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了一代人的“传说”
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笔者的亲戚中流传着一则都市传说，大概意思就是，据某个曾去过美国的亲戚的同事所言，美国的自来水不仅可以直接饮用，而且还非常清甜，用该亲戚的原话说就是“不放糖都是甜的”。
这则都市传说一度让笔者艳羡不已。因为笔者从小喜欢喝凉水，而在笔者小的时候，桶装水尚未普及，那时候要喝水必须接自来水烧开，放凉后才能喝，且父母也一直教育我不能喝生水，所以直饮自来水被视为不可碰触的雷池，有时候无论再怎么渴，都只能耐心等着烧开的水变凉。
这一羡慕情绪后来随着桶装水的普及而逐渐消退，并被笔者日渐淡忘。直到2016年，笔者偶然看到一则新闻：
美国密歇根州发生严重的自来水铅污染事件，多地居民的自来水管中只能流出受到严重铅污染的黄褐色污水，水体散发出阵阵恶臭，许多居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当地学校甚至为此而不得不暂时停止授课，居民为了维持正常生活把当地超市里的瓶装水抢购一空。
而究其原因，居然是因为2014年密歇根州弗林特市为了削减市政开支，将市政供水系统的水源由底特律地区的休伦湖改为当地的弗林特河，河流受污染的水腐蚀了供水系统的管道，使居民暴露在铅中毒中，数以千计的当地儿童受到铅中毒的影响。
也就是说，在事发之前，当地美国居民已经喝了整整两年的铅水，事发之后，很多居民不再信任自来水，只使用瓶装水。
一名弗林特市民展示2015年1月她家中的水样（图/美联社）
此事一下子触发了笔者尘封已久的儿时记忆，那个关于“美国自来水不放糖都是甜的”的都市传说一下子涌上脑海，令笔者哑然失笑之余不禁感慨万千。
笔者这一代人是在一个对美国充满溢美之词的环境下长大的。在笔者成长的年代中，通常来说是没法从舆论环境中获得多少关于美国或者其它西方社会的负面评价的，你可以从大多数公共媒体中看到各种或宏大叙事、或见微知著、或全景描绘、或只鳞片爪的关于西方社会优越性的内容。
这种展示通常是不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的，而是从物质条件到社会心理，从生活习惯到制度建设，从历史传统到民族文化，从奇闻轶事到历史变局，不论是夏令营里的日本小学生，还是比尔·盖茨的车库创业史，不论是青岛下水道里的德国油纸包，还是英国内战期间的骑士精神，简而言之，这种优越性展示是全方位、不留死角的。
进一步说，这些展示所描绘的根本就不是什么西方社会，而是想象中的西方社会，是理想社会，是乌托邦。
时至今日，我们都知道这些闭着眼瞎吹的东西有多荒谬。比如比尔·盖茨的白手起家车库创业史，要没他那个在多家企业、银行、基金会担任高管的母亲，微软恐怕很难有今天的地位。
但这些四处扩散的都市传说的影响力是不可小觑的，因为它们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整整一代人的世界观。终日浸泡在这类观念中，你对世界的认知很难不发生畸变，就像我曾经真诚地相信美国自来水清甜不用放糖一样。
西方“传说”的流变
问题在于，这些传说究竟是怎么来的？
塞缪尔·亨廷顿有一句传播甚广的名言：“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观或宗教的优越，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这句话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解释这一问题。
冷战是事实上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冷战的全面胜利让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获得的优势是全方位的，这种优势不仅是军事上的、地缘上的、经济上的，还包括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层面的；这种优势在西方国家掌握话语权的情况下被极度放大，成为一种超主权的价值体系，它影响并塑造了世界范围内的基础政治伦理，定义并界定一系列的基础社会逻辑，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先进、什么是落后，几乎成了西方国家的一言堂。
西方社会在这一过程中，非常热衷于把世界上的一切正面道德观念和社会价值都加诸己身，并通过一系列的话术包装，把这些道德观念和社会价值宣扬为其自古以来内在结构的一部分，以此来谋取政治合法性和道义优越性，然后再仗着这种政治合法性和道义优越性，以较低的综合成本去实现一些使用传统政治手段难以达成的目的。
这种超主权的价值体系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拥有很大的政治能量，使用得当的情况下，这套体系是西方国家对外干涉力量的倍增器和放大器，其性价比一度让那些传统的政治手段显得黯然失色，当年它们喋喋不休的所谓“巧实力”无非就是这么一套东西。
那些从德国油纸包到美国自来水的江湖神话，那些所谓“盎撒民族平凡而伟大的民族性”，那些夏令营里的日本负重越野小学生的故事，其实就是这些超主权价值观体系的零售版和边角料。
关于青岛的下水道流传着众多传说，油纸包属其中之一。图为青岛下水道结构图
国内相当一部分人对于这套超主权价值观体系所塑造出来的想象中的西方社会奉若神明，他们对西方社会抱持着一种宗教信徒式的狂热，极其渴望能把这套认知灌输给自己身边的人。
