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府坚守“动态清零”引发大批外资企业和专才撤离,香港欧洲商务协会主席高飞(Frederik Gollob)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形容,现在的人才流失危机是他见过最严重的,遍及各行各业,新加坡、首尔、东京和孟加拉都是热门的搬迁地。

在极度严紧的出入境限制下,企业很难填补职位和吸引人才到香港工作

在一片争议声中,香港本月起逐步放宽部分防疫措施。首先从4月1日起,取消对所有外国的禁飞令并缩短隔离期,容许已打针的港人入境。在这波严峻的疫情下,香港移民潮却不减反增,首季已录得逾14万人口净流出,而港府坚守“动态清零”成为引发大批外资企业和专才撤离的最后一根稻草。

香港欧洲商务协会3月24日公布的调查显示,25%商会受访者的公司会在未来一年内完全迁离香港,24%会局部迁移,34%称不肯定,而表明一年内不离港的仅17%。35%受访者称自疫情在2020初爆发以来,其公司的香港分部经历不寻常地高的员工更替率。

德国之声专访香港欧洲商务协会主席高飞(Frederik Gollob),解构这波外企撤离潮的影响。

德国之声:引发这波外企撤离潮的导火线和主因是什么?

高飞:对国际企业来说,首要和几乎唯一的原因是,香港目前严紧的出入境限制和持续的大规模人才流失,这些是最迫切的问题。这次欧洲商会调查结果是个赤裸的警示,反映香港管控疫情的做法出了大问题。另一个引发外资企业离开的关键是,我们还没看到带领香港走出疫情的清晰计划。企业喜欢为做预案和计划,也倚赖香港作为亚洲“超级联系人”(super connector)的角色,帮助商界连接中国内地和全球各地,这些都是香港的独有优势。

但是在极度严紧的出入境限制下,企业很难填补职位和吸引人才到香港工作,不是说一两个职位,而是已经到了令公司运营出问题的程度,企业也无法派人出差见客户。外藉员工长期无法回国探亲,有些人更加两年多没见过家人,令许多人才萌生去意,40%受访者说这个原因导致难以聘人来港,其次是香港的“不确定性”,有15%。



在选择下一站的时候,企业会考虑该地区如何看待当前的新冠疫情,是否视之为风土病

德国之声:情况有多严重?哪些行业最受影响?

高飞:现在的人才流失危机是我们在香港见过最严重的。几乎所有行业和界别,无论公司规模大小和职位高低都出现撤离现象,甚至连规模最大、被公认为最有韧性的金融业都不幸免。即使还留在香港的欧资企业,很多都正在检视现状或考虑局部迁移,尤其是那些很依赖与全球客户连系的团队。

许多资深政商界人士都形容香港的“战斗力”很强,以往也经历过人口外移的情况,大部分都是暂时性的。但我们认为仍然要观望,此时此刻肯定的是,疫情为所有发展蒙上巨大阴霾。别忘记我们在新冠疫情前,还遭遇社会运动和动荡,一众外资企业在香港其实已渡过了三个非常艰难的年头。

德国之声:哪里是离港外资企业的热门目的地?

高飞:落户地点非常广泛,不是指向单一地区,我们所知的有去新加坡、首尔、东京、孟加拉等。欧洲商会大部分会员在香港的公司都是区域总部,他们需要跟中国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成员国做生意,这也是为什么香港常常被称为“超级联系人”。因此很多公司都在寻找“超级联系人”的替代品,例如新加坡的“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Vaccinated Travel Lane, VTL)航班计划对不少企业来说很吸引。在选择下一站的时候,企业会考虑该地区如何看待当前的新冠疫情,是否视之为风土病——我们看到许多地区都已经这么做,并大幅放宽管控措施。

德国之声:撤离的企业和人员有否打算未来回归香港?

高飞:我不会在此时做任何预测。对很多外资企业老板和员工来说,他们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和痛苦才在做出离开香港的决定。当中许多人早已视香港为他们的家,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也忍痛离开。所以,当香港愈早回复正常,人才回流和复苏的机会便愈大。我相信香港会再度繁荣,这是时间问题。但目前的状态拖延愈久,复苏的时间便愈长,对香港的打击也会愈大,因为很多本地商业同时也倚靠国际贸易、访客、旅游等等赚钱。



清零政策对保护本地民众有其作用,但香港可以一直做孤岛吗?

