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俄乌战争爆发，台湾舆论自我投射于台海冲突，“吊路灯”成为近期台湾网路热词。一些绿营台派网路侧翼主张，一旦两岸开战，首要任务就是把台湾内部的“通敌卖台”者逮捕清洗，送去“吊路灯”。部分台媒关注到俄乌战事激化台湾极端网路民粹情绪，例如《联合报》4月1日刊发短评，指把吊路灯当成“爱台”表现而洋洋得意，不只“心态险恶”、“愚昧至极”，更是把台湾“推进万劫深渊”。
“吊路灯”一词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群众将旧官僚贵族吊死在路灯上；二战末期，纳粹德国的党卫军也曾在柏林将逃兵于路灯吊死示众。在中国大陆的网路舆论场上，“资本家吊路灯”成为讽刺“万恶资本家”的一个段子；而在台湾，则演变为鼓吹对民进党以外政治异议者进行整肃的用语，凡是不认同“抗中保台”路线者，一律视为“中共同路人”，对象可以是统派、和平派，也可以是“柯（文哲）韩（国瑜）粉”等等，不一而足。
蔡英文2020年连任之后，两岸情势愈趋紧张，台湾内部被政客炒作起来的“抗中拒统”民粹情绪亦愈发高涨。当时在网路上的台派意见领袖，便已抛出“吊路灯”的说法，例如一位台派KOL便发文称“我只是看你这种失败主义者不顺眼而已，阿共打来，你这种跟亲共仔一起吊路灯刚好而已”。“吊路灯”一词后来演变为对于台派“键盘战士”的反讽，网路上便有人提问为何“台派动不动就要把人吊路灯！？”
俄乌于2月28日在白俄罗斯谈判后，曾传出乌方代表因“涉嫌叛国”遭到枪杀，台湾网路舆论演变为两岸若开战要清除“内奸”的讨论。（白俄罗斯通讯社供图）
俄乌战火持续延烧，传出乌克兰内部把矛头对准“乌奸”。例如3月初有消息称参与俄乌第一次谈判的乌方代表基里耶夫（Denis Kireev），因“涉嫌叛国”而遭乌克兰安全局（SBU）枪杀。尽管乌国官方后来澄清，基里耶夫是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因公殉职”，但随着类似真假难辨的信息越来越多，台湾内部兴起“吊路灯”的网路讨论潮，许多KOL或图文作家宣扬“吊路灯”的主张，以此作为“爱台表忠”的象征。
不止于此，台湾电视主播张雅琴曾在2月24日的节目上，批评国民党“唱衰台湾”，并将“小国不要刺激大国”的想法定义为“失败主义”，同时倡议即刻起“我们台湾一定要大扫除”、“有些政党提出不适当的人选，我们不要让他们进到议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也于3月20日在脸书（Facebook）发文，称“乌克兰除内奸，这是进入战时状态或紧急状态时，应该列在优先该做的事项之一，台湾亦然”。李敖之子李戡于4月1日发布了“愚人节参选宣言”，也将“抓光台北的‘中共代理人’”作为其“政见”之一。无论说者乃“有心”或“无心”，但“听者有意”，无不令“吊路灯”从“网路哽”蔓延为一种“敌我分明”的壁垒心态。
究其背后，“吊路灯”无论是“地狱哽”还是“真心话”，之所以能在台湾成为一股“话语权”，依旧是两蒋时期“反共”思维的延续，当时台湾上下“整肃匪谍”的集体动员，与解严之后“台独反中”思维成为一体两面，在社会上尤其是年轻世代发展出诸如“舔共”、“背骨仔”（闽南语，“背叛者”之意）、“亲中卖台”、“中共同路人”等各种“戴红帽”、“泼红漆”、“贴红标”式的骂名。
此外，这股历久不衰的民粹现象，同时也与台湾政治部落化之后的政党斗争有关，将不同颜色的政敌一律打为“全民公敌”，本身已是台湾移植西式民选结构且操弄认同政治之后所种下的恶果。当前台湾吹起这股“清洗红鬼”的“吊路灯”歪风，便是上述脉络集大成的体现。
讽刺的是，在台湾主张“吊路灯”一派，却又是民进党政府“转型正义”最强力的支持者。他们一方面诉求改正过往国民党威权政府以“反共”之名、行思想镇压之实的“白色恐怖”历史不义，然而另一方面却又继承了“白色恐怖”的精髓，对“思想不纯正”者进行检肃、排除其“台湾人”之身份。逐渐普遍“吊路灯”思潮若未得到进一步的反思，首先带来的效应，便是自我禁绝了各种台湾何去何从的讨论与探索，甚至把和平的声音关进思想黑牢里，当然也是对台湾“民主自由”的一种嘲讽。一旦战火成真，人民将遭受的苦难，恐怕远非在网路用键盘卖弄“吊路灯”那么轻松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