这种皈依者狂热带来的传教欲望，恐怕比很多西方国家土生土长的民众还要强烈，但是他们自身又没有接受过正儿八经的话术训练和成体系的价值观灌输，于是，在这种急迫的传教欲望和低劣的布道水平互相矛盾之下，便只能通过散布都市传说这种对传教者水平要求不高，成本相对较低的手法来传播他们的迷信。
就像算命的瞎子往往没有真的读过《易经》，而假和尚连《心经》都背不下来是一个道理，本质上是一种一知半解之下形成的船货崇拜，他们嘴里嚼的，不过是西方宣传的反刍物。
“传说”破灭
如今，这一套宣传的现实基础正在日渐破产。
首先，这套超主权的价值观体系是以西方主导下的超主权世界体系作为基础前提的，而这种西方主导下的超主权世界体系，本身是在冷战结束后一段时期内，由于非西方国家普遍性的贫穷与衰弱而出现的一种特殊时期的特殊状态。
从历史上看，这不是一种正常的、普遍的状态，而是一种不正常、不稳定，且注定无法长久的状态。当历史开始逐步回归常态，特别是非西方国家开始逐渐复苏，其物质条件和社会心理逐步现代化之后，这种建立在西方主导下的超主权世界体系下的影响力工具，在强主权的世界环境中就显得日益格格不入了。
另一方面，因为道德观念和社会价值中实际包含了大量互相矛盾的部分，所以把它们全都囫囵吞枣纳为己用，是非常容易导致逻辑上的不自洽的。比如你宣扬和平，但又宣扬人权高于主权，那么当你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去假模假式地吊民伐罪时，你宣扬和平的高调就自然破产了。这种内在逻辑上的不自洽是一切自诩普世的价值体系从来难以避免的问题。
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真正做到全知、全能、全善。
最后一点是，热衷于使用超主权价值体系去达成政治目的后，这种手段的低成本和高收益很容易让人形成路径依赖，继而忽视了对那些传统政治力量的投资和建设。对别人念经念多了连自己都信了，也就是亨廷顿反复警告过的“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点，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
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传媒门槛的降低，使得很多事实得以无遮无拦地出现在公众视野，无形中戳破了大量神话——特别是那些以信息不对称为存在基础的神话，当年捧得有多高，现在摔下来就砸得有多稀碎。
这三点难以避免的结构性矛盾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那些作为这一套影响力工具组成部分的各路政治神话开始竞相破产。这些神话在实然层面的破产甚至要早于在公众认知层面的破产，比如西方社会常挂在嘴上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体育无关政治”、“艺术和科学无国界”。
此类神话只有在西方主导的超主权世界体系下才成立，因为只有在这一体系之下，整个世界都是西方的私产，整个世界都在西方的主导之下，一切政治问题归根到底都成了西方的内部治理问题，自然可以做到“无关政治”和“无国界”，而那些在西方管理下的所谓私有财产，才是不可侵犯的。
要知道“体育无关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观点。
但是当这一套体系难以为继，世界秩序开始遵循强主权政治实体间的互动关系时，一系列政治问题从西方社会的内部治理问题重新转变为主权实体间的互动问题时，那些本来“无关政治”的东西都会因此变得政治化，那些“无国界”的事物都会争先恐后找到自己的国籍，世界不再是西方的私产，财产变得各有所属了，自然也就随时有可能被侵犯了。
主权实体间的对抗关系总是趋向于朝着总体战的方向发展，因为这是主权实体间的最高烈度对抗方式，而总体战的基本要义就是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去打击敌人，简而言之就是不择手段。在这种人人过关、个个表态的环境下，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置身事外，进一步地，也就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真正“中立”或者“无国界”。
于是，此前那些标榜自己“无国界”，甚至以此作为存在基础的事物，便失去了现实环境的有效支撑，只能纷纷以极不体面的方式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此前标榜得越光鲜，当下退场时就越难看。
就像这次俄乌战争中，西方为了对俄制裁，不惜违反一切前例、打破一切常规、撕破一切脸皮，把那些“中立”“无国界”“无关政治”的东西通通划线站队，全方位政治化。可见他们在打总体战时，总是不择手段的。
同理，此前西方为了巩固超主权世界体系所做出的一切给自己脸上贴金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变成压垮自身的重负，因为给自己定的调子太高，容易失去现实支撑，双脚离地，最后摔断脖子。
实际上，任何政权在做事时都不应该给自己定太高的道德调子，道德高地高处不胜寒，话说得太满容易逻辑和现实不自洽，更容易成为束缚自身、限制行动自由的政治障碍。
西方能够调动用于总体战式的主权实体对抗的资源依然是十分雄厚的，相比较世界上的其它文明体系依然有较大的优势，但西方社会在构建超主权价值体系时给自己标榜的道德高地，极大地浪费了这种优势，也极大地加速了这种优势的瓦解，总体来看是非常得不偿失的，后来者应当引以为鉴。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样的事情总是一再上演，而这一次，轮到西方了。
他们下一步还会打破哪些曾经被他们自己奉为金科玉律的规则，我们可以继续拭目以待。