德国之声:港府宣布自4月1日起取消余下九个国家的航班禁飞令,并且有机会在4月稍后时间放宽社交距离措施,这些举动有帮助吗?

高飞:这是正确的方向,但肯定不足够,措施来得太少和太迟了。香港拥有全球最好的机场之一,它在扩建后还会变得更好,但如果一直维持隔离政策,一个城市根本没办法成为与各地连系的好地方。现在政府只是踏出了小步,我们需要更多具体的行动,给我们一条清晰的路径,结束这一切并回复常态。

德国之声:早前本港和外资商界多次向港府表达对防疫政策的强烈不满,部分人士更高调地抨击政府。你们跟港府的沟通顺利吗?当局是否愿意让步?

高飞:我觉得他们有,从最近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宣布可见,他们的确有回应商界的反弹和压力。不止欧洲商会和其他地区的商会,这是跨界别的,一些有地位的人也忍不住出来说,“这太过份了,我们无法再承受这些重担了”。我觉得这些反弹最终引致政府稍为改变方针,放宽旅游限制、取消那一直备受批评的禁飞令。但究竟政府是不是根本地调整方针,重新开放香港,我仍然不肯定。我们还没听到任何具体的消息,只能盼望会有,同时会继续寻求沟通,因为我们都是利益持份者。

德国之声:你们有什么建议?

高飞:我们已经多次询问政府,要求一个长远计划,很多商会都在问同一件事,但似乎我们还是停滞不前。香港每天仍有数以千计新增确诊,长者在医院里去世,商界不能且不会无视这些情况。我们相信推高接种率是唯一出路,我们已多次建议政府把接种疫苗做为最优先工作,令最弱势的人得到群体免疫。愈早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可以愈早准備与病毒共存。



香港长者的新冠疫苗接种率低迷,数以千计老人在第五波疫情病亡。目前,香港市民有两种疫苗可以选择,分别是科兴和复必泰(BioNTech),全港第二剂施打率达85%,第三剂有279万人完成接种。

德国之声:但中国目前仍然以“动态清零”为抗疫大方针,香港的政策也受制于国策,你们对香港未来走向“与病毒共存”感到乐观吗?

高飞:清零政策对保护本地民众当然有其作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自问:新冠病毒会否消失?它能够被消灭吗?香港可以一直做孤岛吗?我认为,没有很多人相信新冠病毒会在短期内消失。

很多香港的外资企业都有兴趣跟中国内地或大湾区做生意,因此当局对所有方针持开放态度,是至关重要。当局公开表明会把与中国内地通关放在首位,我们也欢迎。但现时香港处于第五波疫情,中国内地的疫情也不稳定,正因我们身处于一个如此多变的状况之中,我们更需要一个有前景的计划。当局需要正视目前国际企业和人才外流,对香港竞争力的损害。我们希望港府在订立抗疫路向时,能顾及公共卫生和商界两者的利益。

德国之声:香港近年经历大型示威和国安法实施,有意见指香港另一个卖点——自由和法治——大大受损。政治局势转变是否外资撤离的因素之一?本地移民潮造成的人才流失对你们有否影响?

高飞:在这次调查结果中,政治因素不是主因,只占5%,现时令外资企业最困扰仍是防疫政策。但无论国际或本地人才流失,都是令人忧虑的问题,大大影响企业运作。香港一直都是优秀外国和本地人才的大熔炉,东西文化汇聚的国际都会,是吸引外资之处。现在看到年轻的优才不断离开香港,是让人十分伤感的状况。

德国之声:欧洲商会如何看待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前景?她还能保持独特性吗?

高飞: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欧洲商会也是。香港一直都是个伟大和可爱的城市,我永远不会把她排除。香港是吸引外资进入中国内地的重要城市,她不会失去这个地位。但到底她能否维持在亚洲的地位,作为重要的金融和商业中心,我们还需要观望。我不确定香港会否以与2018年前相同的姿态回归,香港还会否拥有昔日的人才组合、同样著重国际交流的企业种类,我们当然希望会发生,但这些都有待时间证明。

香港本身仍然有很多吸引之处和优势,包括有效率的物流、基础建设和机场、一流学府、起步不久但很有前景的初创业等等。一切材料都齐备了,我们需要做的是,以正确的方式把它们拼凑起来。所以在争议和难题以外,我们指望香港政府带领扭转劣势,让我们在香港见到长远的商机。

高飞是香港欧洲商务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