩梦的开始。
住院当天，她的幻想就被打碎了。她被带到病房深处像单人牢房一样的隔离室，里面只有床和便携式厕所。装着铁栅栏的窗被阴影覆盖，甚至没法判断当天的天气。
入院时首先要做的就是检查随身携带的物品。手机、iPod、书、纸笔等统统都被收走，甚至隐形眼镜都不允许带入。
主治医生严格要求她躺在床上不能随便动，坐在床边都会被训斥。单间内毫无遮挡的便携式厕所也不允许擅自使用，想上厕所必须得到护士的许可，并在上完后让护士进行确认。
她被允许的自由，只剩下躺在单间的床上，等待时间的流逝。
治疗过程中，主治医生严格要求，提供的食物要至少吃完三分之二。如果完不成就会改用“经鼻胃管”，将营养直接从鼻子输送到胃里。
示意图电视、读书、听音乐都被禁止，别说和父母、朋友见面了，就连写信、传话都不被允许，在与外界隔绝的日子里，她对医院和主治医生的不信任感越来越大。
住院约一周后，她想见父母的恳求被护士拒绝。出于对一系列待遇的不满，她自己拔掉了点滴，面对赶来的主治医生爆发出怒火。
她的诉求并没有得到回应。
4名护士按住14岁女孩的手脚，麻利地用柔道服带子一样的又扁又结实的绳子缠在她身上，系在床栏杆下面。
双手、双脚、肩膀的身体束缚结束后，医生从她的鼻孔插入胃管，软管比胃镜时插入的那种要更粗更硬，每天24小时，鼻子和喉咙里一直有堵塞感。
身体痛苦万分，意识却极度清醒。
这段时间内，她的一切行为都是在床上完成的。
排尿是以医疗器具自动吸出尿液的形式进行的。直到解除束缚后肌肉力量恢复、能够自己上厕所为止，排尿器具持续佩戴了2个半月左右。
（示意图）经鼻插入胃管的疼痛和不适感太强烈，以致于尿道的疼痛反而那么深，只是觉得异常羞耻。
更羞耻的是排便，因为一直穿着尿布，排便的时候还要叫护士，让护士脱下尿布，在屁股和床之间放上便盆。如果3天都没有排便，会通过灌肠强行排便。
按她的说法，自己经历的，是“极限的地狱”。
但出院后的她并没有得到赔偿，因为缺乏有效的证据，她无法证明自己在院内受到过虐待。
医院判断为，如果中止拘禁，她可能会自己拔掉点滴，并且产生自杀倾向，有自伤行为发生的可能。他们无法给出人身控制之外的方法，因此只能继续限制她的人身自由。
她无法证明当时自己的状态已经奄奄一息，“精神治疗”像是一个巨大的黑箱，遮住了内里的一切事实。
日本茨城县30多岁的女性樱井春香，也曾经历过类似的强行监禁。
几年前她突然被一群陌生壮汉强行拉上了面包车，拉到精神科医院隔离治疗，经历了痛苦的辱骂和威胁。
樱井于2016年未婚生下长子，成为单身母亲。
接受采访的樱井春香（化名）但儿童福利相关机构从她怀孕后期仍在工作、没有准备婴儿浴室、租住的房间只有9平米大小等方面，判断她没有养育孩子的能力。
按市政府要求，这种情况下，孩子将由相关机构统一管理。
樱井无法接受市政府强行带走孩子的要求，和相关人员发生过多次争执，最终争夺回了孩子的抚养权。
但生活却并没有恢复平静。这之后的一天，走在路上的她被市职员要求“好好谈谈”，在她进入职员的面包车之后，几个陌生壮汉突然接管了车。
事后她才知道，这些壮汉是所谓的“民间移送业者”，专门帮忙处理一些官方不方便执行的运输任务。
而她所乘坐的面包车的终点，是市里指定的精神科医院。
以抗拒市内规定、不交出孩子为由，樱井被送到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但她却并没有受到任何有效的治疗。
最开始，她被带到只有一床被褥和日式厕所的隔离室，就这样关了4天。
之后就是医生们无止境的敷衍。而在这家医院，轻症患者是要照顾重症患者的。调解住院患者之间的争吵、让夜间吵闹的患者冷静下来、让出门的痴呆症患者回房间...这些任务竟然落到了樱井的头上。
她被禁止和外界取得联系，而出院的条件也越来越迷，最终，她又被移送到照顾残疾患者的福利院——“集体之家”。
在那里，她每天被强迫做6个小时左右的制造工作。福利院的经营者在入住者不愿意进入工作间时，使用备用钥匙进入休息房间对入住者进行辱骂、威胁。
等她真正恢复自由，和孩子再次见面，已经是一年后了。
“不仅和孩子分开，还在没有经过正规检查的情况下被强制送入精神科医院，甚至还被强制移居到照顾残疾人的设施。”
“主导这一切的行政部门和遵从这一行为的医院和从业者们，是绝对不能原谅的。”
这之后，樱井向茨城县、决定移送的市、精神科医院和民间移送业者，以及残疾人集体之家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损失。
市政府方面虽然主张移送不是强制性的，但从她的遭遇来看，借助精神病症来掩盖一切的行为，显然无法自圆其说。
什么情况下能强制控制“精神病患者”的人身自由呢？一般来说，只有在有资质的精神保健医生认为没有其他方法的情况下，才能破例控制患者的自由。
但近年来，日本精神医疗领域的人身控制事件发生率倍增，放在世界范围内也属于显著偏高的程度。
这种情况下，精神病医院成为掩盖一切不合理治疗、关押行为的“黑箱”，被强行关押在箱子里的“患者”，面对的是难以忘记的痛苦。
日本的医疗和行政被赋予了很大的裁量权，所以即使收到过投诉，也有可能没有进行适当的处理，更没有机构对此进行客观的审查。
行政部门不会正面应对，而是委托医疗机构或委托民间企业通过移送等方式，采取应对疗法，或干脆直接掩盖。
而医疗方面也认为长期住院可以增加收入，所以总是让“病人”住院，在不考虑具体状态的情况下进行所谓的治疗。
于是我们看到，有人经历了77天地狱般的捆绑束缚，有人被当成劳动力辗转于各个机构，有人被关押了4年，就连想和家人说句话都无法实现...
今年，他们的经历被出版成书，更多的人有机会看到其中的黑暗。
而至于精神医疗被“封闭”起来的情况会不会得到改善，外界的目光又能不能最终投射进这个一切不合理之事都被掩盖起来的“黑箱”
或许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